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诗在反映时代茶事方面自有其价值。当然，诗歌和历史并不能等量齐观，必须要明白两者界限，才能更好地诗史互证。茶史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充满了暗流和交叉小径。作为研究者，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并尽可能从这些只言片语去还原历史图景。那些因茶而形成的典故、风俗、人物，隐藏在历史和诗词中，也漂移在日常生活中。
作者
本书以民国时期名家的茶诗往来为线索，展示了在战争背景下民国文人的生活及创作日常，涉及包括大学西迁、茶厂初建与发展，以及茶专业的大学建制等重大历史事件及茶业发展的关键事件。作者以茶入手，以茶诗创作的交集为骨架，铺就了动荡时期的历史画卷。
一本严谨又不失文采的文学作品
本书以民国时期名家的茶诗往来为线索，展示了在战争背景下民国文人的生活及创作日常，涉及包括大学西迁（西南联大）、茶厂初建及发展以及茶专业的大学建制等重要内容。作者以茶入手，以茶诗创作的交集为骨架，铺就了动荡时期的历史画卷。
茶业中兴的高光时刻
本书主要写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的文人茶诗创作雅集活动，穿插重大历史事件及茶业发展的关键事件，从茶诗的视角有血有肉地展现了特殊历史时期下的文人生活面貌及茶业发展的脉络。
精装典藏
从全书品质到装帧设计，作者均亲自把关，严谨校订。裸脊锁线精装，潘通色印刷，进口品质纸，以松木纸浆为原料，拥有植物纤维，纸色护眼，精致双封呈现。
序：
诗清都为饮茶多
中国是诗的国度。国人常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说起茶诗1，其知名度自然不及唐诗三百首。也有人认为茶诗源头是《出歌》，有人认为是《荈赋》。朱世英《茶诗源流》选诗从唐朝开始，因其定义标准不同2。如何定义茶诗取决于观察视角。狭义茶诗以茶为写作对象和主题，广义茶诗涉及与茶相关生活、场景、精神等内容。从广义角度去理解茶诗更符合其演变历程。
茶诗写作同样要面对为什么写、怎么写、水平如何等问题。茶深入日常生活，上达宫廷禁苑下至山野茅舍，世人咏志抒情自然将其纳入诗歌题材。就技巧而言，限韵、用典、化（借）用前人诗句等都是常规手段。纵观本书民国茶诗，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加以讨论。
第一，记录时代时事。每个时代的诗歌创作都不可避免地与现实发生联系，茶诗也不例外，诗史1 观念因此深入人心。赵熙、林思进、柳亚子等创作斗茶诗就有自觉地诗史意识。赵熙寄曹经沅诗直言赖君文苑集英华，其意义不言自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侵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西南联大、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播迁云贵川办学七八年之久。各诗人所作茶诗也记录和反映了时代时事，如日军空袭重庆、成都、乐山等事件。
第二、茶诗用典问题。在诗人眼中，典故就是现成诗料，用典就是激活历史。江庸、赵熙、马一浮等所写茶诗，包含了大量涉茶典故，如卢仝茶、武夷茶、老人茶、北碚茶、壑源茶……使用这些典故，依托唱和双方大致相同文化心理，可以形成委婉曲折的表达效果。传说蜀王杜宇死后化为杜鹃催促农人耕种。又说杜鹃血液洒在山岗上变成红艳艳的杜鹃花。这些传说被人总结成杜鹃啼血 的典故，可与史书记载杜宇教民务农相印证。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作者接触到杜宇的故事，多少都会加入一些时代因素和别样情绪。上述涉茶典故如杜鹃啼血一样，虽有固定历史意蕴，但不同作者使用时又会赋予其特定意义。
第三，茶诗写得如何与作诗者的才华息息相关。江庸等所写斗茶诗，胡浩川等所写采茶诗，浙江大学各教授所写试新茶诗，《红茶山房煮茗图》相关题咏，马一浮、章士钊、袁嘉谷等所写普洱茶诗，无疑都是才华的体现。中国人以茶会友，宾主尽欢，雅集赋诗，咏茶明志，文采风流，经典再现。诗人徐玑说：诗清都为饮茶多。 茶诗从唐代发展到民国，依旧才情勃发，余脉不断。这些茶诗为我们考察民国茶事提供了一个窗口。
《斗茶录》由相互独立又有一定关联的五个部分组成。《斗茶诗》所述茶事始于 1939 年成都雅集，参与聚会者既是友朋又是才子，即席赋诗，相互之间叠韵唱和，汇集成规模庞大的斗茶诗。柳亚子、郭沫若、董必武所作斗茶诗与雅集没有直接关系，却也是人际关系和抗战底色的真实反映。《普洱茶》从茶诗视角窥探普洱茶在历史中的蛛丝马迹。《采茶辞》所述茶事发生于1942年，胡浩川带队到重庆巴岳山采茶并作采茶诗，参与唱和者包括其同事、学生和朋友。在他们身上，可以窥探 20 世纪茶人精神。《湄江吟》所述茶事发生于 1943 年，部分浙江大学教授在湄潭自发结社，留下了宝贵的雅集茶诗。《煮茗图》梳理彭鹤濂《红茶山房煮茗图》相关题咏。上述五个部分将茶诗解读、文化阐释、人际交往融于一体，形成诗中有茶、茶中有诗、以诗观史、以史观人路径，呈现别样文化风景、交往图景和人物侧影。这些茶诗涉及云、贵、川、渝、沪，或是产区或是销区。写作本书，也是对现实茶产业的一种观照。
本书取名《斗茶录》，来源于江庸所辑《斗茶集》又有所区别。录者，旨在通过这些茶诗去追忆当时雅集茶事生活。本书副标题有写真二字，不是通常所说摄影写真，乃是描摹事物之义。斗茶，屡见于宋人茶书。唐庚《斗茶记》谓取龙塘水烹之而第其品。曾慥《茶录》云：建人谓斗茶为茗战。蔡襄也说：建安斗试以水痕先者为负，耐久者为胜；故较胜负之说，曰相去一水、两水。1 所谓胜负，实在是茶、器、水、手法及程序的综合结果。
用诗歌来描摹斗茶又有所不同，在雅集唱和活动中更多体现为以茶入诗，比拼才情。斗茶就是斗诗，斗诗也是斗茶。历史上，范仲淹有《和章岷从事斗茶歌》，对宋代斗茶颇有描摹，可与当时茶书史书相参观。民国茶诗与茶事大略有如下几种关系：其一，记录实际发生之茶事，如成都雅集喝峨眉茶、巴岳山采新茶、贵州湄潭试新茶；其二，借用涉茶典故，如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尤其常见；第三，用茶字韵。茶诗涉及某种茶类，不能以字面是否提到该茶为唯一依据。有些茶诗出现某个茶名，却另有实指。有些茶诗没有直接提到某种茶，但有真实的历史场景和人际交往作支撑。总体上，茶事隐藏于真实的人际关系和雅集诗会之中，茶诗只是承载形式之一。
本书涉及茶诗，风格水平参差不齐，但在反映时代茶事方面自有其价值。当然，诗歌和历史并不能等量齐观，必须要明白两者界限，才能更好地诗史互证。茶史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充满了暗流和交叉小径。作为研究者，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并尽可能从这些只言片语中还原历史图景。那些因茶而形成的典故、风俗、人物，隐藏在历史和诗词中，也漂移在日常生活中，笔者偶然从民国茶诗打捞片断并形之于文，略尽绵力而已。
是为序。
李明
2021 年 8 月 18 日于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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