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如何建构一种“好的死亡”，始终是哲学家们最为关注的中心问题。
本书收录了190余位已逝哲学家的死法，跨越几千年。它调侃地介绍了历史上那些最出色的思想者，并对人类幸福的意义及可能性进行了积极的探索。通过学习如何死亡，我们学会了如何活着。

探讨哲学就是学习如何去死。
——西塞罗
如果让我写一本书，我将会做一个记录各式死亡的登记簿，再加上我的评论。教会人们死亡的人也将教会他们活着。
——蒙田

1、 这本书写了大量古今哲学家对待死亡的哲学思考，这些思考以及他们自己的死亡方式与其哲学思想之间有着十分有趣的关联。 全书总体风格轻松有趣，甚至令人叹为观止。2、 哲学家死亡的历史，是一个个充满离奇、疯狂、自杀、谋杀、倒霉、痛苦、做作以及黑色幽默的故事。

序言（节选）

本书始于一个简单的命题：人类生存于地球一隅，赋予我们生命以意义的不仅是对死亡本身的害怕，还包括肉身湮灭带来的无边恐怖。这种恐怖既有对死亡之不可避免及其带来的痛苦，而且很有可能是毫无意义之痛苦的展望，也包括对坟墓以及身体被钉在一个盒子[[[] 盒子，指棺材。——译者注（本书页下注均为译者注）]]里，埋到地下，然后成为蛆虫食物的恐惧。
然而，一方面，我们被诱导着否认死亡的事实本身，并义无反顾地奔向健忘、愚蠢地陶醉于占有金钱财物所带来的肤浅享受；另一方面，肉身湮灭带来的恐怖又使我们盲目地相 序言（节选）

