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心缘事：中国诗歌叙事传统研究引论（融贯中西理论，有力反拨“抒情传统唯一独尊说”，建构中国诗歌抒叙互竞互促、双线并行的发_董乃斌著_9787547618806

诗心缘事：中国诗歌叙事传统研究引论（融贯中西理论，有力反拨“抒情传统唯一独尊说”，建构中国诗歌抒叙互竞互促、双线并行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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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歌叙事传统首倡者董乃斌先生的精心之作，致力于发掘被抒情传统遮蔽的叙事传统，构建文学史抒叙双线并贯的范式。作为中国诗歌叙事传统研究丛书的首卷，开宗明义，缕叙中国诗歌传统研究现状，直指中国诗歌抒情传统唯一独尊说的偏谬之处。并以此为基石，以大量中国古典诗歌（如《诗经》、李杜诗）为实例，结合历代文论诗评，解析诗中蕴含的叙事成分及价值。以15个关键词，陈说从叙事角度研究中国诗歌的必要性和意义；融贯文献与中西理论，有力反拨抒情传统唯一独尊说，将长期被忽视的中国文学叙事传统从幕后推至台前，建构中国诗歌抒叙互竞互促、双线并行的发展脉络。

2011年，我们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其最终成果《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一书收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由中华书局于2012年出版。现在我们进行的中国诗歌叙事传统研究，是前项工作的继续和延伸。
在《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一书的导论中，我们曾详细说明此项研究的缘起。这个缘起，其实也就是今日开展中国诗歌叙事传统研究的远源。当时所言大致有三个方面，简单说来
一是为了承续此前的文学史学史和文学史学原理研究，而以此比较集中具体地探索文学史贯穿线问题；
二是质疑影响深广的中国文学就是一个抒情传统说，而以叙事传统与抒情传统并存互动论予以补正，藉以建构抒情叙事双线并贯的文学史论说范式；
三是受到西方叙事学研究丰硕成果的启发，也受到后现代主义混淆文史界限的刺激，遂联想到中国文学叙事传统既亟须加以梳理，文史关系的复杂关系尤须辨析澄清。
应该说，这三点仍与我们今天的工作有关。但需要说明，情况也有所变化，原第二点的重要性在我们这里已显然降低，而第一点和第三点则大为增强了。
如果说，当初在写《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时，我们确实常常想到中国文学就是一个抒情传统说，甚至隐然把它作为我们的主要论辩对象的话，那么现在已经不再是这样了。一方面，那时我们比较在意的就是一个的提法，其片面性已经被揭示，与之相对的抒叙两大传统说，已经树立并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理解和认同。另一方面，在我们的新课题中，叙事传统的论述，自始至终都会与抒情传统密切相关，我们要讲的是中国文学史的两大传统，而绝非要树立一个传统就得取消另一个传统。就是一个抒情传统的提法不妥，但存在一个抒情传统却是事实。在当前的学术语境下，本课题的任务固然主要是阐述好中国诗歌的叙事传统，但叙事传统绝非孤立，更非唯一。这其中的应有之义，就包括了阐述好诗歌叙事传统与抒情传统的关系这个问题。力避造成新的偏颇，是我们时刻未忘的原则。
我们把自己的研究，明确定性为文学史研究，探索和论证文学史贯穿线是我们确定的主要目的。此外，由于近年来国内的叙事学研究兴盛，叙事学界的同仁既给我们许多启发帮助，也引我们为同道，我们自然也愿努力为中国叙事学的发展作些微薄的贡献。而文史关系这个涉及两大学科的根本问题，我们既有了一些看法，也应该勇于提出，以促进讨论的深入和这两个学科的健康发展。这几点的确是我们投入这个新课题的根本动机。
以上说的是远源。至于近因，那就更与此前的研究直接有关。
