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绿色生产行为及激励机制研究——基于生态经济理性视角_张童朝颜廷武_9787509684771

农民绿色生产行为及激励机制研究——基于生态经济理性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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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农业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是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然而，现实中的矛盾在于：一方面，农业面源污染使人们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另一方面，农业生产中“污染行为”依然存在，绿色化生产进程缓慢。这是否说明农民的农业生产实践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存在固有的矛盾？
　　《农民绿色生产行为及激励机制研究：基于生态经济理性视角》试图阐明农民生态经济理性的客观存在及其发挥作用的可能性，通过讨论生态经济理性视角下的个体行为决策模式及其对农民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分析如何达成绿色生产的集体行动，探究农民绿色生产行为的激励机制，以期回应社会关切问题，并为推动乡村生态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益参考。

综观整个人类的历史长河，没有哪个历史时期的人们像今天的人们一样关注生态环境问题，并不断思考着人与自然在未来如何和谐相处。从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视角出发，农民是否开展农业绿色生产的核心因素在于生态环境能否被纳入农民的决策约束，或者说关键在于生态环境利益在农民权衡与决策过程中所被赋予的权重高低。需要指出的是，不同农民个体或同一个体的不同时期，生态环境改善和经济利益增加的边际效用并不是固定的，或者说其对生态环境改善的需求不一样，当生态利益的权重足够大时，农民的效用函数将会由经济利益和生态环境改善两方面共同决定，进入生态经济发展要求下的理性决策模式。这种决策模式与过分注重物质财富创造的传统经济发展阶段的理性决策模式的区别在于，生态环境改善的边际效用是否能高到足以影响农民的决策选择。在不同的决策模式下，发挥作用的成本和收益集合不一致。可见，当前农业生产中的“破坏环境”行为依然存在且屡禁不止，原因在于在生产的决策过程中传统经济理性依然占据主导地位，生产者缺乏绿色生产的内在动力，导致其生态经济理性的实现程度不高。
　　因此，本书通过理论推演和现实归纳，分析农民生态经济理性影响其农业绿色生产行为决策模式的作用机理及其动因，探究实践中是否存在生态经济理性强化的现实基础，以构建相应的理论基础；利用微观调研数据，评估现阶段农民在农业生产中生态经济理性的实现程度和群体差异，进而分析与考察生态经济理性实现程度对于农民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尝试建立起可协调生态经济建设和绿色生产发展的农民绿色生产激励机制。
　　本书为审视和探究农民的农业绿色生产行为及激励措施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即生态经济理性视角，这有利于阐明即使在以自利为导向的理性决策框架下，“生态和经济”仍然能够有机地统一于农民及农业生产行为中。
　　本质而言，必须看到农民的农业生产行为是一种经济行为，其讨论的根本问题依然要回归到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在经济学的行为分析框架下，人的行为决策目标在于寻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相关研究中，涉及亲环境行为往往倾向于道德或责任等因素，这是因为未对农业绿色生产中生态环境成本或收益的私人部分和社会部分进行有效区分而混淆了两对关系，一是“生态和经济”的关系，或者说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即农民如何权衡自我生态利益和经济利益；二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即农民的绿色生产所产生的环境改善收益是为社会全体所共享的，但农民却承担所有成本，这显然与理性人的基本前提不相符。将生态与经济的关系和私人与社会的关系混为一谈，即保护生态环境与利他、责任等因素完全等同，这就间接忽视了个体对于自身生态环境方面利益的需求，同时将“私人和社会”的冲突混淆为“生态与经济”的对立。
　　本书直面现实问题：单纯作为经济行为的农业生产与资源环境保护是否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基于生态经济理性视角，重新审视农民的农业绿色生产行为，明晰与厘清生态经济理性与传统经济理性的区别与联系，论证农民生态经济理性的存在及其在农民绿色生产行为决策中发挥作用的可能性，从而对经济理性分析框架进行可能的有益补充，在阐明生态经济发展时代、剥离生态良知等利他色彩因素后，农民生产的生态利益与经济利益如何统一于生态经济理性决策框架，回应了作为经济行为的农业生产与资源环境保护是否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一社会关切问题。
　　本书获得了国家食用菌产业技术体系（CARS-20）的资助。同时，本书的完成依托于华中农业大学湖北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和湖北省高等学校优秀中青年科技创新团队“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问题研究”，在数据收集、课题论证、人员经费支持方面给予了有力支撑与保障。在本书研究论证及完成期间，还得到了包括华中农业大学在内的多所高校“三农”问题专家学者的指导。在此，笔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笔者水平有限，写作时间仓促，书中错误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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