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的声音》是作者近年来的随笔及评论的结集。知识分子问题一直为作者所关注, 《纸上的声音》通过对多位西方著名知识分子的叙述, 探讨知识分子与国家、社会、革命、历史诸关系, 解析作为理念人和实践者的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与人格建构。其中, 对于中国“国民性”及现代作家“精神还乡”问题的阐发, 寓褒贬于历史观照之间, 视域开阔, 观点鲜明, 创见迭出。

　　这是林贤治先生的最新作品集，既延续他一贯的风格，又在新时代下展现不一般的意义。
　　这是一部有力的人文审思之作。作者透过史料钩沉与世相显影，将历史的再现与独到的思索结合，呈现出历史的深广度，展示其多方位的思考维度。
　　这是一部颇具问题意识的人文随笔集。作者并不将那些重大事件孤立，而致力于追寻事物本源，为读者打开深邃的思想大门。

　　林贤治，诗人，学者。广东阳江人。著有诗集《骆驼和星》《梦想或忧伤》；散文随笔集《平民的信使》《旷代的忧伤》《孤独的异邦人》《火与废墟》，评论集《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守夜者札记》《自制的海图》《五四之魂》《时代与文学的肖像》《一个人的爱与死》《午夜的幽光》《夜听潮集》，文学史专著《中国新诗五十年》《中国散文五十年》，自选集《娜拉：出走或归来》《沉思与反抗》《盗火者》《文学与自由》，传记《人间鲁迅》《鲁迅的最后十年》《漂泊者萧红》，访谈录《呼喊与耳语之间》等。主编丛书丛刊多种。

题 记 / 1
卢森堡：“嗜血的‘红色罗莎’” / 1
阿伦特：沉思与反抗 / 14
自由、祖国、十字架 / 28
一个女人和一个时代 / 39
写在《希特勒万岁，猪死了！》的前面 / 51
奥威尔：从政治中来，到政治中去 / 57
《1984》的一个新译本 / 62
法国知识社会中的一场战争 / 67
索尔仁尼琴和他的阴影 / 82
苏联知识分子的命运 / 95
夜读抄：《论小丑》 / 101
国民性批判问题的札记 / 116
《中国作家的精神还乡史》导言 / 151
鲁迅：四城记 / 181
鲁迅：“带着枷锁的跳舞” / 198
《鲁迅语录新编》前言 / 203
萧红和她的弱势文学 / 206
怀念耿庸先生 / 224
诗人的工作 / 233
重印《中国文字狱》序 / 239
黄河遗文编后记 / 243
从低泣到嚎叫 / 249
《我是农民的儿子》序 / 253
《我是农民的儿子》再序 / 256
《满天星文丛》 序 / 260
《人文中国》前言 / 263
《烙印》序 / 268
知识分子与自由 / 272
一代知识分子的苦难人生 / 277
经典的言说 / 282
关于“思想者文学” / 286
关于“底层文学” / 294
关于“介入文学” / 297

