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与幸福 _唐永进，等编_9787564317164

道德与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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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与幸福”不仅为伦理学关注，而且为全体人们关注。“道德”是以善恶评价为标准，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人的内心信念的力量，调整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而“幸福”则是一个人主客观有机统一的满足状态（它既是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又是对于生活的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的一种价值判断）。因为人的本性是不满足，人们孜孜以求的是幸福，所以道德就是为了维护大家的幸福而约定俗成的一些行为规范。

一、现代人对幸福的误解：幸福等同于财富财富对于幸福的生成具有不可取代的意义，但这一意义又有着内在的限度。现代生活语境中，不难发现“财福悖论”反映出来的关键问题是现代人的幸福观突破了财富对于幸福的意义界限。现代人总是将幸福等同于财富，以为创造财富就是直接地创造幸福。
通过对财富与幸福之关系的论述能够发现，财富对于幸福的意义始终内含着超出内在限度、直至成为幸福理解的主导范畴的危险，当幸福被等同于财富的占有时，这种危险就变成了现实。现代人在物化价值通道上理解着幸福，以财富的获取和占有诠释幸福。弗洛姆针对现代人消费生活的异化性质指出：“最初，消费更多更好的商品对一个人来说意味着一种更为快乐和满足的生活。消费是达到快乐的手段。”这是财富对于幸福的手段意义及其合理限度。“但是现在消费却成了自己的目的。”“今天的人已经被他能够购买更多更好尤其是更新的商品的能力所迷惑了，他成为了消费狂。购买和消费的行为已经变成了一种被迫的、非理性的目标，因为消费就是目标，而不是人们从这些物品中获得的使用价值和快乐。”当幸福等同于财富之时，真正的幸福就隐没在现代消费视野之下，幸福被等同于为财富意义上的幸福，这便是现代人对幸福的最大误解。
结果，本是追求幸福的人们却被导向了幸福之手段--财富的追逐之路。西美尔对手段覆盖目的的现象做过深刻说明：“这种文明的本质在于：与原始的社会关系不同，人类的愿望不再是简单的、近在眼前的、用直接行动能够实现的愿望，而是逐渐变得如此困难、复杂和遥远，以至于它们需要对手段和设备进行多环节的建设，……这些手段彼此相互支撑，最终汇集为最后的目标。但是，越这样就越容易导致这样的危险：陷身于这些手段的迷宫中并由此遗忘了最终目标。”二、走出“财福悖论”的困境“财福悖论”表明财富对于幸福的生成有着固有的界限，财富的作用不能被夸大。这里的“财富”即物质财富。其实，财富绝不仅限于物质财富，如果是将财富内涵拓展到“人本身的财富”层面，那么财富与幸福之间的关系就具有了另一种意义，而融入了“人本身的财富”的财富观也会对现代人的幸福观以及“财福悖论”的破解提供极有价值的思路。
物化财富观将物质财富推上了“无冕之王”的宝座，但并没有彻底堵塞人们寻求多元财富的努力，其中的重要表现便是人本身的财富正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按照坍屋太一先生在《知识价值革命》一书中的描述，随着环境问题、难民问题和人口爆炸问题的相继发生，人们开始对物质财富产生“饱和感”，而对“精神生活”的需求增加，在今后的时代里，人们将不会要求消费更多的资源、能源和农产品，而要求消费更多的“知识与智慧的价值”。这些描述或许还没有成为今天的普遍现实，但从历史演进的长时段角度来看，以精神生活为代表的人本身的财富将会受到大众的重新发现，从而成为现代人幸福的重要感受坐标，这将为从根本上破解“财福悖论”奠定良好的基础。具体而言，走出“财福悖论”的困境需要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1）努力促使人本身的财富成为物质财富生产的导向和目标。
“为生产而生产”固然是现代性生产的根本动力，但物质财富生产的终极指向是人本身的财富的增长，人本身的财富既表现为生产能力的增强，也表现为社会协作的扩大，既表现为精神素养的提升，也表现为享受能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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