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集国学的三种形态，特色文化城市与中国城市化的战略转型，第四次工业革命与产业政策的转型等28篇论文。

202pan>年5月1pan>日，在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中指出：“高品质的学术期刊就是要坚守初心、创新，展示高研究成果，支持优秀学术人才成长，中外学术交流。的回信，从初心、创新、成果、人才、交流五个方面，提出了新时代学术期刊的使命担当，为学术期刊发展指明了方向和道路。学术期刊是传播学术成果、开展学术交流、学术创新、人才成长的重台，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中承担着传承文明、创新理论、思想的重要使命。学术期刊的品质，是衡量一个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主要标志之一，而助推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人文社科期刊担负的重要使命。《天津社会科学》创刊于198pan>年，四十年来，该刊倡导“提出新问题，发表新观点，传播新信息”，致力于探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做出了重要贡献，多次荣获奖项，入选多家核心期刊评价体系，在国内社科研究界和期刊界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时值创刊四十周年，杂志社年来刊发的优秀论文结集出版，嘱我作序。作为该刊多年忠实的作者和读者，我虽怕力有不逮，但却欣然接下任务，因为她很优秀！

当今我国发展已入新的历史方位，也就是我国发展起来以后使大国成为强国的历史方位。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这既意味着我国在物质方面逐渐强大起来了，也意味着在物质方面要继续强大起来的同时，还需要在精神方面强大起来。精神方面的强大，主要体现在成为“文化强国”，而“文化强国”的核心，是拥有原创性、标识性、代表性的中国理论、中国思想及其所具有的世界影响力，而且这些理论、思想能解决中国问题和人类问题，能走向世界。

“问题意识”作为一个哲学命题，是人们对存在问题的能动性、探索性和前瞻性的反应，它不仅是面对本体和前提的思考，更是面对现实的人的感性生活世界的思考，集中体现在人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方法上。强调问题意识，就是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时刻关注并思考时代发展和现实社会中产生的一些难以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正是在这种因惑、怀疑、探究的心理状态中，才能发现有价值的问题，因此也就会确立解决问题的目标、动力和方法。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是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也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起点、创新的起点。强烈的问题意识是将学术研究引向深入并创新的关键。任何学术创新从本质上讲，其实都是围绕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三个环节展开，发现问题是开拓新知的契机，分析问题是决定研究价值的程度，解决问题是实现学术创新的标志，终得出具有原创性的新知识、新理念、新理论、新方法。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生命在于创新，人文社科期刊的生命也在于创新。揭示一条规律，提出一种学说，阐明一个道理，创造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都属于创新。《天津社会科学》在四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政治、学理和大众相统一，通过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抓住学术热点，主动设置议题，提出具有标识性的学术概念、学术观点和学术思想，着力提升原创能力和。比如《天津社会科学》在“发展问题”“”方面，发表了一系列具有广泛影响的高学术论文，提出诸多具有学术影响的新观点新理论，为我国研究作出了而重要的学术贡献，堪称全国学术期刊的一大特点亮点。此次结集的论文，有视野宏阔的理论阐发，有具体而微的学术思辨；有对基础研究的深度开掘，更有对现实问题的深切关怀。细读每一篇，都反映了作者的高层次、学术的高水准，具有学术原创力，对于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语话体系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具有系统性和专业性的特点，指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涵盖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党建等各领域，囊括传统学科、新兴学科、前沿学科、交叉学科、冷门学科等诸多学科，不断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努力构建一个、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从这一点来讲，《天津社会科学》此次结集的论文，学科归属多样化，既有对传统学科的深度研究，也有对新兴学科、前沿学科、交叉学科等的学术关怀。可以说，《天津社会科学》正在以自己的选题我国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和创新，它也将与所有的同样优秀学术期刊共建期刊学术共同体，为构建一个、全领域、全要素的具有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而努力。

祝愿《天津社会科学》越办越好！

是为序。

摘要“国学”话语，内涵复杂，理解和谈论也十分多样化。就具体形态来看，百年国学可以划分为“国粹”“国故”“国本”三种，这其中既有时代背景所造成的显著差异，同时也呈现出了不同的思维方式、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在这诸多问题的背后，含着复杂的社会心理和隐微的集体记忆，同时也折射出历程与文化变迁之五光十色的样态。

当前的国学讨论与国学研究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有以国学等同于文献典籍之学者，寻章摘句，力倡读经，以回归原典为旗帜，以恢复经学为目标，甚至钟情于雕虫之技，唯考据之马首是瞻。有以国学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者，或循着儒、释、道三分的格局，或按照义理、考据、辞章的套路，或者延续着道、技分层的习惯，自说自话，各行其是，此国学实非彼国学也，但又均拿国学作名号。有以国学等同于中国之学者，不分古今，模糊了历史概念，也不论汉文化与少数民族传统之差别，一概以中华为标识，以当下之民族——国家形态为依归，倡言为“大国学”或者“新国学”。这些不同的理解路，其入手处有别，取径迥异，目标和方式也不一样，故所讲之国学内容，所做之研究工作或所致力推动的事业，实际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就具体形态而言，一百余年来的国学实可以区划为“国粹”“国故”“国本”三种，这既是时代背景所造成的巨大差异之使然，也是人们的思维方式、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判然有别的显著表征，它们的背后含着复杂的社会心理和隐微的集体记忆，同时也折射出历程和文化变迁之五光十色的样态。

一、国粹之学

“国学”的初出场是以国粹为标识的，它是在西方文化的挤压之下的产物。鸦片战争后，西学、西术挟其军事之威临岸叩关、渐次伸达，洋务运动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方略接纳之，张之洞倡“中体西用”，已有画地为牢分秋色的意思。当其时，西学尚是被动接受和容纳的对象，还不足以对中国传统的文化系统构成根本性的威胁。清末新政之后，形势大变，废科举、黜读经、兴学堂、举西体，西方文化以完整的形态倾囊而出，有术有学，体用兼备，并且渐渐地反客为主，对中国传统文化构成了整体上的攘夺之势。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才出现了所谓“国学”的意识，有了与“西学”相对应的“国学”之观念。所以，“国学”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学术体系瓦解之后所浮现出来的特有话语，有着强烈的时代性。这也可以说是当时的知识人，在固有学术传统与西方文化构成对峙态势的特定情景之下，为了突显自身文化的价值与，确立其不可摇动的民族自信心而采取的针对性极强的一个策略。

作为国粹的“国学”观念与意识，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心态，当晚清风雨飘摇之时，其背后又寄托着很强的保国保种之现实的诉求。当时的革命党人和呼唤时代变革的分子，一方面怀抱着排满复汉的志向，倡言革命，另一方面又要着力重塑“国家一民族”之新形象，以抵御西方之压倒性的强势。刘师培作《攘书》，黄节撰《黄史》，皆以光大的伟大史迹和优秀传统为旗帜，以塑造祖先“创拓”的形象为历史叙事之，藉以突显在华夏历史文化中的主体地位。所谓“中国者，之中国也。叛之人即为叛中国之人，保之人即为存中国之人”①。这一“正统”观念，上接轩辕黄帝的“类族辨物”和《春秋》大义的夷夏之防，下连宋明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