本书始于一个简单的命题：人类生存于地球一隅，赋予我们生命以意义的不仅是对死亡本身的害怕，还包括肉身湮灭带来的无边恐怖。这种恐怖既有对死亡之不可避免及其带来的痛苦，而且很有可能是毫无意义之痛苦的展望，也包括对坟墓以及身体被钉在一个盒子[[[] 盒子，指棺材。——译者注（本书页下注均为译者注）]]里，埋到地下，然后成为蛆虫食物的恐惧。
然而，一方面，我们被诱导着否认死亡的事实本身，并义无反顾地奔向健忘、愚蠢地陶醉于占有金钱财物所带来的肤浅享受；另一方面，肉身湮灭带来的恐怖又使我们盲目地相信某些古代信仰和很多新式说教，它们都能提供意在拯救的巫术以及永生的许诺。我们似乎既寻求着瞬间遗忘的短暂慰藉，也寻找着来生的神奇救赎。
喝醉之后，我们很容易逃避现实。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哲学式的死亡理想却有着使人清醒的力量。正如西塞罗所说：“探讨哲学就是学习如何去死。”对古代大部分哲学家来说，这种观点是不言自明的，它在现代哲学家中也不乏响应者。依此类观点，哲学思考就是为我们的死亡做准备，为死亡提供训练，并培养一种面对死亡的态度，即在不为来生提供许诺的前提下去直面肉身湮灭的恐怖。蒙田曾提到过埃及人的风俗：在奢华的宴会中，他们会带来一种象征死亡的道具——通常是一具骷髅；它被带到宴会厅中，还有个人专门对他们喊话：“喝酒吧，行乐吧，因为你们死后，就跟这具骷髅一样。”蒙田从他的埃及趣闻中引申出了这样的寓意：“这样，我便养成了不仅在头脑中，而且在嘴巴里也频繁描述死亡的习惯。”
哲学式的死亡就是把死亡放在你的嘴里、你讲的话里、你吃的饭里、你喝的酒里。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开始直面肉体湮灭的恐怖感，因为最后是对死亡的恐惧征服了我们，并使我们既喜欢暂时的遗忘，又向往不朽的永恒。正如蒙田所写：“学会了怎么死的人们就会忘记如何做奴隶。”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结论：预先思考死亡等于提前谋划自由。因此，逃避死亡就是自甘束缚，就是甘愿沉沦。否认死亡就是憎恨自我。
在古代，哲学提供面对死亡所必需的智慧是一种惯常的说法。那即是说，哲学家会勇敢地面对死亡，并拥有视死亡若无物的力量。这种哲学式死亡的原初范例是苏格拉底，我将在下文中详述。在《斐多篇》（Phaedo）中，苏格拉底坚持认为哲学家在面临死亡时应该高兴。事实上，他走得更远，竟然说：“真正的哲学家会为他们的职业而献身。”一旦人们学会了哲学式的死亡，就能够带着自制、平静和勇气去面对我们会死的事实。
几个世纪之后，在斯多噶学派的塞内卡那里，这种苏格拉底式的智慧出现了更为激进的表达，他写道：“不懂好好死的人也不会好好活。”对他来说，哲学家会享受漫长的生命，因为他不会为其短暂而担忧。斯多噶学派试图教给我们的是“一些伟大的、至高无上的和近乎神圣的东西”，即面对死亡时的平静。
塞内卡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下列情况除外：公元39年，他被卡里古拉（Caligula）皇帝判处死刑；公元41年，又被克罗迪乌斯（Claudius）皇帝流放，罪名是与皇帝的侄女通奸；最后，公元65年，在成为罗马世界最显赫的知识分子和最有权势的官员的时候，他却由于尼禄皇帝的命令而不得不自杀了。他预言般地写道：
我深知造物主让我置身于怎样暴虐的一个群体中。常常有大厦倒塌声在我耳边响起。很多通过讲坛、元老院和日常谈话而与我有瓜葛的人都在一个夜晚被夺走生命，一度握在一起的友谊之手被无情斩断。当过去总是出现在我周遭的罪恶有一天发生在我自己身上时，我应该感到吃惊吗？
尽管哲学家们的死亡并非总是像苏格拉底和塞内卡那般高贵，我仍然愿意为哲学式的死亡理想辩护。当然，在目前的世界中，这其实是一种很难实现的理想，如今人们所相信的唯一形而上之物是金钱，同时医学与长寿仍作为一种毫无疑问的善而被赞美着。但是，我相信，哲学能够教给我们面对死亡的从容，却不会带来任何把美满、幸福等概念看作是虚幻的想法。或许这听起来很奇怪，但在这些表面看上去呈现病态的书页中，我始终关注的却是幸福的意义和可能性。
简单来说，这本书讲的是哲学家们是怎么死的，我们能从哲学中学到何种对待死亡和临终时刻的合适态度。作为对蒙田格言的响应，我的愿望是“制作一个带有评论的死亡登记簿”。我的信心来自于：通过学习怎么死，我们也可能学会怎么活。
让我为《哲学家死亡录》内容的编排方式解释几句。本书的主要内容是用一些简短的条目——有时非常短——来介绍各位哲学家，列出他们的死亡方式，并经常把它们与其主要思想联系起来。这些条目可能短到一两句话，但当写到极为重要的或者我比较重视的哲学家时，也可能长到一篇小论文。例如，读者会发现某些人物的篇幅较长，而且关于他们的讨论反复出现，像苏格拉底、第欧根尼、伊壁鸠鲁、卢克莱修、庄子、塞内卡、奥古斯丁、阿奎那、蒙田、笛卡儿、洛克、斯宾诺莎、休谟、卢梭、黑格尔、叔本华以及尼采等都是如此。对于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艾耶尔、福柯、德里达等20世纪的思想家，我也花了不少笔墨。这些条目按照年代顺序排列，从公元前6世纪的泰勒斯直到现在为止。它们分成若干章节，反映出哲学史的几个主要时代。不过，我的年代表不会那么精确，也不会严格按照时间顺序介绍哲学家们，尤其是我要表达其他意思的时候。
我并不打算去描述所有重要哲学家的死法。博学的读者们将会看到一些空白，无疑会否定我的很多选择。一些哲学家遭到忽视的原因，一是因为从他们的死亡中我看不到任何特别有趣的东西可以讲，例如弗雷格（Frege）、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或奥斯汀（J. L. Austin）；二是因为距离他们的去世太近了，例如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去世于2007年6月8日，那时我正在写本书的结尾。简单来说，我的目光主要聚焦于能够吸引我的哲学家。尽管如此，已然为数不少，约190位。
除了尝试囊括西方哲学史上的主要或次要人物之外，本书还包括多位很可能会让人感到惊讶的女性哲学家，读者们还会发现不多的几位圣徒、中国古代哲学家、中世纪伊斯兰与犹太哲学家，其中几位哲学家对死亡持有非常有趣的看法（有几位哲学家的死亡还很引人注目）。
这些条目既能从头至尾地读，也能蜻蜓点水、浅尝辄止。我不反对把本书视为杂录，但我还是希望能从头至尾读下去，那样一连串累积的主题就会浮现出来，落到一个具体的论题上，即哲学不仅教人们怎么死，也暗示了怎么活。
马蒂斯（Matisse）曾经被问到是否相信神的存在。他答道：“当我工作的时候，我确实相信。”那我们可以说，本书正是很多这样的工作的结果。尽管我的研究涉及海量的文献材料，但我决定不用脚注，以防弄乱正文。读者需要给予我信任。如果读者想查找本书的材料或想从中找到更多资料供自己使用，那么可参考附在最后的参考文献；而想搜寻更多语境性内容以及哲学史或哲学家史标志性符号的人们，应该来看此“序言”的最后一页。

