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们中华文献自古分四大类，名为四部四库，即经、史、子、集是也。经史不消多说自明，倒是子与集如何区别，值得弄个清楚。我引光绪二十三年（1897）严复与夏曾佑二先生合撰的《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中的几句话：书之实欲创教而其教不行者，谓之子。书之出于后人一偏一由，偶有所托，不必当于道，过而存之，谓之集。可见集是够不上哲士贤人之言、没有足以创教济世的大道、而只记下些零星的一偏一隅之见的东西，扔进字纸篓又觉心疼，于是过而存之罢了。
过而存之呀，怎不先就让人脸红。
我从初中时代十四五岁时喜弄笔墨，积习甚深。在报纸上发表小文，为时也是很早的，今皆难寻。以后作了考证派，写些论文，而诗词随笔等非论文实亦未曾停笔，所积数量实在不小，但大抵随缘信笔，寄兴抒怀，根本无意为文也够不上文的真规格。信笔漫谈的信漫性太强了，就不免落于草率粗疏，很少是精心措意、经营缔造的用功之作。
但近年忽蒙《光明日报》的韩小蕙女士散文创作、编集、评论专家在报上发文，把拙文列入高境界等级内，与季羡林先生诸前辈平坐抗礼，可真使我汗颜而内愧！这实在是她的偏爱与谬许。我很感谢她，人都会因有赏音而欣幸喜慰，文人尤甚于是我也因此进入了文坛。幸甚至哉，愧甚至哉！
这本集子收录的，有一部分是我早年写就的。因年深日久，自己赋性散漫，没有一点儿条理性，破书残稿乱极了，有些旧文是连记都不记得了，记得的也无法找全了。这就定会遗珠，而编收在此的更难免滥竽之叹。明眼高人自能鉴之。
此外，有一部分是在编辑时新写的，未曾发表过。
编时原则有二：一是不修饰加工，一一存其历史本真。例如《黄氏三姊妹》，把二姐与三妹两个人的芳名都弄颠倒了，以致有饥凤先生在成都报上为之补纠，我对此另加注，文中则不做改正因为一改就失了真，而人家的纠补也落空了，那是不对的。
第二是尽力校正原刊时的错字、漏字与被人改坏了的字法句法、文理与音律节奏汉字文章是要讲这些的。我平生所发文字，刊出时几乎百分之九十九是带错刊误植的，有的令人啼笑皆非，行家也会哂我不通。但命中注定，办法不多，常以为恨事。今次乘此机会，应该消灭补正那些了吧？
书名取《岁华晴影》，因为我很喜欢岁华二字，它就是人生的佳境。至于晴，我从幼年就与它结下了不解之缘一开始自学作七绝诗就有一句檐牙小雀噪晨晴之句；后来把词集题名曰晴窗语业。近年给报纸写专栏随笔又叫作响晴轩砚渍。这番晴意，大约与生长在北国的晴空高爽的气候里大有关联。
岁华是流转不居的，秦郎少游的佳句东风暗换年华就写得特好。既然它是流转的逝水年华，所以只能用笔来叙写一些偶然可以捕捉的影子。既是影子，于是它总在清晰与模糊之间，似有如无之际。何况文不逮意，古人早有此叹了。就连曹雪芹也自称未学无文，则可见要想为岁华留影，谈何容易须学，第二须文，而我之学与文，比之前代文星，那又该用何言何语来自云呢？
再有一点，不怕您见怪：我根本不喜欢胡适之先生平生至极得意的白话文，因为白话实不成文；而强名为文，尽失中华汉字文章之大美至味了，这种想法大约很荒谬吧？而自己也只好写些白话文，真是自相矛盾，违心之文，既可笑，又可叹。
这样写文，它能好得了吗？
但世上万事有缘，我这种无学不术的文，居然也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春瑜先生的谬识，他定要我选编一本文集。这真让我惭感交加，非常感谢他的至意高情，也益发自惭文秽。
因双目俱损，工作艰甚，此一小册之编整缮录，亦须女儿助手伦玲出力，出版社责编以及校对、美工等位贡劳者，在此谨表谢忱。
校后记
