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是行为科学奠基人，他的理论主题是人类社会的协调与平衡。书中他开宗明义就强调：工业文明的根本问题，是工业的飞速发展导致产生了社会的反常状态。近代国家都很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却忽视了更为本质的社会和人类问题。
　　“以人为本”是梅奥人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思想。从梅奥开始，管理注重人的因素超越了设备的因素。尽管时代已步入21世纪，但人际关系学说仍然有着深远的指导意义。

　　序
　　这是埃尔顿·梅奥教授准备撰写的三本系列丛书的第二本。这三本书将有选择性地从几个侧面来为我们展示25年来工业现场研究的状况。这项研究的目的是要努力获得对人与人的关系——这个题目遭到最严重的忽视——更好且更根本的理解，并设法去改善这种关系。在开始研究工业里的男女工人前，梅奥已经具有了长期的自我训练和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对待人与事的现场经验，这三本书就是据此所进行的成熟思考。由于其早期的研究工作，当他将注意力转向工业时，即为其研究带来了三点优势：“一是对事物亲密无间、习以为常和发自直觉的熟悉感；二是对事物拥有系统的知识；三是卓有成效的思考事物的方法。”已故的劳伦斯·J·亨德森认为，这些是在新领域从事客观的现场研究工作的必备条件。
　　梅奥是在哈佛大学商学院工业研究部任职约20年的资深教授。由梅奥本人和他在工业界和商学院的同事们所从事的该研究部的这项研究，一直都是对具体的工业情况的第一手资料和现场的研究。这个项目为期20年的历史，是一部真知灼见不断积聚的研究发展史。
　　在其首部关于该工业研究的综合报告中（《工业文明的人类问题》，1933年出版，1946年再版），梅奥在研究并确保对个别工人与他们从事的工业工作的关系有更深刻理解的方法方面，在促进工人们安于自己所从事工作幸福感的途径方面，都进行了开创性的工作。此后，在梅奥和他的同事的指导与合作下，西部电气公司所进行的五年研究计划的更详细的报告随之得以发表。所有这些报告都承认，社会集团、工作团队和个别工人都很重要。怀特黑德的研究，即根据对西部电气保存的独一无二的试验记录进行的严谨的统计学分析，有力地说明了影响这个参与试验的群体的社会因素的意义。罗特利斯伯格和迪克森的著作也说明了社会因素的重要性。可是，这三份报告对于关注此问题的读者来说，最终的结果就是强调个人因素，包括强调生活在社会环境中的个体的重要性。
　　在出版了前一部著作12年后，梅奥在目前的这个报告中强调的重点发生了变化：并未排除个体，但重点讲到群体的重要意义和理解群体行为的方法。这些群体既包括组织起来并为管理部门所认可的正式组织，也包括自发的、非正式组织。后者的意义乃至其存在的事实，都常常为行政管理所忽略，甚至工人们自己也忽略了此事。这份报告提出了在基本工业活动层面如何确保群体合作的重要意义。报告也指出，快速的技术进步和工人们工作过程中人事关系的频繁变化使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不断增加。原有的处理技术的能力不断遭到破坏，而行政管理部门却未给予足够的关注。当然，邻里生活不断遭到破坏，而在我们周围，梅奥所谓的定型社会的稳定性作用在不断松弛，这些都加剧了困难程度。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困难又是实用科学对生活在工业里的人们的冲击，以及汽车等重大发展对人们非工作时间生活的冲击的结果。
　　在这里，梅奥也给我们举了些例子，说明有些地方的行政管理者已经成功地使得工厂群体在其群体合作的态度上获得如此的稳定性，以至于群体中的成员明确承认，对他们而言，工厂俨然成了寻求美好生活的稳定力量。这种成就是在工厂内技术变革和工厂外群体生活混乱不堪的情形下取得的。这样，梅奥首次以特定实例的形式向我们展现出，在工业内部本身，工业行政管理者在其能力范围内便可以创造出一个能够部分有效替代旧有邻里的稳定影响的方法。如果就业稳定，就有可能使工业成为一种谋生的手段，同时也是一种在社会方面令人满意的生活方式。
　　这种看法似乎与劳工和行政管理层之间的斗争以及困扰我们的日益加深的仇视和偏见相去甚远。然而，除非我们能够在纷繁复杂的工业文明中重新恢复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由于个体差异的存在而须具有的某种类似相互理解的能力，除非我们能够学会如何使我们的文明与不断的变革相适应，否则我们在国内事务方面无法维持必要的稳定状态，同样也无法在国际领域成为维护和平的有效力量。的确，我们国内目前的状况并不能使斯大林先生得到这样一种印象，即我们将成为维护海外和平的持久力量。很少有迹象可以表明，我们已经解决了具有适应力的文明的问题，以应对持续不断的技术和社会变革。