西蒙克里切利，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哲学教授，洛杉矶盖蒂研究院访问学者。他继承欧陆哲学的研究传统，研究方向涵盖哲学史、政治理论、宗教学、美学等领域，著有《不过如此》（Things Merely Are）与《无尽的索求》（Infinitely Demanding）等。

序言
学习怎么死——苏格拉底
笑着去死
关于已故哲学家的书

190余位已故哲学家
前苏格拉底哲学家、自然哲学家、贤人与智术师
柏拉图主义者、昔勒尼派、亚里士多德派与犬儒派
怀疑主义学派、斯多噶学派与伊壁鸠鲁学派
古代中国哲学家
罗马人（严肃的与不严肃的）与新柏拉图主义者

基督教圣徒们的死
中世纪哲学家：基督徒、伊斯兰教徒和犹太教徒
中世纪晚期的哲学 序言
学习怎么死——苏格拉底
笑着去死
关于已故哲学家的书

190余位已故哲学家
前苏格拉底哲学家、自然哲学家、贤人与智术师
柏拉图主义者、昔勒尼派、亚里士多德派与犬儒派
怀疑主义学派、斯多噶学派与伊壁鸠鲁学派
古代中国哲学家
罗马人（严肃的与不严肃的）与新柏拉图主义者

基督教圣徒们的死
中世纪哲学家：基督徒、伊斯兰教徒和犹太教徒
中世纪晚期的哲学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科学革命
理性主义者（唯物论与非唯物论）、经验论者以及宗教异见者

