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帝上台之后，积极推行文帝的政治主张，即削弱诸侯王控制的地方王国政治权力和控制中央政府的军功集团势力。就当时的情况来看，申屠嘉之后的政府已看不到与高祖刘邦一起打天下的军功大臣，取代他们的是军功大臣的后代。这成为文帝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一般情况来说，真正冲锋陷阵的军功大臣不在世上，承袭他们威望的军功二代并没有什么实际战功。在这种情况下，文帝决定削弱军功集团的实力，让皇权成为政府中唯一的权威。

　　根据文景二帝的政治愿景，与高祖刘邦同时代的王公贵族以及军功大臣都去世之后，他们的权威就不复存在，不可能复制到他们的子女身上。因此，第一代王公贵族和军功大臣去世之后，文景二帝开始酝酿收回高祖刘邦当年放出的权力，即实施中央集权制。文帝时代，这一工作开始展开，并获得一定成绩：文帝听从贾谊的建议，一上台便将常住长安的王公贵族及军功大臣全部遣散出城，回归自己的领地，并采取了相关遏制政策，让他们无所作为。后来，景帝时代的“七国之乱”爆发，残酷的战争和屠杀让诸侯王国势力受到空前打击。此时，地方王国独霸一方的局面渐渐消失，中央开始深入干预地方王国的政治事务。

　　就军功集团控制的中央朝廷来说，文帝时代并没有什么大动作，但到景帝时代，这一政治议题被推出，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行动。景帝晚年，周亚夫受冤，被逼死在狱中。以此为标志，军功集团成为强弩之末。到刘舍下台，卫绾担任丞相，军功集团势力基本上从权力中心退出。皇帝牢牢控制着丞相任免大权，不再听从军功老臣的建议。由此，大汉朝开始了一个由皇帝控制一切政治决策大权，以皇帝为中心，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露出雏形。

　　这一政治局面形成之后，有人认为大汉朝已发展至一个相对完美的阶段，并无什么重大政治难题。事实上，中央集权制基本形成之后，还有一个极重要的政治问题困扰着景帝，那就是社会上日益盛行的游侠之风。就汉朝管理高层的看法，游侠生性傲慢自大，过分追求自由，是造成国家不安定的重要因素。景帝也深深明白：凭借当前的力量，还不能完全消除游侠之风，因为这些游侠遍布全国，很难控制。更甚者，它是高祖刘邦时代就盛行，是他老人家默许的。要想彻底打破这一定律，需要更大的整治勇气和执行能力。它如同“白马之盟”一般，是景帝认真思考的问题。就现实来看，他依然没有解决这一问题。

　　人人都知道，高祖刘邦是凭借自己游侠的身份和游侠的处世哲学赢得天下人的信任的。他一生追求游侠生活，而且对战国时代的游侠之风产生高度迷恋情绪。无论是在打天下还是建立大汉朝时，高祖刘邦都坚持一个习惯，那就是逢年过节祭拜他的偶像信陵君。就个人行为而言，这是高祖刘邦对游侠之士的尊敬，顶礼膜拜；就国家来说，这无疑是一大鼓励，鼓励天下人崇拜游侠，追求游侠人生。当天下百姓知晓刘邦是个游侠崇拜者时，自然会掀起一股游侠热，并深深地影响着这个社会。诸侯王中，相当一部分人崇拜游侠，甚至走上游侠之路。

　　吕后时代，齐人田生长期游走天下，之后因乏资游玩，便用计取悦于营陵侯刘泽，刘泽高兴，以两百金为寿礼，赠送给他。在吴国，国王刘濞喜爱游侠之士，想方设法将以文辩著称于世的齐人邹阳和吴严忌、淮阴枚乘招至门下，让他们为王国的管理出力。后来，邹、吴、枚三人因不能坚守而离开吴国，选择在梁孝王的封地游荡。梁孝王比前面两位国王更热衷于游侠之士，网络天下英才，原来秦国以东地面上的游侠纷纷前来梁国，寻找“快活似神仙”的游弋生活。在这股游侠之风的吹动下，连朝廷栋梁司马相如也追求起游侠生活来，他绞尽脑汁向皇帝辞去武骑常侍之职，随众游士飘摇在梁国地面上。在江淮一带，淮南王刘安也礼贤下士，招来数百游士，终日在府邸高谈阔论。史书上曾这样描述：“淮南、衡山修文学，招四方游士，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