　　梅奥还有一项研究和解释的工作要做。我们需要他更完整地完成他那部引人入胜又令人充满期待的大作——《一个“具有适应力的”工业：我们的政治问题》。当这部著作问世时，我希望它不仅解决了民主国家及其内部有效合作的问题，而且更多地关注聚集庞大的人力和物力的大规模工业生产中同样存在着的确保合作的问题。在这种大规模的生产中，高技术效率经常同不断增长的存在于工业内部和外部的社会分化发生着冲突。
　　在工业内部和我们的各级学校里都有一种基本工作要做。在这方面，梅奥本人及其在哈佛大学商学院的同事们，在他的领导下已经做了很多。这表明，取得重要成就是可能的。
　　华莱士·B·多纳姆

　　乔治·埃尔顿·梅奥（1880—1949），美国管理学家，原籍澳大利亚，早期的行为科学——人际关系学说的创始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他出生在澳大利亚的阿得雷德，20岁时在澳大利亚阿得雷德大学取得逻辑学和哲学硕士学位，应聘至昆士兰大学讲授逻辑学、伦理学和哲学。后赴苏格兰爱丁堡研究精神病理学，对精神上的不正常现象进行分析，从而成为澳大利亚心理疗法的创始人。代表作有《工业文明的人类问题》《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
　　张爱民，历史学博士后，管理学博士，现为广西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曾经先后两次赴美从事专门学术研究。主要作品：The Origins of African American Civil Rights Movement（2001年美国纽约出版）《美国多远文化主义起源研究》《从林肯到奥巴马时代》《美国总统全传》（合作主编），译作有《企业管理中人的因素》《炉边谈话》《罗斯福自述：走出危机》《向前看?在路上》《意志力》（台湾冠橙出版公司）等。
　　唐晓华，经济师、管理学硕士，现为广西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主要从事行政管理和教育管理研究。

第一篇 科学与社会
第一章 进步的阴暗面
第二章 乌合之众的假设及其必然推论，国家绝对

第二篇 现场研究
第三章 初步调查
第四章 霍桑和西部电气公司：对访谈实验做进一步评论
第五章 缺勤和转业
第六章 "爱国主义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摒弃对人的仇恨与不满"
附录
哈佛大学商业管理研究所工业研究部1926年到1945年的研究工作

　　第一章 进步的阴暗面
　　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对于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信心满满——认为他们的成就对于人类来说是真实可信且有裨益的。19世纪90年代，出版了一本名为《十九世纪》的小册子，这是一个“学生读本”。它自豪地讲述了一个世纪里人类征服环境的成就，并暗示人类终于要成为命运的主人了。而50年后，为我们呈现的结果却具备了希腊悲剧的全部特征，其规模之大史无前例。人类在微不足道的成就的刺激下产生的狂躁已经招致众神的愤怒。其良苦的用心、崇高的计划在这30年间已然演变为一场混乱，摩天大楼毁灭成一堆瓦砾。这一切都是拜人类自己所赐；本来应该带给人类的完美的科学上的进步，最终却变成了毁灭、荒芜与悲壮。
　　但是，当代有些人认为，同样是这种成就却有着其反面——暗淡的一面。艺术家多次进行抗议，但大部分时间遭到漠视。H·G·韦尔斯先生在《新马基雅维利》一书中发出了最强有力的声音。在描述1910年这种成就给布朗姆斯特德村——可能是肯特郡的布朗莱——带来的变化时，他说：我记忆中的和上次所看到的——这是一年前的事情——整个布朗姆斯特德村经历了一场呆滞、无用而混乱的人类活动，这是一长串数量众多却无效的人类行为。这些活动像从前一样没有完成，建筑工人们修的路还是延展开去，并照老样子在旷野的中间地带戛然而止；各种各样的企业掺杂在同样没有希望的矛盾里，或许是事情变得更加糟糕，自命不凡的别墅推搡着贫民窟，而洗涮赃物的窟窿奔铁路而去，院子里挂满了洗好的脏衣物，却不知害羞；在铁路两侧，每次我走过时似乎都有公告牌在增加，充斥着丸药、腌菜、滋补品和香料等的广告，向那些身体已经不再健康、食欲全无的人们挥手致意。
　　他对于一个安详的农村演变成一个贫民窟这场混乱的行为特征是这样描述的：