启蒙哲学家、唯物主义者与感伤主义者
德意志哲学家群体与一些非德意志哲学家
怀疑论学者和一些不怀疑的美国人

漫长的20世纪I：战争时期的哲学
漫长的20世纪Ⅱ：分析哲学家、欧陆哲学家、数名濒临死亡和一位有过临死体验的哲学家

最后的话
地理信息与致谢
参考文献
译后记

笑着去死
《哲学家死亡录》不是埃及或中国西藏那种“亡灵书”。这些文字细腻的古代作品详细地描绘了为筹备来世生活所必需的仪式。《埃及亡灵书》（The Egyptian Book of the Dead）包括189条咒语，确保灵魂来世可以通往星界或太阳。 《西藏亡灵书》（The Tibetan Book of the Dead）则描述了为打破生命的虚幻轮回与实现涅槃、达到大彻大悟所必需的丧葬仪式。
这些仪式的影响是广泛的，从布拉瓦斯基夫人（Madame Blavatsky）的神智社的“秘密信条”（‘Secret Doctrine’of Theosophical Society），经过提摩太·莱里（Timothy Leary）用迷幻剂帮助演示的20世纪60年代迷幻版本的《西藏亡灵书》，再到1976年以来雷蒙德·穆迪（Raymond Moody）的《生命不息》（Life after Life）造成的“濒死”（neardeath）或“灵魂出体”（outofthebody）体验的困扰，都受到了影响。
这就是尼采所谓的“欧洲佛教”立场，尽管周围也有很多美国佛教徒。关键问题是，《埃及亡灵书》《西藏亡灵书》以及它们的当代模仿者们都认为死亡只是一种幻觉。生命就是不断再生的一种轮回，只有通向大彻大悟的最后阶段才能打破这种轮回。因此，问题在于掌握正确的“知识”，这种“知识”将会揭去被叔本华视作摩耶（Maya）的幻象之幕的东西，灵魂才能获得自由。
这种面对死亡的态度也包含在著名的孟加拉诗人拉宾德拉纳德·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的话里：“死亡不是油尽灯枯；它只是熄灭灯光，因为黎明已经到来。”人们可以从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Elisabeth KüblerRoss）所著的仍拥有众多读者的书中，找到这种面对死亡与垂死状态的态度的影响。她提出了一种针对临终病人的深奥心理方法，它的基础就是著名的、临终关怀中极为重要的临终五阶段论（否认、愤怒、配合、沮丧、接受）。在《论死亡与临终》（On Death and Dying，1969年）中，每一章都引用泰戈尔的诗作为开头，在标题富有启示意义的《死亡：成长的最后阶段》（Death： The Final Stage of Growth，1974年）中，大大称赞了《西藏亡灵书》。
我并不想否认这些方法与态度具有不可置疑的良好治疗效果。我担心的是它们会培养出一种信念，即认为死亡只是一种幻觉，可以通过适当的精神准备来克服它。然而，死亡并非幻觉，它是一种我们不得不接受的“真相”。我还进一步认为，死亡是人类生命的组成部分，也是一种事关重大的真相。很可能，当代社会最有害的特征就是人们不愿意接受这种真相，逃避死亡的事实。
但是，《哲学家死亡录》是一系列死亡的提示，或者说“死亡警告”。它并非在号召一种新的秘密教条，而只是一本包含约190个问号的书，它们可能会使我们直面死亡的真相。
好消息到此为止。因为哲学家死亡的历史也是一个充满离奇、疯狂、自杀、谋杀、倒霉、痛苦、做作以及一些黑色幽默的故事。你们会笑死，我保证。让我们列举部分会在下文得到更详细讨论的例子：

毕达哥拉斯宁可让自己被屠戮，也不愿横穿一片豆田；
赫拉克利特将自己闷死在牛粪里；
柏拉图据说死于虱病；
亚里士多德据说是用乌头毒草毒死了自己；
恩培多克勒跳进埃特纳火山，目的是成神，但是他的一只青铜制拖鞋被火焰喷了出来，表明他确实死了；
第欧根尼自己憋气窒息而死；
伟大的激进思想家基提翁的芝诺也死于憋气；
爱利亚的芝诺死得很英勇，他咬住了僭主的耳朵，直到自己被刺死；
卢克莱修服了一剂春药后疯了，然后把自己弄死了；
希帕提亚被一群愤怒的基督徒暴民杀死，人们还用牡蛎壳剥下了她的皮；
波爱修斯被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下令用大棒击杀，之前还受到了残酷的拷打；
约翰·司各脱·爱留根纳，伟大的爱尔兰哲学家，据说是被他的英国学生刺死的；
阿维森纳死于激烈的性行为之后的鸦片服用过量；
阿奎那在用脑袋猛撞大树之后，死在了离出生地25英里的地方；
皮科·德拉·米兰多拉被秘书毒死；
布拉班特的西格尔则是被秘书刺死的；
奥康姆的威廉死于黑死病；
托马斯·莫尔被砍了脑袋，他的脑袋还被长矛挑着，放在伦敦桥上；
乔达诺·布鲁诺被宗教法庭塞住嘴，绑在木桩上活活烧死；
伽利略惊险地避免了同样的命运，但没有逃脱终生监禁；
培根为了评估冷藏的效果，在伦敦大街上往一只鸡体内塞满雪后死了；
笛卡儿死于肺炎，这是他在斯德哥尔摩冬天的凌晨向奇妙和喜欢穿异性服装的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授课的后果；
斯宾诺莎在其他人都去教堂的时候，死在了在海牙租的房子里；
莱布尼茨，一位受到谴责的无神论者，被遗忘的公共人物，孤独地去世，只有一个朋友出席了在夜里举行的葬礼；
英俊聪颖的约翰·托兰在极度贫困中死于伦敦，以至于埋葬他的地点连标志物也没放；
伯克利是托兰以及其他所谓“自由思想家”的热情批判者，访问牛津大学的时候死在了星期日晚上，而他的妻子正在为他读布道词；
孟德斯鸠死在了情人的怀里，留下了一篇未完成的论文；
无神论者、唯物主义者拉美特利死于吃了一大堆松露酱之后引起的消化不良；
卢梭死于大量脑出血，可能是两年前在巴黎与一条大丹犬激烈相撞所致；
狄德罗吃杏时噎死了，大概表明他直到最后一刻仍旧是快乐的；
孔多塞在法国大革命最血腥的时候被雅各宾派谋杀了；
休谟平静地死在了自己的床上，之前他避开了博斯威尔询问的关于无神论者如何看待死亡的问题；
康德死前最后一句话是“够了”（Sufficit）；
黑格尔死于霍乱流行，他的遗言是“只有一人曾理解我……而他也不懂我”（他大概是指他自己）；
边沁让人将自己的尸体塞满稻草，坐在伦敦大学学院中的一个玻璃盒子里供人观瞻，目的是让自己的效用最大化；
马克斯·施蒂纳的脖子被一只飞虫叮了一口，死于随后引起的发烧；
克尔凯郭尔的墓碑靠着他父亲的墓碑；
尼采在都灵亲吻了一匹马之后，陷入了长期的痴呆，慢慢滑向死亡；
莫里茨·施利克被一名参加了纳粹党的、有心理疾病的学生谋杀了；
维特根斯坦死于生日后的第二天，生日那天，他的朋友贝文夫人带来一块电热毯，还对他说“祝你长寿”，维特根斯坦凝视着她，回答道：“活不成了”；
西蒙娜·韦伊绝食而死，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占领的法国的团结；
埃迪特·施泰因死在了奥斯维辛集中营；
乔凡尼·秦梯利被反法西斯的意大利游击队处决了；
萨特说道：“死亡？我从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在我的生命中没有死亡的位置。”5万人出席了他的葬礼；
梅洛-庞蒂据说被人们发现死在了办公室，脸在一本笛卡儿的书里埋着；
罗兰·巴特在与未来的法国文化部长会谈后，被一辆干洗车撞死了；
弗雷迪·艾耶尔有过濒临死亡的体验，据他说，他被一片鲑鱼噎住之后就遇到了宇宙的主人；
吉尔·德勒兹为了摆脱肺气肿的折磨，从巴黎的公寓楼上飞身而下；
德里达死于胰腺癌，他的父亲在同样的年纪死于同样的癌症；
我的老师，多米尼克·贾尼科，游泳时心脏病发作，于2002年8月孤身死在法国尼斯的海滩上，就在靠近“尼采之路”的地方。