　　国民性批判问题的札记
　　外国人看中国人
　　对于西方人来说，中国一直是一个神秘的国度。从16世纪开始，西方航海家、旅行家、传教士陆续来华，通过他们，欧洲唤起了对这个东方古国的热情，至18世纪中期尤为炽烈。这时，中国赢得欧洲人普遍的钦敬和颂扬；但是，19世纪以后，原先较为一致的看法被打破了。
　　对中国的介绍，最初偏重于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后来转向政治文化制度，于是批判代替了赞美。这里包含着对制度优劣的价值判断在内，未始完全出于武力征服者的骄蛮与愚妄。
　　在塑造中国的文明形象方面，耶稣会传教士起到“领唱者”的作用。由于这些传教士都是经由严格挑选的著名学者，因此影响特别广泛。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最为人知，他出版的《基督教远征中国》便是权威著作之一。其中，他这样说到中国人：“因为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颂。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成就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在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无知使他们越骄傲，而一旦真相大白，他们便越自卑。”
　　法国传教士多说中国的好话，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大受影响，对中国文化推崇备至，认为比西方更理性、更人道，虽然中国在科学方面不如西方，但是精神文明是值得效法的。提出“三权分立”的思想家孟德斯鸠强烈反对伏尔泰的看法，他明确指出：“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他说，中国人生殖过快，子孙绳绳，但都倾向于“奴隶性的服从”。又说，中国施行“人治”，一种道德至上的政体，其特质是有规则而无精神。他还特别指出：中国开国之初尚讲道德，其后则整个制度屈从单一的个人意志，戕害人性，腐败成风，由是兴替得以不断循环下去。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魁奈（1694－1774）赞同伏尔泰而反驳孟德斯鸠，他出版《中国的专制主义》一书，认为中国的政治是合法的专制政治，为中国统治者的专制主义和绝对权力做了辩护。《社会契约论》的作者、被称为一代民主政体之父的卢梭，在中国文化问题上，则
　　不可能不持批判的态度。“远看成岭侧成峰”，其实都是同一个中国。著名的人道主义者、
　　法国诗人雨果（1802－1885）在圆明园被焚次年，致信英法联军巴特勒上尉，痛斥西方侵略者，信中直呼英法两国为“强盗”，最后呼吁说：“我渴望有朝一日法国能摆脱重负，清洗罪恶，把这些财物归还被劫的中国。”
　　英国思想家罗素（1872－1970）也曾表示说，准备起草一份控诉书，控诉每一个列强。
　　西方人有种种，不可一概而论。
　　对于中国，英国人先扬后抑，同欧洲的整体态度基本保持一致。而罗素始终是友善的。
　　同《鲁滨逊飘流记》的作者笛福称中国为“可悲的民族”相反，罗素称之为“迄今遇到的最好的国家之一”，盛赞中国的国民性：善良、安顺、礼貌、耐心，“爱面子”及“和平感”，如此等等。
　　中国喜作“枭鸣”的鲁迅对罗素的赞辞并无好感，他曾针对罗素赞美中国轿夫的言论，
　　作出尖锐的嘲讽。
　　对于中国及其国民性，德国人同样有褒有贬。
　　其中推崇中国文化最力的，要数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1646－1716），他在《中国
　　新论》中，对中国的道德和哲学赞扬有加。魏玛枢密顾问官歌德（1749－1832）称赞的也是中国的道德和礼仪，中庸、保守和节制。本来，在德国这样崇尚古典和理性的国度，多少可以容忍中国的专制和保守，然而，在知识阶级中，从赫尔德到黑格尔到马克思，批评者还是占压倒性多数。
　　赫尔德在《关于人类历史的哲学思想》中，对中国有所论述。他说：“无论是战斗精神
　　还是思维精神，都是与这个终日守着炉火睡觉，从早到晚喝着热茶的民族无缘。”
　　他说：“他们的天文学、音乐、诗歌、兵法、绘画和建筑如同千百年前一年，仍旧是他
　　们的永恒法令和千古不变的幼稚可笑的政体的孩子。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着防腐香料，描画有象形文字，并且用丝绸包裹起来。它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所以，它对一切外来事物都采取隔绝、窥测、阻挠的态度。它对外部世界既不了解更不喜爱，终日沉湎在自我比较的自负之中。这是地球上一个很闭塞的民族。”
　　他说：“对我来说，孔子是一个伟大的名字，尽管我得立即承认它是一副枷锁，它不仅
　　套在孔子自己的头上，而且永远强加给了那些愚昧迷信的下层民众和中国的整个国家机构。在这副枷锁的束缚之下，中国人以及世界上受孔子思想教育的其他民族一起停留在儿童期，因为这种道德学说刻板机械，永远禁锢人们的思想，使其不能自由地发展……”
　　黑格尔对中国哲学、宗教、道德、律法、科学，以及社会政治制度是从根本上否定的。
　　他从“绝对精神”出发，认为中国的民族性缺乏属于“精神”的一切，缺乏个人性、主观性，缺乏内心的自由。他认为，中国人崇拜权力，自视卑贱，只有一种顺从听命的意识。
　　他指出，中国这个国家是以家族关系为基础的——一个父权制的政府。这个政府用了谨
　　慎、劝谕、报应的，或者简直可以称为纪律的刑罚，来维持它的机构。从家庭到社会，培养并贯彻“家长政治”的原则，其实几乎等于一种奴隶制度。
　　在美国，讨论中国国民性的最早、最完整、最有影响力的著作，当是史密斯的《中国人
　　的气质》。这位中文名为明恩溥的传教士，在华生活近五十年，他在书中详细记述了他所观察到的中国人的二十六种“特性”。
　　其中首要是“面子”问题，其余为“蒙昧”“轻视外人”“公共心之缺乏”“保守主义”
　　“同情之欠乏”“缺乏人格与良心”，以及后经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