万历帝十岁登极，少年天子励精图治，与张居正联手打造万历盛世。张居正死后，却对其抄家清算，掀起数十年党争。其后二十几年不上朝，被大臣痛批“酒色财气”。运筹“万历三大征”，战果辉煌，最后岁月却为辽东战事所困。在位四十八年，一生分为黑白分明的两段，心灵在成长中蜕变。是什么导致了他的压抑、偏执与报复？他的人性弱点为他的王朝带来了哪些厄运？
古代帝王操控着国家和人民的命运，自己何尝不被“高处不胜寒”的身份操控？复旦大学教授樊树志从普通人性的视角，以专业的史学修养与生动的文学叙事，真实再现了万历帝和他的朝代。
1. 晚明史大家樊树志有关万历帝传记的经典力作。呈现万历帝及万历朝数十年历史，情节、对话有根有据，同时引入心理分析，尝试将万历帝的内心活动展示出来。在真实性压倒一切的前提下，这部历史传记吸取了文学传记的优点，既可靠又有趣，雅俗共赏，引人入胜。
2. 从普通人性视角再现了亲政前唯命是从、备受压抑，亲政后一意孤行报复官僚系统的矛盾而复杂的帝王形象。给万历帝贴上“平庸之辈”“昏君”的标签很简单，但真实的历史往往更复杂。万历帝的政治色彩、权力欲望、个人素质以及宫闱生活，内廷与外朝大臣的微妙关系，当时最为敏感的政治事件的幕后活动，等等，都是全面解读其复杂形象的抓手。
3. 在权力与欲望无制约的情况下，接受儒家圣贤教育的帝王如何在外在规范与个人选择间博弈，万历帝是一个典型案例。他既不是雄才大略的帝王，也不是艺术气质明显的帝王，貌似平庸的特性最能代表大部分帝王。本书写出了普通帝王的心灵成长史与蜕变史。
历史著作的不景气，已引起有识之士的感慨。然而，历史人物传记却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这种充满矛盾的现象表明，在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度里，人们对历史的关注热情并未衰退，甚至恰恰相反，存在着巨大的潜在能量。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人们并不仅仅注视眼前方寸之地，更着眼于未来，而历史的回顾，有助于人们理解现实，展望未来。人们要求于历史学家的是，必须雅俗共赏，以引人入胜的手法表述历史，把丰富多彩的有血有肉的历史生动而形象地再现在读者面前，切忌高头讲章式的、经院学究式的八股文章。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此话于偏激之中蕴含着一种颠扑不破的哲理。任何历史作品，都是当代人以当代意识写出来给当代人看的。再现历史，不可能重复历史，而且再现的视角、方法，由于历史学家所处时代的不同也会有所不同。即使是同一题材，在不同时代的历史学家笔下，也不会是一模一样的，历史学家所要阐明的思想，强调的侧重点，给予读者的启示，势必有所不同。然而，历史还是历史。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帝王被神圣化，号称真龙天子。御用文人们又给他们涂上光怪陆离的油彩，罩上神秘莫测、令人眩目的光环。于是，帝王便成了神坛上的偶像。对于老百姓而言，“天高皇帝远”，仰头望去，只见一片混沌迷离，难识庐山真面目。这就给撰写帝王传记增添了难度。近几十年来，把帝王将相赶下历史舞台，这使得人们对他们的研究与了解，反倒比前辈更生疏了。在人们脑海中的帝王，几乎都是一幅幅脸谱化的漫画，都是一副副骷髅般的骨架，毫无个性可言。
诚然，帝王是一种制度或一个时代的象征，但他首先是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写帝王传记，既不能神圣化，也不能脸谱化，而要还他一个凡人的本来面目。我写这本书，试图把万历皇帝这个人的真实而全面的形象，活生生地再现于读者面前，并且透过万历皇帝这个人，复原一幕幕早已逝去了的历史场景。
要把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历史加以复原，谈何容易！一位西方哲人说，人不可能两次涉过同一条河流。对于历史长河而言，何尝不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复原历史，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历史学家应该向这个方向努力。为此，必须博览群书，做到言必有据，虽然不能说无一字无来处，但至少要做到书中所有的人和事，所有的情节、对话，都有根有据，有案可查。这大概是历史传记和文学传记的区别所在吧。一言以蔽之，真实性压倒一切。它与虚构、杜撰、想象之类无缘。历史传记要写得生动活泼，向文学传记借鉴一些方法是可取的，但一切都必须在保持真实性的前提下，才有意义，否则就不成其为历史了。
