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退化论：哲学·文学·社会》从哲学、文学、社会三大视角论述当代建筑，既有对空间、美学等建筑学永恒论题的文学性阐释，也有对台湾当代建筑师与建筑作品的评介，以及对城市与建筑等社会性话题的论述，观点独特。
阮庆岳，台湾建筑评论家，台湾元智大学艺术与设计系教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硕士（曾为开业建筑师，美国及台湾执照），第三届中国建筑传媒奖建筑评论奖得主，2006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台湾馆策展人。
阮庆岳身上体现了多产与身份跨界的现时代特征，他同时进行文学创作、建筑评论与策展活动。已出版著作近30本，文学著作包括《林秀子一家》等，建筑著作包括《建筑师的关键词》、《城市的苏醒》、《弱建筑》、《烟花不堪剪》、《屋顶上的石斛兰》等。曾于台北当代艺术馆独立策划“长安西路神话”展、“黏菌城市”展；与安郁茜联合策划“城市谣言：华人建筑2004”展。2006年策划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台湾馆“乐园重返：台湾的微型城市”，并与徐明松于台中TADACenter合策“久违了，王大闳先生！”建筑展。
摘自《骚扰而不安的灵魂天使》
时间，一直是普鲁斯特文学创作里最在意的对话主题，他通过一己内在的记忆与追寻，将本是定量物的时间，自由地延长、停顿，变幻成诗成文。在他描述斯万夫人客厅的景象里，空间、物品与人，同样交织在记忆里而形同一物：“这些物品和斯万家庭一同生活在我的记忆中”。
对擅长以描述微物来彰显整体形貌的普鲁斯特来说，把空间描述的注意力，放到这些“地毯、安乐椅、蜗形脚桌、屏风和图画上”，而不是在整体空间的个性，可能并不令人惊异。但是，这些一直不能被现代主义所接受的微物（唯物），是不是真的有普鲁斯特所描述的能与空间及人交混难分的能力呢？是不是真能成为人的生活和习惯的象征物呢？以及，空间是不是主要是为了生活而存有的呢？他接续写着：
我认为，斯万一家在这套住宅中度过的时间不同于其他人的时间，这套住宅之于斯万一家每日生活中的时间犹如肉体之灵魂，它应该体现灵魂的特殊性……
普鲁斯特将属于个人经验的吉光片羽，视作肉体（犹如空间）内里的灵魂，也大声宣示他相信空间会因时间而改变，而时间亦因人、事、地而异，这些相异的时间记忆“混杂于家具的位置、地毯的薄厚、窗子的方向、仆人的服饰等等之中”，以一种内在思维的方式铭刻在对象之上，而非仅以具象的实证形式存留。
就是说我们感知的空间，不仅局限在可触摸的实体物上，还依靠着不可见的时间与记忆来组构完成，而这些不可见的抽象物，十分适于寄生（或共生）在微小物的用品对象上，也就是现代主义视作罪恶渊薮的“无用（装饰）物”上。
普鲁斯特完成这些作品的年代（《在斯万家那边》于1913年上市），与现代主义的起源时间十分相近（包豪斯创立于1919年）。那么，这两个时间点有什么特殊关联性呢？在霍布斯鲍姆（EricHobsbawm）所写的“19世纪三部曲”的《帝国的年代》里，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视为新旧世纪交替的转折点，他认为这一年的八月：“在当代人的感觉中，它代表了资产阶级所治所享的世界的终止，也标示了漫长19世纪的终止。”
普鲁斯特在书中款款追忆的似水年华，在某方面讲，就是追念因应工业革命后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兴起，而不得不淡出历史舞台的贵族阶级生活。在那个当时正要革命造反、翻天覆地的年代里，他却仿佛不见外在世界的天旋地变，只专注于自己生命里一些细微琐碎的小细节，并以极优雅、动人心弦的耐心与才华，将这些有如夕阳余晖般美丽的时光记忆，一笔一笔地书写描绘了下来。
以包豪斯为主轴的现代主义，本是肇因于要为新兴无产阶级服务而起的，对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贵族品味，自然大加鞑罚并弃之如敝屣。近日炙手可热的德国作家本雅明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论波德莱尔》书中，对那个时代的现象，有很好的描述：“尽管资产阶级不能令其世俗生命永垂千古，但他们却将保存日用品的痕迹视为一种荣耀。他们愉快地记下对各类物品的印象，诸如拖鞋、怀表、温度计、蛋杯、餐刀、雨伞之类，他们都竭力庇护、装箱。他们尤其喜欢那些能把所有触摸的感觉都保存下来的天鹅绒和丝绒罩子。至于第二帝国末期的马卡尔特风格是：一所住所就是一个箱子。这种风格把住房看成是装人的容器，把人和他的一切所属物深埋其中，就像大自然将死兽埋藏在花岗岩般地关照人的形迹。我们必须辨别出这个过程中的两面，这样保存下来的物品是其物质价值被强调，还是感情价值被强调。”
但是如今，隔了一个世纪后，再重看普鲁斯特与包豪斯，居然发觉根本无法像本雅明或那些现代主义先贤们一样义正词严地谴责普鲁斯特的品味，因为在现今的后工业国家，贵族阶级早就消失，不再是时代的“人民公敌”（而正在形成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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