　　从以上事实上我们能看出，高祖刘邦喜爱的游侠之风在汉朝得到发扬。刘邦认为，战国时代是游士社会发展最发达的时代。他建国之后，有意无意间在培养这种社会形态，也是因为这层关系，高祖刘邦大胆放权给地方，使地方获得足够的自由。这样才自由放任。到“文景盛世”之时，汉朝游侠之风盛行，并不比战国时代弱。高祖刘邦的理想社会即如此。

　　就当时的社会来看，游侠是一个高文化、高修养的群体，而且思想深度也超出常人许多，是进步的群体。诸侯王受高祖刘邦影响，认为收纳游侠是提高声望，加强家族管理，甚至是提高生活水平的必要手段。因此，诸侯王纷纷发出邀请，表示对游侠的关怀和敬慕。天下游侠纷纷投靠他们钟爱的主子。依靠他们的权势、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或为自己谋求生路，或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表面上，游侠很忠诚于自己的主子，事实上，他们始终坚持一种“择木而栖”的态度，常常易主。邹阳离开吴王刘濞时，他写给刘濞一封信，是这样说的：“圣王砥节修德，则游谈之士归义思名。今臣尽智毕议，易精极虑，则无国不可奸；饰固陋之心，则何王之门不可曳常裾乎？然臣历数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恶臣国而乐吴民也，窃高下风之行，尤说大王之意。”其中语气，与战国时代的游侠之风如出一辙。

　　以上游侠都是在文墨上表现出不一般的品格和才情。下面，我们来看看游侠在军事上的影响力。早在“七国之乱”爆发之际，周亚夫任太尉，率领大军攻打吴楚联军。史书上有这样一段记载：“吴、楚反时，条侯（周亚父）为太尉，乘传东，将至河南，得剧猛，喜曰：‘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剧猛，吾知其无能为已。’”剧猛是汉朝著名游侠，这次平乱中，周亚夫得到剧猛，并认为得剧猛者得胜利。由此可见，剧猛当时地位之高。由此也能折射出，汉朝前期游侠在国家人才结构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可惜的是，游侠有游侠的生活特征，他们只忠诚于给自己好处的主子，至于国家大局，他们往往漠不关心。这也是景帝对游侠产生嫉恨的原因。

　　景帝年间，符离王孟，以游侠身份著称于江、淮之间；济南瞷氏、陈周肤都是天下著名游侠。景帝听取朝臣的报告后，认为这些人桀骜不驯，不但不能为国家所用，反而会伤害国家政治。因此，景帝曾多次派人诛杀这些著名游侠，理由很简单，他们只效忠于给衣给食的主子，轻视皇权。就这一点，可以从当年著名辩士蒯通的辩词中窥见一斑。他曾在韩信帐下做游客，力劝韩信与刘邦抗争，与楚、汉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刘邦得到消息后，下令逮捕蒯通，以油烹之。临死之前，蒯通为自己鸣冤，并说出这样一段辩词：“秦失去天下，所有人一起去抢，自然是腿脚麻利的先得到。那个时候，臣我只知道有韩信，不知道有陛下。”可见，当时的蒯通只知道效忠自己的主子，却没有长安观念，甚至认为韩信是天下之主，刘邦在他之下。这就是游侠的思想特点，对于景帝来说，刚刚建立中央集权制，这种人是绝对不容许存在的。

　　平定“七国之乱”之后，京城长安游侠之风竟然也掀起一个小高潮。当时，立战功的外戚窦婴被封为魏其侯，开始热衷于收养游侠的事业。因为受到景帝的尊敬，所以他在行为上更肆无忌惮，史书记载：“游士宾客争归之。每朝议大事，条侯、魏其，列侯莫敢与之亢礼。”在朝廷大臣眼里，养士不过是家常便饭，不值一提。

　　这些情况不得不让景帝产生高度警惕，他要专权，天下就必须有一个效忠的对象，那就是皇帝。游侠之风的盛行，让景帝绞尽脑汁也没有解决。因此，我们说文景二帝苦心经营起来的中央集权制只实现了一半。大部分知识分子还走在游侠道路之上，没有纳入国家层面的“正轨”上。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汉景帝去世。在大方针已落实的情况下，中央集权制基本形成，但它的社会基础不牢固，主要表现就是社会游侠之风盛行。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景帝时代也有社会不“景”气的局面。带着这些问题，历史上最强势的皇帝之一上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