人们阅读帝王传记，最有兴趣的莫过于那个专制时代神秘而森严的宫廷。在这个狭小而又无限的天地中，帝王有时能在一定程度上掌握、操纵、玩弄芸芸众生的命运，演化、改变时代前进的步伐。人们不一定对这一时代发生的一切事件感兴趣，却有理由要求历史学家提供帝王的政治色彩、权力欲望、个人素质以及宫闱生活，帝王的内廷与外朝大臣的微妙关系，当时最为敏感的政治事件的幕后活动。而这恰恰是一般通史、断代史、专题史著作所难以做到的。帝王传记的魅力就在于，以个案分析的方法，从微观研究着手，反映出宏观的视野，给读者以深沉的历史启示。因此帝王传记切忌写成某个帝王在位时期的断代史，即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无所不包的历史切片。否则，传主就将被淹没于历史的汪洋大海中，帝王传记也就丧失其存在价值了。
本书的传主明神宗朱翊钧，人们习惯于用他的年号称他为万历皇帝。他是明朝第十三代皇帝，既没有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的雄才大略、叱咤风云的事迹，又因他的后半生疾病缠身，长期难于视朝，导致颇多非议。如果据此断定他是一个平庸之辈，是一个昏君，那也未免太过于简单粗暴了。其实，他在位的万历一朝四十八年，在明代历史上乃至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很辉煌的一段，令世人瞩目：经济迅猛发展，商品经济高度发达，人文蔚起，能人辈出。仅就这一点看，万历皇帝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人物。
对万历皇帝进行深入研究，便会发现许多难解之谜。在他即位的第十一年，对之前尊崇备至、言听计从的顾命大臣内阁元辅张居正，以及另一名顾命大臣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居然一下子翻脸，不但政治上予以否定，而且抄了他们的家。这是为什么？他是一个权力欲极强的人，亲政以后，独断专行，到了晚年却怠于临朝。这又是为什么？他本人是宫女所生，却瞧不起宫女所生的长子，迟迟不愿册立他为皇太子。这又是为什么？他的臣下直言不讳地批评他迷恋于酒、色、财、气。这种个人的秉性素质，对于一个皇帝有什么影响？这些都值得细细地加以讨论。
本书除了常规分析之外，还仰赖了心理分析。把心理分析用于历史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到了六七十年代，几乎成了国际学术界的一种时髦风尚，人们甚至称此为心理历史学。现在回过头去审视，这种时髦的全盛时期也许已经过去。但它毕竟给历史学家开启了一条新思路，借助心理学来扩大历史解释的范围和途径。美国历史学家奥托·弗兰茨对俾斯麦的心理分析便是一个颇具影响的例子。我在写作本书时，借鉴了这种方法，尝试对万历皇帝作些心理分析，把他的内心活动展示出来，力图对一系列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
史无定法，历史传记的写法是多样化的：有的重思辨，有的重实证；有的以生动取胜，有的以严谨见长；有的是年谱式的，有的是叙事式的。我则倾向于以白描的笔法，把传主的形象立体化地再现出来，至于功过是非，全可由读者去评判。在我看来，既然是传记，就应该尽量客观地把传主介绍给读者，避免把空洞的说教强加于人。
本书的谋篇布局颇费心思，在不太长的篇幅中，要把传主五十多年的生涯再现出来，是相当难的。这就需要由作者加以剪裁取舍，把作者认为最值得写、最应该写的东西写出来，把一些重要而精彩的场景细腻地展现出来。这要比面面俱到的平铺直叙好得多。
关于书名，我要作一点说明。本拟题作《明神宗传》，但他毕竟不像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那样声名显赫，人们会感到陌生；如果直呼其名，题写为《朱翊钧传》，就像吴晗先生的《朱元璋传》那样，人们会感到更加陌生，不知其何许人也。因此，采用《万历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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