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对社会问题进行研究，收录了《生产强制》《本真性强制》《闭合的仪式》《节日与宗教》《生死游戏》《历史的终结》《符号帝国》《从决斗到无人机战争》等文章。

（1）当下的社会是一个衰退的社会，一个商品化的社会，缺少使人们团结一致的象征体系。不受限制的新自由主义和不可阻挡的商业力量导致了21世纪的社会危机。个体认同的自恋化倾向和“群体转向内在”的病态心理由此而起。我们都成了原子化社会大潮中的个体漂流者。
（2）作者认为，仪式是人们共同的认知方式和价值体系，这由社会成员在仪式中分享象征物造成，它提供了一个立足点，我们借此能够理解时间/历史。作者追溯了古希腊时代的游戏观念，以及历史上的某些民族传统，直到最近的电影艺术中体现出的生活样貌，入木三分地揭示出过度的肯定性使社会陷入病态，病因在于“不是过少，而是过多”。
（3）仪式规则不仅塑形社会结构，而且赋予生命以意义和情感。作者对仪式的考古学寻踪和人类学探求，并非旨在恢复旧日的仪式，而是期冀建构今日的仪式或仪式感。这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而关乎每个人的“安身立命之地”，这正是东西方哲学家孜孜以求的精神境界和社会理想。

韩炳哲（Byung-Chul Han）
德国新生代思想家。1959年生于韩国首尔，80年代在韩国学习冶金学，之后远渡重洋到德国学习哲学、文学和天主教神学。1994年，以研究海德格尔的论文获得弗莱堡大学博士学位。2000年任教于瑞士巴塞尔大学，2010年任教于卡尔斯鲁厄建筑与艺术大学，2012年任教于德国柏林艺术大学。
西班牙《国家报》（El País）誉其为“德国哲学界的一颗新星”。作品被译成十几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
清新的文风，清晰的思想，深察洞识，切确而犀利的论述，让韩炳哲对于数字时代人类精神状况的批判，显得尤为重要且富于启发。 

前 言 1
生产强制 3
本真性强制 19
闭合的仪式 29
节日与宗教 39
生死游戏 51
历史的终结 61
符号帝国 67
从决斗到无人机战争 77
从神话到数据主义 85
从诱惑到色情片 93
注 释 99
参考文献 109
附录 韩炳哲著作年谱 113

精彩句段
仪式被定义为圈地的符号技术（symbolische Techniken）。仪式把“在世”（In-der-Welt-Sein）转变成了“在家”（Zu-Hause-Sein），从世上变出了一个可靠的地方（Ort）。它们是空间中的住所在时间上的表现。它们使时间可以居住（bewohnbar）。（P4）
正是各种礼仪形式，如同礼貌一样，不仅使美好的人际交往成为可能，而且使人与物之间也能温柔相待。在一个仪式性的环境中，物不是被消费或消耗，而是被使用。（P6）
抑郁症不会发生在一个由仪式来决定的社会。在那里，灵魂被仪式的形式完全吸收，也就是被清空。仪式是入世性的（Welthaltig），它们创造了一个连接世界的强固纽带。抑郁症则是基于夸张的自我指涉，完全无力走出自我，走入世界，一个人把自我封闭在自身中，世界消失了。（P17）
本真性社会（Gesellschaft der Authentizität）是一个表演型社会。每个人都在表演自我。每个人都在生产自我。每个人都沉湎于对自身的盲信和膜拜。（P19）
只有沉思性的驻留才有可能闭合。闭上眼睛是沉思性闭合的象征。纷至沓来的图像和信息让人无法闭眼。如果没有否定性的闭合，就会造成无尽的叠加积累，造成肯定性的过剩，造成信息和交际的癌式扩散。（P29）
门槛是会说话的，是会转换的。门槛之外是他者，即陌生者。没有了门槛的幻想，没有了门槛的魔力，就只剩下同质化的地狱。建构全球化，是通过对门槛和过渡的无情拆解。信息和商品更喜欢一个无门槛的世界。（P38）
休息属于神圣的范畴。相反，劳动则是一种世俗的活动，在宗教行为期间必须完全停止。休息和劳动代表了两种根本不同的存在形式。（P41）
面对越来越多的生产强制和绩效强制，从生命中开发别样的、游戏性的方式是一项政治任务。当生命不再屈从于外在目的，而是关乎生命本身时，它就重新获得了游戏性。那就是沉思性的休息。如果生命完全失去了沉思性元素，人就会在自己的活动中窒息。（P49）
色情片可以被归纳为新自由主义之道。生产强制把一切推到前台，变得可见，一览无余。一切都无情地裸露在透明的光照下。当交际变得透明，被扁平化为加速的信息交换，它就变成了色情。当语言不再游戏，而只是传输信息时，它就变成了色情。当身体失去所有的场景特征，而只剩下功能时，它就变成了色情。色情的身体没有任何象征意义。（P97）