病目校书，十分吃力，女儿又助校一遍，希望基本上消除了作稿、缮录、排字……等工序中出现的误字误句。校书如扫落叶，古语不虚，难保已无漏网的残鱼，深盼读者发现时赐示，以便改正。
在此附带解说几处并非误排的或者说是文义上的事：
掉书袭，掉的本义是摇晃、摆动，引申为显示、卖弄一类意思。书袋，古时书是卷轴，分用袋装，叫作帙，俗呼书囊。掉书袋是显弄书多，与掉进袋里无关。拙文中有一处故意借用现今掉的另一俗义，不过是一种趣语，请勿误会。
巴斗，似多写作笆斗，我引用的是复印本原字。笆斗，柳条编的农具，个头儿很大，容粮米甚多，故以大显名。
够呛，北方俗语，呛是吃的打趣语，够呛犹言够受的！，即难以消受苦于承当之意，汉文章，语称西汉文章两司马，谓太史公与司马相如，皆前汉人也。若汉文章，应包两汉而言，故拙文举司马迁、班固为例，不必拘看。
《谈笑》篇写时本意在于借此小例以展示我们汉文的语汇之丰富而愿今之为文者能够多读些书而不致文词十分单薄贫瘠；但文体是半庄半谐的。未料后来选入中学教材书中。近一位教师惠函指教，指出此文的许多文病，如证明了须改表明了，吧后要用？，等等。他是善意的，但经他一改卷，文趣全失，话也死板了这是不明文各有体之故，而要规范化。文字的风格与风趣，只在分寸之间，把它消灭了就不再可读了。
万安山访古刹，据同游的刘女士（现在日本教学）说，我把时日记得不尽准确。但已无法追查改正。
红楼升官图，近北京竟发现了宫内所传彩绘本，是一位满族老人之家藏。报纸上称之为红楼梦棋。附记于此，读者或感兴趣。
《太平湖梦华录》中提到一个石羊卧于古城墙与护城河之间的茂草之中。后来方知，西便门外的石羊，乃是北京九门古文物的一项名品，我们所见的，即此无疑了。
《雪芹遗物》中所叙旧砚，镌有千山老芹之疑识。假若此疑不是伪造，则必又有人据此考证曹雪芹祖籍了。按曹寅诗集曾署千山，实为当时汉人身隶满洲包衣旗籍（旗奴）的避讳含糊之设词隐语，并非实指某一地点，正如也署长白满洲，其义无异。已有学者指出，从古之辽阳籍人氏，绝无自称本贯为千山之例，岂可以此二字为实际地名？其说是。拙文是随笔，原不涉论文之事，但恐因此又生是非纠缠，故略为解说于此。
周汝昌
丙子重阳佳节前
编后缀语
这本书，初版于1997年初，至今已经过去了25个年头。如今蒙作家出版社厚意再次印制精美图书，不胜感慨系之。
那是1996年，父亲收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春瑜先生的来函，告知东方出版中心拟推出一套《当代中国学者随笔丛书》，因常读父亲文章，以为年高事繁，却能写出大量随笔，表示赞叹；还说父亲的随笔，深受读者的喜爱，因此希望能将文章选编，收入这套丛书中。父亲十分感谢王先生的这一番厚爱至意，就答应了下来。而这一任务，他的目力已难做到，就落在了我的肩上当然这是责无旁贷的乐为之事。
父亲的美名是红学家，罩在他这红学家头上的，是一顶考证派的帽子。父亲为此遍尝了嘲骂与讥讽。他对红学的贡献，自有公论，不是二三人所能左右的。父亲的诗学、红学，在十几岁时就埋下了深深的种子，待根深叶茂，挺拔高大，直插云霄时，什么桂冠对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然而不为人知的是，他在研红之外，还写了大量的信笔漫谈，寄兴抒怀的文章。五十年代，他就为《人民日报》《文汇报》写过一些这类文章，还写了一些例如《学书杂语》《退谷》《板桥逸文》等短篇文章，后刊载于《春游琐谈》一书中。六十年代，他又为《光明日报》《大公报》《中国妇女》等撰过文章。1962年陆续发表在《天津晚报》上的一组《沽湾琐话》，可以说是他在这方面的一个多产时期。文化大革命初期批判三家村时，吓得他把琐话交出来接受审查，万幸没有当成黑话。