死亡是很近的，而且只会变得越来越接近。有趣吧，不是吗？
我对死亡的看法接近于伊壁鸠鲁，即人们所知的四个疗法：不要害怕神，不要担心死，好东西容易得到，坏东西容易忍受。在归到他名下的、现存的四封书信的最后一封中，他写道：
要惯于相信死亡是和我们毫不相关的事。因为所有的善恶都存在于感觉之中，而死亡不过是感觉的丧失。因而，如果能正确地认识到死亡与我们毫不相关的事实，我们对于人生难免一死这件事便觉得愉快起来，这种认识并非是给人生加上无尽的时间，而是把我们从对不死的渴望中解脱出来。
在古代，伊壁鸠鲁的死亡观拥有很大的影响，在卢克莱修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这种影响，甚至到了17世纪都能在像皮埃尔·伽森狄（Pierre Gassendi）这样的哲学家那里重新看到类似的观点。这体现出了西方思想中一种并未得到足够重视但清楚有力的亚传统：只要我们存在一天，死亡就不会来临；当死亡来临时，我们也就不存在了。因此，害怕死是毫无意义的，灵魂得到安宁的唯一方法就是放弃对来世永生的渴望。
这个问题很诱惑人，而这种观点有明显的问题，那就是它不能为最难于接受的一种死亡提供疗效：不是我们自己的死，而是那些我们所爱的人。正是那些我们深爱的人的死，伤害了我们，拆开了为自我精心缝制的心灵外套，破坏了我们曾经拥有的意义。尽管它听起来很奇怪，但依我的看法，只有感到悲痛时，我们才能变成最真实的自己。也即是说，构成自我的那种东西不存在于某些虚幻的自我认识中，而在于承认我们自身已经不可避免地失去的那部分东西。在这里，最难的地方就在于一旦想到我们所爱之人的死，愉快与平静如何成为可能。我不能保证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读者们会在下面的词条中发现它已经被涉及并有所展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