符号帝国
Reich der Zeichen

在劳动强制和生产强制下，我们日益荒废游戏的能力。我们还很少用到语言的游戏性一面，而只是让它劳动。它的职责只是传达信息或生产意义。因此，我们没有机会接触到它那些光彩熠熠的形式。作为一种信息媒介，诗歌没有任何魅力，它不具有诱惑力。即使诗歌也是严格意义上的形式构造物（Formgebilde），它为自己发光。诗歌往往什么都不传达。过剩，堪称过于丰富的能指，使它们与众不同。我们首先享受的是它们完美的形式。语言在诗歌中游戏。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如今几乎不读诗。诗歌是语言的神奇仪式。诗性原则同意义生产（Sinnproduktion）的经济学一刀两断，从而将快乐还给语言。诗意并不进行生产。因此，诗歌是一种“语言对自身法则的反抗”，那些法则为意义生产服务。
在诗歌中，人们享受着语言本身。劳动状态下的、为信息服务的语言，则无法被享受。劳动原则与享受原则势不两立。
康德称玩笑是“头脑的奢侈品”。在诙谐中，语言把自己交给了游戏。因此，它是“欣欣向荣的”，“就像开满鲜花的自然似乎更像在玩游戏，而果实累累的自然却像在做买卖”。这个笑话不能简化为一个意思明确的表述。它是一种奢侈，也就是说，它偏航了，偏离了意义生产的“买卖”。它是一种语言的形式建构物，意义，即所指，对它并不那么重要。如果意义生产构成了语言的智慧，那么在笑话中，这种生产似乎把自己变得愚蠢：“对语言来说，笑话表达了一种可能性，它能把语言变笨，能让语言摆脱自己的辩证法和意义关联，从而陷入一连串胡言乱语。……笑话清楚表明，语言是为无-意义（Nicht-Sinn）而生的——前提是它被自己的游戏所吸引。”笑话之所以可笑，是因为能指而非所指，所以你很难去解释一个笑话。一连串胡言乱语就是其诗学原则。能指就有一搭没一搭地溜进各种关系之中，而不在乎所指为何物。
如果符号即能指完全被意义即所指占据，那么语言就会失去所有魔力和光辉。它会变成信息。它劳动，而不是玩耍。语言的雄辩力和优雅也要归功于过于丰富的能指。只有过剩，即能指的过于丰盈，令语言显得神奇、诗意、充满诱惑力：“这种过剩的能指统治下的秩序是神奇的（也是诗意的）。……把所指和能指相结合的漫长劳动，也就是理性的劳动，可以遏制并再次占有这种致命的过剩。必须减少甚至消除对世界的神奇诱惑，这只能出现在每一个能指都得到它的所指、一切都成为意义和现实的时候。”神秘的不是所指，而是没有所指的能指。咒语也不传达什么意义。它们就像空洞的符号，因此，它们就像通往虚空的一道道门那样神奇。
即使仪式性符号也无法被赋予明确的含义，所以它们显得很神秘。语言的功能化和信息化程度的提高，减少了过剩的部分，即过度的能指。语言就这样被祛魅了。纯粹的信息不产生任何魔力。它们不会施展诱惑。语言之所以神采奕奕，令人心醉神迷，只归功于丰富的能指。如今，我们生活在一种所指文化中，这种文化将能指，即将形式视为外在之物。它既是快乐也是形式的冤家对头。
能指的过剩也是仪式的标记。罗兰·巴特将整个仪式化的日本理想化为一个符号帝国，一个能指的礼仪帝国。即使日本的短诗，即俳句，也由过剩的能指所决定。他们很少考虑所指。它们不交代任何事物。它们纯粹是在做语言游戏，玩能指的游戏，不生产任何意义。俳句是语言的典礼：“在俳句中，对语言的限制是一种我们无法理解的烧脑对象，因为它不在于简洁的表达（也就是说，在不减少所指的密集程度的前提下，尽可能简洁地领会能指），而是相反，它关乎意义的根源，以便确保意义不破土而出……俳句并非丰富的想法—那种想法会被简化为一个简短的形式，而是一个简短的事件，能一气呵成地找到它的适当形式。”
俳句受制于严格的游戏规则。它根本不能被翻译成任何其他语言。日语特有的形式，抵制任何翻译。