进入八十年代，父亲的创作状态可谓如日中天，他不仅出版了几部专著，在极为艰难的目力下及繁冗杂事之中，写了几百万字的学术论文，还为几家报纸、杂志分别开辟了《响晴轩砚渍》和《七十二沽人语》等专栏。九十年代，又写出了一批很受读者注目的随笔文章。
父亲的这类文章数量很大，每一篇都是对中华文化的阐释、热爱，更离不开对红学的执著。 我从一个先睹为快的读者来看父亲的这些杂文，有一特点，即真正是名副其实的信笔，文章是从他笔下流出的，写得很快，很自如，不苦思冥索，更不打磨造作，如行云流水，而无八股气。这样行文，是他的主客观条件造成的习惯，也许不免一个率字：不精不细，但好处就在一个真字上。有一位朋友曾特言：过去之文是功力，近来之文是升华，父亲则说：岂敢当此！
我还清楚地记得1996年年末，父亲突然得了一场大病，来势凶猛而重，高烧不退。1997年1月28日，我们取到《岁华晴影》，送到父亲手边时，他很高兴，还写下一首诗：
丙子腊二十为五九第三日病始愈值沪寄《岁华晴影》文集亦到因赋诗纪之
五九六九河边柳，大化生机浩荡春。
我独病中吟好句，谁能枕上作闲人。
民间药物皆神圣，故里年光想焕新。
欣喜岁华晴影丽，刊成吉日贺良辰。
初版书原是作为父亲八十寿辰的庆典礼品。如今手捧这本精美图书，父亲的灵心神笔，他的喜乐哀怒，他的海纳百川……流连回转，难以逝去。
父亲逝世十周年，我把《岁华晴影》放在墓前，作为好的纪念。
感谢作家出版社，感谢责编刘潇潇、单文怡两位女士，感谢为本书贡力之全体同仁。
周伦玲
壬寅二月十二花朝日
岁华晴影
随笔与掉书袋
随笔与掉书袋，好像天生不相合套，有点儿“矛盾”——在“子平学”中就是“犯六冲”的关系。既曰随笔，那何必诗云子曰，引经据典？若一繁征博引，那“随笔味儿”即使不变，也要大减了。它们两“家”难以并存是真的，虽然说不上“势不两立”。
有些人一听掉书袋就摇头——也许摇头是头疼的一种“表现”？所以愿意听“随笔”二字。更多的人是嘲笑掉书袋，连大词人辛稼轩都因此而“虚心接受”了岳倦翁的“批评”，真是其来尚矣！
那么，掉书袋这“东西”就注定是坏的了？
我看也不一定。谁叫咱们中华的文化如此悠久而丰富得惊人呢？从秦火焚烧，以后的无数的浩劫，到今日的书还装满了亿兆的“袋”，则又何怪乎一不小心就“掉”进去了？
只要不是为了卖弄炫耀，在需要的时候掉它一掉，应该是“无可厚非”，未必那么可笑甚至可怕，避之如洪水猛兽。
掉书袋，也不一定非具“形式”“体例”不可，比如列出某书、某题、某册、某卷、某页……一大串，清楚明确（也用以表示“目验”而非“转贩”，其实，标明出处的转贩更多）；不具“形式”“体例”的掉法儿也不胜枚举。胡适先生反对“用典”，就是反对掉书袋。但是当他自己说他当年的文学革命是“逼上梁山”，这又算不算掉书袋与用典？且不必说“梁山”一典，就说“革命”吧，如果不是汤周武很早“革”过桀纣的“命”，那胡先生自己用的“革命”一词，又从何来？难道可以说是他自创的“革新”的“白话”？
说到这个词，我想起被关在“牛棚”时，因晚上要吃药，向那位看守的“革命派”姜公申请拿药瓶儿（那是必须放在外屋，现吃现要，我屋里是任何“身外之物”不许有的）。他恶狠狠地吼道：“这不是疗养所，我们是革你的命！”我听了心下暗想，原来我也与纣王有同等的身份资格，岂不大哉。
说到随笔，其实不管你如何地“随”——随时、随地、随事、随境、随想、随感……也还是不知不觉地要掉几回书袋的。小例不用多举了，我只说一句总话吧：我们中华的汉字，即大家写“随笔”用的文字，它本身就是一个特号的大书袋。你不掉进它去，那你文章怎么写成的呢？
随笔的“随”，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对不起，我这就先得一掉。