《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采取按文类（也称文体或文学样式）为序的办法论述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的存在。文类的发展演变确实与抒叙两大传统的博弈和起伏消长关系密切。从文类递嬗看两大传统的关系，也确是一个方便而有利的角度。但限于条件，该书除古文字的叙事思维外，就只涉及了古文论、诗词、乐府、唐赋、古代散文、元杂剧、文言小说、章回小说等有限的几个文类。对于汪洋浩瀚、种类繁多的中国文学（人们多称之为杂文学泛文学，我们则愿称之为大文学）而言，该书只能算是举例性质的。虽基本观点已立，但远不够深入充分。下一步该怎么做呢？我们考虑，既可以根据中国文学史的实况，从增补文类入手，即从面上来铺开、扩展；但也可以就某个文类挖掘，就这一文体作纵向的追寻，那可以说是点内的深入。鉴于中国文学就是一个抒情传统说的主要依据是中国古代诗歌，诗歌历来被认为是中国文学最主要、最有代表性的文体这样的普遍认识，我们觉得不妨把研究的目标集中到诗歌上来如果能够比较充分地论证中国诗歌里不仅存在抒情传统，而且存在叙事传统，论证这两大传统从古到今在漫长的诗歌史中不断互动互竞互促、博弈前行的历程，那么，中国文学史抒情传统唯一、独尊这种观念的不合理性就更加不言而喻，而文学史抒叙双线并贯范式的构建，也就更是理所当然之事。当然，后一种做法，即论证中国诗歌的叙事传统，其难度比通过扩展文类来论说要大些。
谈论中国诗歌的叙事传统，难点不少。首先，诗歌向来被认为是抒情的载体，尤其是中国诗歌，远古没有希腊式的史诗，后世长篇叙事诗似乎也比不上抒情诗发达。讲起中国诗歌，人们的第一印象好像主要就是篇幅短小有限的抒情诗，积久成习，这似乎已成常识。中国古人论诗之作也很多，但所论多侧重情志议论、说理载道等方面，论及叙事者偏少，且从艺术角度视之，往往颇含贬义。那么，说中国诗歌存在着与抒情传统并列的叙事传统，究竟是否有足够的文学史依据呢？究竟是否要挑战常识呢？如果我们说有，那为什么前人又会罔顾这种根据而纷纷偏向抒情传统唯一独尊之说呢？这些都是需要解答的难题。
其次，有论者认为，抒情诗并不排斥叙事，就像它不排斥议论一样。但叙事和议论都只是抒情的手段、技巧或工具，唯抒情才是目的和要旨。诗人作家创作时只是随禀性按需要甚至完全随机地采取抒叙议各种手法，并不牵涉文学观念和作品价值的问题。而无论叙事也好，议论也好，如果只涉及技巧而无关观念无关价值，又哪里谈得上形成传统，或者说谈传统又有什么意义呢？这是我们谈论诗歌叙事传统无法回避的问题。但要解决它，也有一定难度。
最后，中国诗歌史漫长悠久，论述其叙事传统，当然应该贯通古今，不能只论到鸦片战争发生或清亡、民国诞生为止；而所谓现当代的诗歌，其现象之复杂纷繁，对我们的专业知识来说，未免又是一个难题。
由此可见，我们的研究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理论的角度，都需要回答一些难题。我们认为，这应该正是我们课题的价值所在。我们需要质疑和撼动一种积习深厚几成常识的观念，但又并非要根本铲除它或废止它，而是要在保留和弘扬其合理性的前提下，批评并克服其片面性，从而形成一种抒情叙事两大传统平衡互动的文学史发展观念。总之，既须有分寸地扬弃，又要有根据地建树，事情并不那么好办。可是无论前面有多大的困难，我们决心迎难而上，不愿就此止步。
经过反复思考和广泛征求意见，中国诗歌叙事传统研究被确定为我们新的课题方向，并向国家社科基金办提出了招标申请。2015年11月，国家社科基金办批准我们的课题并将其确立为重大项目；投标成功，研究工作随即正式启动。
几年来，在各级领导的关怀支持和课题组诸位学术委员的指导帮助下，六个子课题组的全体成员付出了艰苦努力，其间相互切磋、反复讨论、多次修改，终于完成了课题成果，汇总为中国诗歌叙事传统研究丛书。
根据分工，这些成果基本上是按时代来描述和阐论中国诗歌叙事传统从萌芽到形成和随历史演变而发展变化的状况，勾勒中国诗歌叙事传统在各时代的表现、诗歌叙事传统与抒情传统乃至其他文类的复杂关系；在此基础上，努力概括各时代诗歌叙事传统的特征，合而观之，则可见中国诗歌叙事传统的诸方面和变化线索。
作为课题负责人，笔者在项目启动之初，就草拟了一个工作的提纲，供大家讨论，并在集思广益和认真修改后提供给大家作为工作中的基本依循。在这个工作提纲的基础上，笔者拟进一步充实提高，形成丛书的《引论》，概括地陈述我们课题的理论基础、指导思想，以及丛书在理论阐发上的基本要点。几年来，笔者一直在为这部《引论》作准备，也曾不止一次地试笔起草，发表过一些阶段性成果。但《引论》的完整文本则需要在丛书基本完成之后，汲取各子课题的研究结论才能最终写出。
几年来，为这部《引论》的写法，笔者也很费了一点心思，想过多种结构，起过多次草稿，但都不能满意，不能顺畅地写下去。最后才决定采用排列并阐释关键词和研究主题的办法来写。这种写法直截了当，不必在文章结构上多作踌躇，无需起承转合的精心布置，只要对我们研究中一个个关键问题作出明确清晰的解说，达到阐明思想的效果即可。当然，这毕竟是一种尝试，是否合适与成功，尚待学界同仁与广大读者鉴定批评。
下面就是本《引论》上编即将依次阐释的关键词和研究主题：
（1）传统
（2）文学史贯穿线
（3）事
（4）叙事与抒情（含事、咏事、述事、演事）
（5）诗篇抒叙结构分析
（6）史性
（7）诗性
（8）诗史
（9）赋比兴
（10）写景
（11）诗修辞
（12）诗歌叙事传统基本内涵
（13）抒叙博弈
（14）抒叙博弈和文体演变
（15）叙事伦理与文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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