闲寂古池旁，
青蛙跳进水中央，
扑通一声响。
——松尾芭蕉

一种浓烈的形式主义和审美主义，可以概括为仪式的本质特征，它也主导着日本的日常仪式实践，如包装。日本人把每一个小玩意儿都装进绚丽的包装里。在罗兰·巴特看来，日式包装的特殊性在于“物不大，但包装精致，二者不相称”。用符号来表达就是：能指（外壳）比它所表示的也即所指、内容更为重要。华丽的能指将可能不重要的所指推后。它首先为自己发光，不依赖真实，不依赖它所包含的东西：“日本人乐此不疲地到处运输的东西，终究不过是空洞的符号。”空的礼仪结束了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日本人的包装没有显示出任何东西。它把人们的目光从物上移开，首先转向它华丽的外壳。因此，日本的包装与商品截然对立，商品的包装纯粹是外在的。包装的目的只在于被快速拆开。和服也是如此，它将身体包裹在过剩的能指里，包裹在色彩和形式的游戏中。作为能指载体的身体，与色情的身体截然不同，后者没有任何包装，只现出赤裸裸的所指，因此是淫秽的。脱离能指的色情身体，只指向赤裸裸的所指，指向赤裸裸的真实，即性。
在日本的茶道中，人们服从于一连串细致的仪式动作。这里容不下心理学。人们通常被去心理化。因此，成功的手部运动和身体运动具有图表式的一目了然（grafische Klarheit）。没有心理学，没有灵魂让他们不安，演员们沉浸在仪式姿态中。这些创造了一种不在场、一种忘我。茶道中没有交际。没有什么要交代。有的只是一种仪式性的沉默。交际退场，留下的只是礼仪姿态。灵魂归于沉寂。人们在寂静中交换手势，产生一种强烈的共在感。茶道的有益效果是，它的礼仪性沉默与如今的交际噪声、没有共同体的交际是如此迥然有别。它产生了一个没有交际的共同体。
对巴特来说，日本人的眼睛不是灵魂的家，它是空的。它不信任西方的灵魂神话：“西方人的眼睛受制于一整套灵魂神话，那套神话塑造了中心且不为人知，它的火焰从保护眼窝的空间辐射到一个感性、热情的外在世界。”日本人的眼睛是扁平的，没有强度。瞳孔并没有因为深陷的眼窝而变得戏剧化（Dramatisierung）。黑格尔也紧随西方的灵魂神话。根据他的说法，眼睛应该被凸起的眼骨包围，这样“眼窝里加重的阴影给人一种深沉感和专心致志的内在性（unzerstreute Innerlichkeit）”。“刀锋般的眼骨”凸显出深邃的灵魂。因此，眼睛不能“把自己往前推”，“就像扔到外部世界一样”。东亚人的眼睛更像用画笔画在脸上，而不是深陷在眼骨里。面对东亚人那些扁平的眼睛，黑格尔会如何评论呢？
在符号帝国里，没有道德所指照样一切好好的。统治这个帝国的不是法律，而是规则，是没有所指的能指。礼仪社会是一个规则社会。支撑它的不是美德或良知，而是对规则的热情。不同于道德法规，这些规则没有被内化。它们只是被效法。道德的前提是要有一个灵魂，和一个致力于完善它的人。这个人在道德的路上走得越远，自尊就越强。这种自恋式的内在性是礼貌的伦理学完全缺乏的。