书袋是汉代大师许慎在《说文》里说了的：“随，从也。”
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跟着走”。好比排着队次第行进，你不能掉队，也不能挡碍后边的人走，更不能“走自己的路”——所谓“另辟蹊径”，那就不是随了。
因此，随也就有了随顺、随和的含义。
这不有点儿太“被动”了吗？不然的。据《易经》上讲，“随”乃第十七卦的卦名，震下兑上，是个吉卦。儒师的解释说，随有两重意蕴：一是让自己随从众人，二是让众人随从自己，谐和团结，都为大家的公益，而不为个人的私利。这种精神可太好了！一点儿也不是个“被动”的问题。
那么，无怪乎《易经》说是“随之时义大矣哉”了。
既然如此，则敢来写随笔的，可不是“闹着玩的”，其意义价值就值得重新估量，刮目相视了。
自己跟着人走，而又不等于“被动”，那必然就是心里明白所跟的前行者是个正确的真理正道者。这就不是甘做糊里糊涂的盲从奴役。而能使众人愿随自己而行，又必然须是你自己也是个讲真理正道的人，因为众人也不低智，即不会盲从你。
如此看来，我们的这“随”，确非“随随便便”或者“随心所欲”的小事一段，实乃“人际关系”的事，群众之间的事，亦即社会生活的一桩大事。把“随”看小了，“随笔”的市场价格也就不值大钱了。
我说这话，千万别误会，以为我是对随笔的“稿酬标准”有所不足而借题发挥，小题大做。
旧时在戏台上拉胡琴的，鼓书园子里弹弦子的，都没有福分享到今日的美称，叫作“伴奏艺术家”，只叫“随手”——梅兰芳先生的文章里就还这么用。虽说是“随”，可要紧极了，比如梅先生他若没有徐兰沅、王少卿，简直唱不了戏，更成不了名，他没有笛师马宝明，他怎么唱得出那么优美动人的《奇双会》？有一年，尚和玉这位长靠武生大师到天津的天华景戏园去演出，一出拿手的绝活《挑滑车》，那靠把武功架势气魄就不用多说，单说那唱，是昆曲牌子，随手是唢呐小海笛，一曲《上小楼》，“遥望那杀气天高……”真是揭响入云，令人意气昂扬激越，慨慷击节而唤“奈何”！然而你别忘了那位吹唢呐的。他平时只拉胡琴，坐台的开场戏，都是他的活，那胡琴真叫无精打采，听了让人昏昏欲睡——谁知他一给尚老吹唢呐，那全副的精气神，都透出来了！那份儿精彩，使得尚老的技艺更显神威十倍。由此例（还有很多可举）可见，这“随”可不只是个简单的可有可无的“附加物”，它是一种骨肉、鱼水的关系。也由此我才懂得，中华古语“夫唱妇随”，绝不意味着妇只是个“百依百顺”的应声虫，那“随”乃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道理。而人们往往误解了真义。
人们说“随分守常”。鲁智深唱《寄生草》说“芒鞋破钵随缘化”。佛门还有一句话叫作“随喜”，也很有滋味可寻。
这实在够不上“书袋”的规格，可我已经掉了一番。虽不免为大雅方家所哂，毕竟给“随”添了点儿颜色。随笔之身价，是否能因之稍加尊崇？实在难保；但在我自己来说，则书袋虽不广不深，倒是掉过之后比原先的“水平”提高了一些：原先只以为随笔者，和“闲聊”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间耳，如今却觉得“随笔”的“随”非常重大起来了。书袋给随笔撑了腰，谁曰不然。
“笔”呢？又怎么掉法？这也大有来历，孔圣曾云：“笔则笔，削则削。”也翻今日之言：该写的写；不该写的，写了也得删去。
这多么好！“随”了之后，再来“笔”之于纸，才可称为文章，而这里面也包含了削的工序，外行人，哪得知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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