　　我想人们可以劝说自己，这一切不过是一个由新秩序替代古老的安详或者至少是一种古老的平衡过程。只是从我的视角看来，父亲那锐利的眼光告诉我，从来就没有什么秩序可言。这就是一大串互不相干的鲜活的开端，一次比一次冲击的面更大，毁坏力更强，没有哪一次达到了成熟且令人满意的圆满程度。每一次开端都留下一堆遗骸：房屋，或者其他种种。这是一种骤然发生的进步，这是一种失控的变革，它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前行着，却毫无意义。
　　当一个人乘坐火车前往匹兹堡或者费城时，途径层峦叠嶂的巍巍山峦，流水夹道的莽莽林野，很容易激发出与上述类似的遐想。而且，出现在火车上和旅馆里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在这个伟大的国家，除了在火车上和旅馆里，其他地方是绝对不会见到这些人物的——嘴角叼着香烟，言必称美元，这种感想一定会愈加深刻。在艺术家们看来，在这真真切切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成就里，一定有某种东西被歪曲了；而这些东西却一直持续存在到今天。这就好比人本身并未期望什么进步，只是他周围的物质环境和他的身体享受在期待进步；而物价飘忽不定、混乱不堪，乃至最终相互仇杀的战争却成了主宰一切的众神。
　　另外一位艺术家，也是英国的首相，几乎就是在预言：
　　……在艺术遭到遗忘，商业消失，文学成了碎片，人口下降的氛围中，欧洲人却在讨论进步，因为奇妙地应用了某些科学成就，他得以建设一种错把安逸享乐误认为文明的社会。本杰明·迪斯累利，比康菲尔伯爵所著《坦克雷德》，转引自菲吉斯：《文明在十字路口》，纽约，朗曼斯·格林公司，1912年版，第17页。
　　但是，观察到文明黯淡面的不限于艺术家。在近代史上，每隔20年总会涌现出一位卓越的观察家来告诫我们关于人的研究又遭遇败绩；要求我们思考所有这种进步对人类产生的影响。对于这样一些像是卡桑德拉的警示，居然无人问津。只有巨大的悲剧——其实就是一场灾难——才能使我们去关注人类所处的现实场景。
　　例如，勒普莱是法国的一位工程师。19世纪初期，他的职业令其走遍欧洲的各个角落。早在1829年，他就开始怀疑技术和工业的飞速发展对于他所供职的各类欧洲社团是否有好处。他带着这个问题，用了25年的时间来细心观察与其有联系的众多不同工人群体的基本生活状况。其所观察的地区从东欧的草原到法国的大西洋海滨。他将其观察所得全部记录下来，共计六卷，于1855—1879年相继出版。这部皇皇巨著至今没有翻译成英文，这足以表明我们长期以来对人类和社会问题的忽视到了何种严重的程度。只有为数不多的研究社会的学究们可能知道这部著作的存在，而这些学者又对其实际的重要性缺乏了解。
　　勒普莱的基本发现是：在更为简单的社团里，人们的主要职业是从事农业生产、打鱼或者某些原始活动，这样的社会秩序稳定，而这种稳定的社会秩序已经不再是高度发达的工业中心所具有的特征。在这样的社团里，每个人都了解各种不同的经济活动和社会功能，而且不同程度地参与到这些经济活动和社会功能当中来。家庭和亲属关系的纽带（真实存在的或者臆测的）将每个人和每个社会场合联系起来，有效合作的能力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不仅有力地控制着个人；相反地，社会规则和个体的愿望出于所有实际目的的需要是一致的。群体中的每个成员都参与社会活动，因为这样做正是成员的主要愿望。
　　勒普莱所发现的现代的和具有工业特征的社团的情形完全相反。他发现，在这样的社团里存在着广泛的社会混乱因素：人们对社会规范的权威性置若罔闻，亲属关系的纽带也不再奏效，维持和平与安定的能力明显在销蚀。他指出，在这些社团中，个人是不快乐的；渴望变革——“新鲜感”——几乎已经成为充满感情的人生理想，而正是这种理想导致了更严重的混乱。的确，勒普莱认为工业社团的突出特征是，它成为某种社会无序状态下广泛存在的场合，此间个体和群体之间的有效沟通已经荡然无存，而自发和有效合作的能力也随之消失。上述这些观察出自一位训练有素的工程师，而其本人则是位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他自己的国家法国，以及其他工业社会，在此问题上对于他提出的警告浑然不觉。
　　19世纪末期，社会学中法国学派的创始人埃米尔·杜尔克姆在法国进行了惊人相似的考察。他在1897年出版的关于自杀的研究中指出，在法国，那些技术工业发展迅猛的地方出现了危险的社会分化，所有个人和群体合作的希望日趋渺茫。他认为，现代技术发达的中心同单一的秩序井然的社团之间的差异是，在小社团内，个人利益是服从群体利益的：而且杜尔克姆本人也热切地希望如此。在这种原始的社会里，个体成员在幼年和成年时期就能够很明确地预知，在其长大成人后将会为这个群体尽哪些职责。这种期待规约着其成长过程中的活动与思想，并在其完全成人之后引导自己接受一个社会职位，来达到一种满足感。他知道自己的活动是社会所需要的，是在这个社会继续生存所必需的。个体成员的整个一生都和群体休戚与共，密不可分。
