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地与海洋
——思维策略
把爱奉献给塔楼吧，因为它们统治着沙漠。
——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
在西方哲学中，冒险航海是一个流行的对思想的比喻。对于西方哲学来说，征服风暴中的海洋就像一种英雄壮举。世界表现为一种需要以行为主义去打破的阻力。因此，黑格尔将思想比作在无边无际的海洋上冒险航行，在那里“所有缤纷的色彩和一切和煦的阳光都被吞没了”。面对大海的宽广和善变，精神感到一种“畏惧”（Grauen）。
黑格尔对海洋及航海所做的地理哲学意义上的评论，相当于一种对希腊—西方思想的隐喻。黑格尔说，人们遭遇大海时，需要带着“狡计”、“聪慧”和“勇气”，因为它是诡计多端的，是最不可靠、最具欺骗性的因素。它的表面是“绝对柔软的”。它不反抗任何压力，“甚至一缕微风也不反抗”。因此，它看起来无比纯真、顺从、友善、温和。但恰恰是这种顺从将海洋翻转为“最危险、最残暴的因素”，其中蕴含着它的欺骗性。显然，黑格尔无法认同水的优点，诸如顺从、温和，无法从中看到一种友善的、温和的思想的可能性。他很快将大海的残暴归咎于水的顺从。它的友善只是一种欺骗：“人类仅用一块简单的木头去对抗这种欺骗，完全依赖于自身的勇气和机智果断，就这样带着自制的陆地，从固定的东西转移到无状的东西上。如海上的天鹅般用灵活而圆润的动作劈波斩浪、自在遨游的船只是一种工具，它的发明同样更多是给人类的大胆带来荣誉，而非给他们的智力。”
注视着流水，黑格尔或许想到，水本身是具有欺骗性的，其原因是水随时在改变着自己的形式；它根本没有自己的形式，从未和自己保持同一，缺乏一切稳定性。显然，它在黑格尔的眼中是与真理相对立的形象。陆地虽然并不柔顺，对抗着施加于其上的外部压力。但同时，它提供了一个非常稳固的支撑，而海洋却是“无状之物”。陆地有稳定的形状。它身上蕴含着本质的一个重要特征——稳定性。黑格尔对水和海洋的感知始终被对固定之物的强制需求所引导。只有这种以固定之物为导向的做法才让海洋看起来是无状之物，是最危险的因素。
康德也用航海做比喻，来形象地表达其思想。苏格兰哲学家休谟为了安全起见，将他的船收藏于怀疑论的海滩，而船却在这里开始腐烂。与休谟相反，康德打算将他的船托付给一位航海家，他“备有一张详尽的海图和一个罗盘，将根据从地球知识得来的航海术的可靠原则，能够随心所欲把船安全地驾驶到任何地方”。康德的航海术通过将海洋围绕在一个原则体系中，通过将海洋完全绘制在不可移动的坐标上而征服了海洋。西方思想发源于对一个确定原因的需求。恰恰是这种对稳定性、确定性的强制需求，让所有的偏离、变化和不确定性都成了一种威胁。
如果理性作为“真理的最后一块试金石”驶向客观观点之外，那么它就会陷入一个夜晚的空间。它必须在这个“不可度量的”、“被浓重的黑夜所填满的超自然之物的空间”里找到路径。其间它只能遵循它的“需求”，即“必须下判断”。为了得到满足，它需要一个提供最大的恒久性和广泛性的“准则”。该准则需要去照亮深不可测的黑暗。即便是“浓重的黑夜”，若仔细观察的话，也不是实事性（Faktizität）。它更多是强制的产物。只有真理律令才会熄灭所有友善的光。这一律令的强制性越高，夜晚就会越黑暗。只有对固定秩序的强制追求才让水显得无状、不确定、有欺骗性。它的温柔与友善被刻意忽略了。
康德关注到了存在的浅滩与深渊，那么对于海德格尔来说，他就是一位“真正的”思想家。海德格尔说，思考“热爱”深渊。思考得益于“向着根本性的畏的清晰勇气”。思想的开端并非对世界的信任，而是恐惧。因此，思想毅然承受着那“使我们进入深渊的惊恐心情之中”的“无声的调音”。在海德格尔那里，人们也能找到关于勇敢承受着思想的深海这一比喻。在希腊旅行途中，他想起那位古希腊抒情诗人品达，据说他把克里特岛称为“驯服海浪的岛屿”或“擅用长桨的故乡”。看来，思想也必须去驯服狂野的海浪，因为它活动于“大海的波涛”中，于“潮水的深渊”里。
