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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的中日韩（第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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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他人，才能更好地了解自己。”正如这一古语所说，比较、回顾百年前的中国、韩国、日本，也是反观我们自己的好方法。

作者在长期比较研究东亚历史过程中，试图在本书中以类似于MRI（核磁共振成像）的方法，对中、日、韩三国近代史中的重大事件、文化、艺术、社会、日常、风俗、民众的日常生活等方面进行切分，并以特写镜头予以还原。

本书为重新发现近代——一百年前的中日韩（第二部），作者在这本书中，能对我们曾经不太了解的，或者已经随风而逝的历史场面，进行更深入的描写。通过这一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已逝的近代史的光明与黑暗，同时也能感受到温和而又冰冷的近代史的体温。

作者所希冀的是，摆脱单一国家历史的视角，并以多国的、多层次的视角，省察我们和我们周边的历史环境。

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历史也是一种移动、跨境的历史。通过跨境实现了移民的群体，不仅对当地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有时还能改变当地的文化版图。

100多年以前，中国的海外移民主要是以东南亚为目的地的。但这一范围很快扩大，并经过香港，沿着太平洋航线向美国扩展。

在向美国移民之前，大量中国的平民百姓已经越过海洋，移民到东南亚地区。当时，人们把移民东南亚称为“下南洋”。南洋指的是现在的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等地区。从广义上讲，南洋也包括今天的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附近的太平洋岛屿国家。

根据刊载于《中国社会导刊》（2008年第3期）的统计数据，在印度尼西亚的2亿人口当中，华人占了1,000万；马来西亚2,500万人口中，华人占了600万；泰国6,500万人口中，华人大约占2,000万，即占了约三分之一；新加坡有华人300万，占全部人口的90%。

在中国，大量日本卖春妇集中在上海、香港、关东等地。南洋各地也有众多日本卖春妇在进行性交易。1886年，仅上海市就有大约700名日本定居者，其中，日本人的设施有半数以上都是娼妓馆。此外，还有少数三井物产等日本企业和药房。

1903年，有多达201名日本卖春妇在中国关东地区活动。在俄日战争以后，这一数字急剧增加到了1,403名。这相当于在关东地区日本定居者数量的一半以上。中国东北地区当时定居着5,000多名日本人，统计资料表明，其中70%以上为日本卖春妇。

日本在性事方面实行开放政策要早于中国，而且歧视妓女的意识也十分薄弱。所以，纳妓女、卖春妇、娼妓为妻的现象，在日本上流社会男性当中也很普遍。

1898年，李鸿章结束欧美旅游回到国内，结果发现维新运动正热火朝天。在百日维新期间，李鸿章没有公开上书表达自己的政见，也没有实际接触维新派人物。

他暗中写给友人的书信内容表明，他对维新变法表示支持，但实际上，他却没有实际的支持举动，也没有参与其中。1898年8月，伊藤博文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两个月的访问。这时，李鸿章宴请伊藤博文，并愉快交谈。李鸿章在日本签署《马关条约》期间，曾经与伊藤博文打过交道，因此两个人可以说是有过一面之缘的对手。

伊藤却在私下对李鸿章说：“治弱国如修坏室，一任三五喜事之徒，运以重椎，以巨索，邪许一声，压其至矣。”李鸿章深以为然，说“侯言良是”。李鸿章与伊藤的唱和，证明他们一致认为维新派缺乏阅历，操之过蹙，失于急激，后果堪虑……

李鸿章宴请伊藤博文及其随员大岗育造，酒行三巡，论及康有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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