规则基于一种一致性。它是由任意符号的内在联结所形成的。因此，它没有深刻的真理性，没有超越性。它没有形而上学的或神学的基础。法律则预设了一个超越性的权威机关，如上帝，他行使约束或宣布禁令。遵守规则所带来的快乐，与守法或违法的快乐不可同日而语。它归功于对游戏和规则的热情：“为了理解仪式形式的强度，我们无疑必须摆脱那样一种想法，就是以为所有的快乐都来自欲望的满足。相反，游戏和游戏的领域向我们揭示了对规则的热情，对规则的陶醉，源于仪式的而非欲望的权力。”资本主义基于欲望经济学（Ökonomie des Wunsches）。因此，它与礼仪社会不相容。礼仪形式归功于对规则的热情，它催生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快乐形式。
礼貌是一种纯粹的形式，它没有任何意图。它是空的。作为一种礼仪形式，它没有任何道德内容。它是一种符号，一种与“心灵的礼貌”（Höflichkeit des Herzens）截然相悖的能指，后者将是一种道德所指：“如今我们将道德法则置于符号之上。传统形式的游戏被认为是虚伪和不道德的：与此相对的是‘心灵的礼貌’，甚至是欲望的极度无礼……的确，礼貌（以及全部礼仪活动）已经不再是以前的样子了。”礼貌作为一种礼仪形式，没有心，也没有渴求，没有欲望。这与其说是道德，不如说是艺术。纯粹交换礼仪姿态，将礼貌消解。日式礼貌的拓扑结构，作为一种礼仪形式，没有内在，没有那种能使它退化为纯粹外部礼节的心。内与外的对立恐怕不能描述它。它不居于外在，因为跟内在相比那里纯粹是表象。相反，一个人是完全的形式、完全的外在：“为了赠送礼物，我跪下来，几乎以头抢地；作为回应，对方也对我做同样的事情。一条折线连接着赠礼者、受赠者和使用这个标签的盒子，盒子里可能什么都没有，或者只装了一点点儿东西。”一个“图形形式”被强加在交换行为上，“它把一切贪婪都驱逐出去”。礼物仍然“仿佛悬浮在两个消失中的事物（Verschwindenden）之间”。作为有能指无所指的礼物，是一个纯粹的中介，一个纯粹的赠予。
礼物兀自安放一隅：
无可触碰。
无论慷慨，
还是感激，
灵魂皆不染之。
在符号帝国里，灵魂和心理学都被剔除了。没有任何灵魂会感染到仪式游戏那神圣的严肃性。取代心理学的是对规则的热情、对形式的热情。这个符号之国与如今的灵魂之国泾渭分明，后者裸露自己，永远在自我生产。符号的礼仪之邦使另一种生命形式、另一种社会得以被设想，那里没有自恋，因为自我沉入了符号的仪式性游戏之中。对规则的热情，去除了自我的内在性。
如今，道德说教不绝于耳。与此同时，社会正在变得残暴。礼貌正在消失，对本真性的崇拜无视它们。美好的社交形式越来越少。就是在这方面，我们也对形式怀有敌意。道德显然并不排斥社会的日益残暴。道德没有形式。道德的内在性不依赖形式而生。甚至可以说：一个社会越是道德化，它就越没有礼貌。针对这种丢弃了形式的道德，我们要保卫一种美好形式的伦理学（Ethik der schönen Form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