精神如“海上的天鹅”般，脚踏“一块简单的木头”，在“自制的陆地”上勇敢地与“无边无际的海洋”斗争，这样的图景在中国人这里一定看不到。虽然庄子也谈及船只和大海，但却是关于一种全然不同的比例关系。在《庄子》第一篇中，他讲到了有大鱼生活于其中的北海。大鱼变身为一只巨鸟，翼展横跨千里。单从体型上来说，它已经大大区别于那弱小无助的海上天鹅。尤其是当考虑到其居民的规模，海洋没有任何威胁。与大海的关系被一种全然不同的外观所决定。庄子谈到，一小摊水只能浮起草茎，浅水是无法承载大船的（“水浅而舟大”，《庄子·逍遥游》）。只有深海能承载它，助它起航。名曰“鹏”的巨鸟也要飞得极高，才能被九万里高空中的大风托起，朝着南海飞去。因为它的硕大，强风也不能伤它分毫。它御风而行。微风不具备足够的力量负载它巨大的翅膀（“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此处，比例关系的翻转非常有趣。精神并非海上的天鹅，要去征服浩瀚、充满敌意的大海。相反，它和大海一样大，一样广阔。它与整个海洋交织在一起。如果它就是大海，那么大海对它就没有威胁。包罗万象的精神不会被强风所控制。相反，它主动寻求大风助其九天翱翔。
庄子世界里的居民常常被放大到难以想象的地步。有一个钓鱼者把五十头牛放在鱼竿上作为鱼饵，蹲在一座高山上，将鱼钩甩入东海。捕获的鱼本身就很大，当它用鳍拍打水面，掀起的海水白浪滔天，波峰如山。庄子还讲述了一棵树的故事，对它来说，八千年为一春，八千年为一秋。庄子拿它来和小蝼蛄做对比。小蝼蛄只能活一个夏天，因而根本不知春秋。这棵树完全超出了它的想象，它理解不了这棵树。庄子还讲述了另外一棵大树的故事，它多疤、弯曲、发育不良，没有任何用处。惠子只看到它的无用。针对惠子的无用论，庄子反驳道，为什么他不可以在这棵颇具艺术美感的树下自在漫步，或者在树荫里小憩一会儿呢？还有那体格健硕、仿佛垂天之云的牛，被庄子用来和小小的狸狌做比较。狸狌随心所欲地蹦来跳去，追逐老鼠，最终自投罗网，命丧猎人设置的机关之中。巨牛有能力做大事，它不会去捕捉老鼠。庄子的话本身也很大，以至于显得没什么用处（“大而无用”）。这些话一意向前，不会折返（“往而不反”）。因此，人们无法对它们做出定论。庄子还谈及一种巨大的葫芦。惠子抱怨葫芦太大，无法制作汲水之瓢，庄子则说，惠子因自己的局限而对如何利用大的东西一无所知。他问惠子为什么不把大葫芦制作成渡江跨海之舟呢？庄子的结论就是：小智慧无法企及大智慧（“小知不及大知”，《庄子·逍遥游》）。
卫礼贤将庄子笔下的大鱼称作“利维坦”，这是不恰当的。这个《圣经》里的名字引发的想象与庄子的世界完全不符。《旧约》中的海怪反抗上帝，反抗上帝的创造。在《旧约》的想象世界中，海洋本身就是威胁神圣秩序的反上帝力量的象征。“利维坦”这个名字所引发的想象是创造与混乱，这对于中国的思想来说是很陌生的。大鱼与希腊世界中的海怪也鲜有共同之处，海怪是残暴、致命以及不可估量的。虽然它们偶尔也与知识和智慧有关联，但知识和智慧被掩盖在神秘与谜题之下。因此，普罗透斯的变化无常，是为了隐藏他的知识。他的本质特征是退隐。人们只有通过狡计与暴力，才能把知识从他手中夺走。塞壬女妖所承诺的知识，也被掩盖在神秘与谜题之下。它与死亡为邻。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也认为“自然”喜欢隐藏自己，尽管他为了“变化”而放弃了“存在”。与此相反，中国的智慧并不隐藏自己，不退隐成神秘。它更多是置身于一种尤其显著的光芒中，置身于光明正大的“如此存在”（So-Sein）中。
