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所研究的对象主要以先秦两汉史传文学作品为主，分为四章：先秦两汉史传叙事对历史的重构、叙事之“事”、叙事特征、文学性成因，作者运用西方的叙事理论来分析我国先秦两汉时期的史传作品的叙事方式，新方法、新视角，论据翔实、观点新颖。本书的重点是先秦两汉史传叙事的特征，包括叙事人、叙事视角、叙事时间、叙事结构，全方面的解析了先秦两汉史传作者叙事的手法技巧，使我们对作者的创作模式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也为学界研究先秦时期的典籍提供了更好的文本分析方法。

　　郭丹

　　用叙事学的理论来研究解析叙事作品，是学术界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兴起的一个热点。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这类的成果已经不少，如傅修延的《先秦叙事研究》、【美】王靖宇的《中国早期叙事文研究》等。此两部著作所论述的文本，莫不是先秦两汉时期如《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国策》《史记》一类的史传作品。因此，深入分析先秦两汉史传作品的叙事特征，是非常切合的一个选题。

　　本书的题目是“先秦两汉史传叙事研究”，其所研究的对象主要以先秦两汉史传文学作品为主。诚如尹雪华所说，西方叙事学首先在对虚构叙事即小说（文学）的分析中取得成绩，之后逐渐转入史学领域；而中国叙事理论恰恰相反，首先是在史学领域内受到重视，而后在小说领域内取得大的发展，但始终没有脱离史学叙事的影响。事实确实如此。中国叙事作品，是从史传开始的。即使是作为史传作品源头的甲骨卜辞的记载，也是叙事。中国最早的史传作品，是历史著作，但却是以讲述事件甚至是讲述故事的形式来记载历史的。所以，叙事是记载历史的一种方式。先秦两汉史传作品其本质是史书，那些具有文学特性的史书，我们称之为史传文学，是很恰当的。这样的历史与文学交融的性质，又为运用叙事学的理论进行研究提供了可行性。

　　鉴于史传文学作品即是史书又是文学作品的性质，尹雪华首先注意到先秦两汉史传叙事与历史重构的关系，也就是本真地再现历史与描述历史之间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正如朱自清所说的“《左传》既是史学的权威，也是文学的权威”。史学与文学的完美融合，《左传》是典型代表。先秦两汉史传作品的这种两重性，决定了其“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尹雪华认为先秦两汉“史传叙事就是一种纪实叙事”，“史传叙事中既包含有历史叙事因素也包含有小说叙事因素”。这样的看法是可以认同的。

　　作者要探讨的是史传的叙事，那就必然涉及到历史的客观存在与叙事的关系。作者在本书中指出，历史是客观的，史传则是以客观历史为基础的叙述人的主观行为，叙述的过程充满了主观的价值判断、充满了叙述人的猜测，叙述本身是作者运用“建构的想像力”对逝去历史的重新建构，而不是客观的再现。作者概括分析的历史与史传叙事的区别的几个方面，如历史没有叙述人、而史传作品总是由叙述人叙述，史传叙事总是有“遗漏”，历史是无序的、史传叙事是有序的，历史是不可间断的、史传叙事是可间断的，历史的立体型和历史叙事的平面性的矛盾，等等，揭示了历史的客观存在与历史叙事的区别与关系。这些应该是历史客观与历史叙事之间存在的必然规律。其实，人们如果一定要再现原生态的历史原貌，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它总是会有“遗漏”的。就像数学上的极限概念，它只能尽可能的接近历史横坐标，而不能与横坐标有交点。也就是说，你只能尽可能的接近历史的原貌，而不可能还原历史存在。那么，由此说来，完全“实录”其实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像《史记》那样的史书，被称为“实录”又是后人所公认的。尹雪华经过对经典史传作品的分析，运用叙事学的理论，提出了“叙述人退场”、大量使用人物语言、增加大量细节以及时序上的调整等手段，来揭示“实录”的合理性。这是她考察了大量的史传作品得出的结果，是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上的，因此也是有说服力的。

　　先秦两汉史传叙事的特征，是尹雪华论文的重点。叙事人的特征，是研究史传叙事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尹雪华详细讨论了叙事人的不同形态，叙事人对于叙事干预的各种形式。尤其是她注意到从先秦到两汉叙事人的变化，即她在论文中所说的：“相对来讲《左传》中叙述人的声音比较微弱，叙述人让人物与事件自行浮现，无论在主观情感还是理智判断上，叙述人都比较收敛，不让自己过多介入。到了《史记》叙事中，叙述人的声音通过其浓郁情感的抒发以及包含在情感中的判断表现出来，然而叙事仍然能够客观公正地进行，让历史事实自己说话、让历史人物自己表现自己。叙述人通过精心提炼叙事主题，精选题材再辅以巧妙的时间安排等叙事手段清晰地传达出自己的声音。”其次是叙事视角。无论是全知聚焦与限知聚焦，尹雪华在先秦两汉的史传作品中找到众多的鲜活的例子。先秦两汉史传中常见的倒叙、预叙、侧叙、回叙、夹叙、追叙、总叙等众多手法的娴熟运用，说明史传作者在历史叙事方面对于时间掌握的科学性。叙事结构方面，尹雪华细致分析了编年体与纪传体这两种主要的叙事结构，对它们的优劣点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如编年体结构是《左传》叙事走向成熟的桥梁，它为《左传》开创宏大历史叙事提供了可能性，但也存在详于叙事而疏于写人、受时间限制等缺陷。纪传体结构超越了单纯支撑叙事内容的构架作用，确立了以人为中心的包容万象的叙事方式，对历史人物的位置安排体现了叙述人对历史发展的认识以及对历史人物的定位与评价。纪传体形象地照映了封建政体的等级秩序，适应了封建统治者的思想体质。纪传体叙事虽然也有自身的不足，但却可弥补编年体的缺陷。由此可知，编年体和纪传体两种体例成为史学叙事的主流样式，与其叙事方式有密切关系。此外，尹雪华还探讨了先秦两汉史传叙事文学性的生成机制，认为从叙事方面究其原因，与其记言方式和叙事时距的变换有密切关系。

　　本书是尹雪华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从博士论文答辩至今，已过了几年，与原论文比较，作者增补了大量的内容，在理论上有很大的提高。特别是对于叙事学的理论，运用得更加娴熟，因此使得这本书稿显得更有理论的分量。虽然有的部分还可以进一步深入，如先秦两汉史传叙事的文学性成因，可以从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的细微差别中论述得更深入一些。但我已经感觉到尹雪华的每一次修订，都是一次很大的进步。

　　雪华在大学任教，担负着繁重的教学任务，还有家庭和为人妻为人母的负担。但她并没有放弃科研，不时有新成果出现。这是颇为不易的。借此机会，我祝福她工作生活顺畅，学术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是为序。

　　郭丹

　　2016年4月12日于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