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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说中国上古史：求古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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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古编》辑录著名史家许倬云先生1960至1980年间撰写的关于中国古代史的所有研究论文。

　　《求古编》全书以社会经济史为主轴，从古代民族的融合到三国吴地的地方势力，从两周的农业技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动，从传统史学精神的探讨到社会学在史学研究上的应用，对中国上古史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梳理。

自古以来，中外历史学家其实都在致力叙述千类万绪的变化。“变”是人类历史上最不变的“常态”！本书诸篇论文，有的是讨论国家制度，有的是叙述文化现象，不论是有关封建体系、文官制度、国家权力，或文化兴衰，大致都与社会及制度的“变”有关，接之历史，这些系统都无不时时处在变动之中，因此而各有其衰退、败坏，甚至崩解坍塌。
世事生生灭灭，都有潜伏的因缘。读史者，若能用历史经验，长存戒心，则趋避之际，自然会有智慧。
—— 许倬云

序
求古篇是多年前收集专业研究论文的文集，其中讨论的问题大致都与社会及制度的转变有关。每一篇都遵守专业行规，只论列史料与史实，不作理论的阐述。为此，在集合成帙时，又加上一篇代序，陈述网络系统的结构，目的在于向读者陈述我处理历史问题的视角。这次求古篇在大陆重印，以就教于中国本土的学术界。于原文并无增删改动，以保持当时作品的原貌，不愿文饰，以掩饰少作之浅陋。但是，仍想在原来的代序之处，再加一些于网络系统的申论，以阐明自己应用系统理念的若干观点。
人类群体组织，不论是在哪一层次，小而社团，大而文化系统，都有盛衰，未见稳定不变的群体，这一普遍存在的现象，涵盖了人类历史上大大小小、无数的离合悲欢。自古以来，中外历史学家其实都在致力叙述千类万绪的变化。“变”是人类历史上最不变的“常态”！不少前辈曾提出不同的解释，以说明人类历史如此多变。我们若从系统结构的内在性质观之，或也可以作为解释历史变化的一个角度。
人类群体，不论是简单，抑是复杂，无不以许多“个人”为群体的基本单位。这些独立的单位，又都是有生命的个体，受制于自然生命的规则，无所逃于生老病死，必须经历幼年、青年、壮盛、衰老、死亡的过程。一个群体组织包含了许多各别的单元，而每一个单元又天天在生命的过程上，天天有变化。如果群体的全部单元，都步调一致，同时启动又同时经历生命的变化，则这一群体的存在，将不过是一个单元的生命，变化也就简单了！
可是，人类群体是由许多不同年龄、不同生理秉赋的个人合成，个别生命的繁殖滋生及他们的生老病死，步调参差，不能整齐。于是，单以年龄级别，即是有世代的层层落差，并由此形成世代之间，延续与创新之间，难予避免的紧张。举例言之，每一个个人，亦即群体的基本单元，在其生命变化的过程中，大致体能都由幼而壮，再由强而衰，同时其累积的经验及知识，则又不断续长增高，由此形成智能的成长曲线。体能与智能的增长与衰弱，两条曲线并不同步进行，有人体弱早于脑衰，有人反之，脑衰早于体弱。每一个人类群体无不掌握一些资源，而资源运用，大致都在群体体能智能最为壮盛的一代手中。单由上述体能智能趋壮与趋衰，因人而异，各人有各人的变化曲线，则掌握与运用资源的权力分配，即因此而时时刻刻有所变化。同一世代内，已有如此变化，两个相接的世代之间，更因能力的变化，而有年轻一代上升曲线与老年一代下降曲线之间出现的剪刀差，形成世代交替的紧张。
人类群体的个别单元，年寿有寿有夭，体能与智能也有强弱、智愚、贤不肖……种种差异，不能齐一。于是世代的转移，不可能阶级分明，而因此有新陈代谢的渐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权力”的持有者，会习惯性的继续持有其权力，而且伴随权力而来的资源，更使掌握权力的个人，甚至其世代，尽力牢牢握权，非万不得已，不愿释手。于是权力欲望，又加强了前节所说的权力转移的紧张。
凡此都可借数学的函数关系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群体组织内在的紧张。任何组织中个别单元的变化，在体能、智能及权力欲（亦即支配资源的机会）三个向度，都有其时时发生的向量变化。这些向度变化，亦即许多单元所代表的变数。无数单元的变数，聚合为群体变化的函数。这许多内在的变数，已是错综复杂，不易计量，若再加群体外在环境（例如生活资源所寄的自然生态），及人类增殖而产生的人口压力……又都构成外在的变数项，形成更为复杂的条件，迫使人类大大小小的群体组织，一有功能性的调适，必然引发内在变数项之间的已存在的函数关系。
人类的变数项，在一个函数系列内，为了趋向稳定不断地调适，调适是为了趋于衡态（equilibrium），但在种种变数的互动中，衡态常是可望而不可及。于是函数的趋衡，实际上是不能停息的调适，亦即不能停息的失衡。失衡遂是另一方式的衡态，趋衡遂是永远变动衡态。
一个微型的群体组织，例如社团、公司，能够经得起动衡造成的紧张，大致不能超过两三个世代；一个国家，一个朝代或一种形态的社会，因其掌握的资源丰原，可能持续数百年，还是会面对累积的紧张，而难免崩解。一个文明系统，则因其维系群体的能量来自文明系统发展的理念与价值观念，而这些人类的智能，是常有修改的可能，比物质性资源与制度性资源有较多的弹性，是以文明系统的延续可以千百年之久，还能有自我调适与更新的能力。
本书诸篇论文，有的是讨论国家制度，有的是叙述文化现象，不论是有关封建体系、文官制度、国家权力，或文化兴衰，大致都是该一层次的复杂系统，其呈现的结构，只是稳定状态当有的情形。接之历史，这些系统都无不时时在变动之中，因此而各有其衰退、败坏，甚至崩解塌陷。单以周代封建为例，宗法与王权合而为一，维持了王室与诸侯的尊卑，诸侯国内周人、商人与本地土著间的紧张关系，又形成一定的趋衡性动态稳定。但是上述诸种函数中的变数，不断在变动，终于将周人封建网络冲垮，遂渐转变为列国体制。又以两汉政权的权力基础，先是皇室与功臣集团共天下，逐渐转变为以儒生－文官集团代替了功臣集团，又以察举制建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人才与意见的流通周转机制。这一颇能随时间调节的机制，还是在内部变数的演变，遂逐渐变化，由两汉内外均衡转变为东汉的地方离心、中央失控。
凡此诸例，均反映趋衡性动态稳定状态，终于难免失衡。中国古代名家方生方死之论，易经革卦之革与不革，易与不易，或者都可为动态稳定终于难以永久稳定。儒家“和而不同”的原则越能贯彻，则越可躲过强求“清一色”的弊病，也越能避免最后的失衡，以致走向衰败崩坏。世事生生灭灭，都有潜伏的因缘。读史者，若能用历史经验，长存戒心，则趋避之际，自然会有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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