庄子笔下之事物的超大维度，并不是为了通过使物体超过可想象的规模而制造一种崇高感。康德把“全然伟大的”（全然无法较量的伟大的）东西、“超越一切比较地大的”东西称为“崇高”。当物体的大小超出对尺寸进行美学评估的想象力时，崇高感就产生了。想象力无法将其概括在一个画面中。由于无法表现它，想象力就被引导至超越它自己之外的另一种认识能力，即理性。理性因为不依赖于感官而能产生观念，比如无限性的观念。崇高感要归功于想象力与理性、感性与超感性之间的矛盾。它产生于感性超越超感性的瞬间。它是一种垂直的感受，一种超越感。它有赖于内在性与超越性、现象（Phaenomenon）与本体（Noumenon）的二分张力。与此相反，庄子笔下事物的超大规模并未通向超感性或者无限的“观念”。它并没有终止于这一要求：“一切在自然界里对我们来说是大的对象，在和那理性的观念相比较时，将被估量为小。”庄子的超大规模策略更多是一种去局限性（Entschränkung）、去实体化（Entsubstanzialisierung）、清空以及去分别化的策略。庄子的“大”意思是超越僵化的区分和对照，超越所有终极的确定，或说去分别化为一种公正的友善。如世界一般大者，便不会被这世界上任何事物所阻挠、妨碍。有能力去局限性为世界，而不是在世界里居住的人，便不分往与来、上与下、忆与盼、乐与烦、好与恶。“在—世界—之中—存在”（In-der-Welt-Sein）让位于“世界—存在”（Welt-Sein）。这也正是“将世界置于世界之中”（“藏天下于天下”）的意义。“大”使“此在”（海德格尔）脱离了它的操心结构。这导致了一种对操心的消除（Ent-Sorgung，去-操心）。《庄子》第一篇多次出现巨型生物，而这一篇所讲的正是一种无忧无虑的漫游（“逍遥游”）。它讲述了一种独特的“轻松自在”（Mühelosigkeit），这可以是西方的自由概念在东亚的对应物。
黑格尔指出，中国虽然临海，但却与海洋没有积极的关系，海洋对于中国人来说“只是陆地的终结”。与黑格尔的推测相反，中国人绝对与海洋有着积极的关系。当然，从陆地到海洋的过渡并不是“从固定的东西转移到无状的东西上”、能够唤起探险的兴趣或带来恐惧与害怕的过渡。中国思想中蕴含着一种全然不同的与世界的关系。它的特点不是恐惧，而是对世界深深的信任。
《庄子·秋水》极有可能是一篇关于水和海的文章，其中包含河神与海神的对话，而海神代表的是圣人或“获取知识的人”。开篇是这样的：
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辩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
由于洪水泛滥，人们无从分清此岸的牛和对岸的马（“不辩牛马”）。有趣的是，上涨的河水消弭了差异，但它却并不被视为威胁。相反，牛和马几乎无从区分，事物流入彼此，这是很美好的。美不是明确的分离，而是向“无分别”过渡。
海边暮色薄，
野鸭声微白。
——松尾芭蕉
在东亚，水和海洋占据着完全不同的意义领域。它们象征着完全不同的事情与关系。它们经常充当“无分别”的媒介。水自身没有形状，从这一点上说，它就是无分别的。它没有内在。因此，它与本质相对立，本质坚持自我，维持自我的同时又区别于其他，或者对抗着其他。水虽然没有自己的形状，但却绝不是“无形状的”（amorph）。其实它始终在被塑形。因为它接受其他东西的形状，目的是展开自己。它是友善的，因为它并不自我设定，而是可以被设定。它贴合着任何形状。它没有任何硬度，因而它从不实施强制。它是柔顺的、贴合的。它不会撞上任何阻碍。因为它不坚持自我，不做任何反抗，不与任何事物作对，也不争辩（“不争”，《老子》第8章）。所以，最高级别的德性就像水（“上善若水”）。因为它是虚无的，没有固定的形状，没有内在，或说是不在场的，所以它可以在任何地方，可以是一切。硬物易碎，激起抵抗。实施强迫者亦遭受强迫。水通过顺从而克服了障碍。它通过弯折而得以舒展。因此，老子写道：“弱之胜强，柔之胜刚。”（《老子》第78章）