　　在19世纪，科学和工业的快速发展终结了个体与其群体的一致感，以及对工作的满足感。杜尔克姆详细地说明了这点：个人对其所生活的地方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不再有难以割舍且休戚相关的情感。离开家庭去接受学校教育，这是否是地理意义上的移动已经无关紧要，而有着重要意义的现代变革是，家庭纽带遭到削弱，没有新的或者成长中的群体关系去接替这种变革已经是种常态而非偶然现象。普通教育水平的提高当然是件完全值得称道的成就，但若以牺牲个体和群体关系为代价来提高到如此水平，是否值得还是令人质疑的。
　　杜尔克姆接着指出，经历了个人与家庭关系的纽带瓦解后，又常常会出现另一种情形：个体为了找到工作被迫再次割裂其与处于成长期的群体之间的联系。虽然不一定立即就会如愿以偿地找到工作，但是社会瓦解程度却加剧了。极端情况下，我们可能会发现那些完全丧失了社会关系感或者责任感的人——抑郁者、自杀者、“孤独的狼”或犯罪分子。即便是那些最终还是成功地找到了群体关系的人——幸运的是，这样的人还是占多数的，虽然数量在日益减少——他们对于这种社会关系的本质，缺乏可以直接了解的经验。同他们原来所在的社团相比，目前所在的这个群体的团结性和为共同目标承担责任的水平都处于较低的层次。
　　据此我们发现，在现代工业社会里存在两个使社会瓦解的征兆：
　　第一，不快乐的人数量增加了。没有直接的或者真正的社会责任，自己的事情自己处理，个人变成了不愉快的、难以割舍的私人偏见的祭品。很久以前，巴特勒主教就说：“……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可以拥有所有自爱，但同时这个人也是很悲惨的。”
　　第二，在现代工业社会里，另一个预示社会瓦解的征兆则与我曾经提到过的情形有关——比较单一的社会的群体组织的水平要高于当前这个社会的群体组织水平。不幸的是，我们所了解到的正是工业社会的全部特征：各式各样群体组成后并不渴望同其他群体进行全心全意的合作。相反，他们的态度通常是戒备或者敌视。一个社会正是沿着这条路走向了一种郁滞的状态。如同卡森所言，那些压力集团和权贵集团的倾轧与斗争是进入灾难的使者。《进步与灾难》，纽约，哈珀兄弟出版社，1937年版。
　　在杜尔克姆这本著作的最后一部分中，他承认，较小的经济单位不断合并成为较大的经济单位，能够使现代文明给予其公民更加舒适的物质享受。但是，他重申了勒普莱所坚持的意见，认为为此付出的代价过高。随着我们的经济不断地取得进步，大部分公民活着的个人意义也将逐步遭到毁灭。“事实上，我们的进步所具有的特点是，所有已建立起来的社会网络不断遭到破坏，它们一个接一个地被时间腐蚀掉，或者为暴力革命所驱除；而这种破坏和驱除是任何已经发展起来的事物所无法替代的。”埃米尔·杜尔克姆：《自杀论》，巴黎，费利克斯·艾尔坎书店，1930年版，第446页。这是对现代文明世界正面临的问题的清晰表述。这个问题即是快速的、工业的、机械的、理化的进步，其进步速度如此之快，直至将历史上形成的所有社会的和私人的关系都破坏掉了。补偿性的组织还没有发展起来，甚至缺乏对实际的、社会的以及私人的关系问题的研究，这种组织和研究能够使我们以理解和镇定自若的姿态去面对这种急剧的变革。杜尔克姆的观点是：法国革命将其所谓的社会次级组织的最后一部分遗存也摧毁殆尽。也就是说，历史上的社会所赖以存在的那些有效的日常合作，比任何政治结构都有更强的维持力量。他指出，在法国社会中，只有一种逃过破坏浩劫的集体组织因素，那就是政治性的国家。他说，从事物的本质属性而言，由于社会生活必须以某种方式将自身组织起来，国家就表现出一种倾向，将全部具有社会属性的组织活动都吸纳到其本身中来。但是，国家依旧无法将其公民私密的日常生活有效地组织起来。从地理意义上讲，它和大多数公民相距遥远，其活动必须局限于某些具有普遍规律属性的事物上。人与人之间积极的、亲密无间的合作这样鲜活的现实情况必须永远处于政治控制的范围之外。其结果就是，现代工业社会的运动方向往往是无效的国家权力面对“一盘散沙般的个人”。我在第二章还会讲到这个问题。埃米尔·杜尔克姆：《自杀论》，巴黎，费利克斯·艾尔坎书店，1930年版，第4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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