大海象征着无分别的世界内在空间，事物从该空间中呈现出来，又流回该空间。那里虽然蕴含着一种成形力，但它既未导致终极的区分，也未导致僵化的对照。当河神（河伯）问是否可以以天地为大、以毫末为小时，海神（北海若）是这样回答的：“不可以。物的数量是无穷尽的，时间是不会停止的，得失不是恒常不变的，终始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所以大智之人能够观察远处和近处的一切事物，因而小的东西不觉得小，大的东西也不觉得大，这就是说他深知物量是没有穷尽的。”
……………………
庄子笔下的无分别状态叫作“浑沌”（《庄子·应帝王》）。有趣的是，这两个字的偏旁都指向水。拟人化的浑沌生活在南海与北海之间的“中央”（Mitte）。他对待南海的统治者“儵”和北海的统治者“忽”非常热情友好。因此，他们便考虑如何回报浑沌。浑沌没有可以看、听、饮食和呼吸的七窍，因此他们决定帮他打通七窍。他们一天帮浑沌凿出一窍，到第七天的时候，浑沌便死了。这个故事内涵丰富。浑沌的友好和善良恰恰源于他没有七窍，也就是说，没有用于区分与判断的器官。作为“中央之帝”，他是无分别的、不偏不倚的。他所居住的“中央”并不是数字或几何意义上的“中间”，不是量的“中间”。它更多地意味着“中介”（Ver-mittlung），发挥着平衡、调谐的作用。七窍，或说用于区分的七个器官，破坏了他的无差异，即破坏了他的友好与善良。
对中国人来说，海洋既不是混乱或深渊的象征，也不是引诱人去冒险的神秘与谜题之地。它既不是奥德修斯之海，也不是康德或黑格尔之海。它更多是一个无分别之地，一个不受限、不枯竭之地。从陆地到海洋的过渡，在东亚地区并不被经验为从固定的东西转移到无状的东西之过渡，而是从有限度到无穷尽和全方位之过渡，是从分别到无分别、从充实到空虚、从在场到不在场、从执着到淡定之过渡。这不仅适用于道家，也适用于禅宗。顿悟的时刻是一个重大过渡的时刻，海洋的感觉由此产生。
突然，广阔的天空变成了废墟。神圣的、世俗的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在寺庙前，明月高照，风飒飒作响。所有河流的水都流入大海。
对中国人来说，水或海是一种思想或行为的象征，这种思想或行为能够依据情境，去适应和贴合世界的变化以及事物的转变。世界并非深不可测或不可理喻，它只是有着多种面貌而已。世界不是“存在”，而是不断改变进程的“道路”。东亚思想并不围绕着同一的东西。因此，变化和改变不会被视为威胁。它们只是我们必须适应的事物的自然过程而已。它的思考方式是情境式的，或说是在不同的形势下思考，而这些形势是不可能被迫遵循相同的原则的。人们不会根据不变的坐标进行定位。相反，人们需要及时地认清每一种形势并做出适当的反应。与这种反—作用的（re-aktiv）、反—应的（re-agierend）思想不同，西方思想是积极的（aktiv）、行动的（agierend），从一个固定的角度来看待世界，或说刺穿世界。中国的智者并不像那些冒险的水手那样刺穿世界，而是去贴合它。人们要尽量使思想保持如此的贴合，以便接纳多种可能性。东亚思想不拘泥于根据和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友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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