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以中国的近代化为线索，认为“中国人能否近代化将关系国家兴亡”，主要阐述了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近代人所做的自强努力及其失败的原因，进而提出“近代化国防不但需要近代的交通、教育、经济，并又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
《中国近代史》构建的史学框架和断代史体系，曾引领了近代史研究的风潮，为后来的研究者所推崇，被称为近代中国史研究的开山之作。
●欧美及东南亚等地中国近代销售数十万册，为欧美及东南亚等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著作及很畅销的学术教科书，是一本极具深远影响的经典力作。
●在学术上，他是当时公认的中国近代外交史专家和这一研究领域的开拓者。
●外交的角度讲述中国近代史，从外交的角度分析近代中国遭受西方列强压迫的原因。他一生治学严谨，著作不多。其中，流传广、影响深远的，就是这本《中国近代史》。
●贯穿了中国19世纪四十年代鸦片战争到20世纪抗日战争前的近百年的历史。
●此字字珠玑，却不疏漏任何史实，对历史的评论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不像现在许多历史学的教科书，千篇一律，被主流意识所驱使着，没有自己的观点。
●蒋廷黻对近代历史上种种人物进行了评价。其中对林则徐、琦善、丁汝昌和刘步蟾进行了颠覆性的评价。
●蒋廷黻对近代历史上种种人书中，没有枯燥的考据，没有历史材料的堆砌，甚至没有多少对具体历史事件的描述，都是他以他独到的见解，对近代历史的透彻分析，可谓“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境界，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蒋先生的这本书以全新的近代史视角让我大开眼界，让读者不仅唤起了以前对中国历史的回忆，又更新了自己对其浅薄的认识，对一个后发现代化的国家来说，彷佛不是我们选择了现代化，而是现代化选择了我们。
●读来整体觉得此书通俗易懂，完全感受不到大师与读者的距离。我们已对中国近代史有所了解，在读完此书之后感到震惊。一些历史事件、人物在脑海里颠覆了
蒋廷黻（1895－1965），历史学家、外交家。1911年只身赴美求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任南开大学首席历史系主任，与梁启超成为南开大学史学的奠基者。1925调入清华大学任历史系主任之职，在任期间，改革清华大学历史系，建立起全国一流的史学阵营。1935年弃学从政，1965年病逝于纽约。
蒋廷黻先生研究历史反对“治史书而非史学”的传统方法，采用“重综合、重分析、重整体把握”的新史学方法，并将其引入当时尚属荒漠的近代史领域，从而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被称作“拓荒者”“开山的人”“近代史尚无第二人”。
《中国近代史》：
曾国藩治兵的个特点是注重精神教育。他自己十二分相信“孔孟的遗教是中华民族的至宝”。洪秀全既然要废除孔教，那么洪秀全就是他的敌人，也就是全民族的敌人。他的“讨贼檄文”中骂洪秀全激烈的一点就在此：“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视，不思一为之所也？”
他是孔孟的忠实信徒，他所选的官佐都是他的忠实同志，他是军队的主帅，同时也是将士的导师。所以，湘军是个有主义的军队。其实精神教育是曾国藩终身事业的基础，也是他在中国近代史上地位的特别所在。他的行政用人都“首重主义”。他觉得政治的改革必须先有精神的改革。清朝末年的官吏出自曾国藩门下的人，都比较正派，这足见其感化力量之强大。
曾国藩不但利用中国的旧礼教作为军队的精神基础，而且利用宗族观念和乡土观念来加强军队的团结。他选的官佐几乎全是湖南人，而且大半是湘乡人。这些官佐都回本地去招兵，因此兵士都是同族或同里的人。这样，他的部下的互助精神特别浓厚。这是湘军的第二个特点。
历史上的精神领袖很少同时也是事业领袖的，因为注重精神者往往忽略事业的具体条件。在西方社会里，这两种领袖资格是完全分开的。管教者不必管事，管事者不必管教。在中国则不然：中国社会几千年来是政教不分、官师合一的。所以，在中国，头等领袖必须兼双重资格。曾国藩虽注重为人，但并不忽略做事。这是他的第三个特点。
在清政府方面，等到别人都失败了，然后才重用曾国藩，任他为两江总督，节制江、浙、皖、赣四省军事。湖北巡抚胡林翼是与曾国藩志同道合的，竭力与他合作。曾国藩的亲弟曾国荃是个打硬仗的前线指挥。以后，曾国藩举荐他的门生李鸿章做江苏巡抚，他的朋友左宗棠做浙江巡抚。长江的中游和下游都是他的势力范围。他于是得通盘筹划。他对于洪秀全采取大包围的战略。同时，英国、美国、法国三国也给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三人不少的帮助。同治三年（1864），湘军在曾国荃领导之下打进南京。洪秀全自杀，太平天国就此亡了。
洪秀全想推翻清政府，恢复汉族人的自由，这当然是令人佩服的。他想平均地权，虽未实行，也表现他有政治家的眼光。他的运动无疑的是起自民间，连他的宗教也是迎合民众心理的。但是，他的人格上及才能上的缺点很多而且很大。倘若他成功了，他也不能为中华民族造福。总而言之，太平天国的失败，证明中国旧式的民间运动是不能救国救民族的。
曾国藩所领导的士大夫式运动又能救国救民族吗？他救了清政府，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清政府并不能救中国。倘若他客观地、诚实地研究清政府在嘉庆、道光、咸丰三朝的施政，他应该知道清政府是不可救药的。他未尝不知道此中实情，所以他平定太平天国以后，他的态度反趋于消极。
平心而论，曾国藩要救清政府是很自然的，可原谅的。
，中国旧礼教既是他的立场，而且士大夫阶级是他的凭依，他不能不忠君。
第二，他想清政府经过大患难之后，必能有相当觉悟。事实上，同治初年的北京，因为有恭亲王奕䜣及文祥主政，似乎景象一新，颇能有为。所以嘉庆、道光、咸丰三代虽是多难的时代，同治年间的清政府确有中兴气象。
第三，他怕清政府的灭亡要引起长期的内乱。他是深知中国历史的。中国几千年来，每次换过朝代，总要经过长期的割据和内乱，然后天下得统一和太平。在闭关自守、无外国人干涉的时代，内战虽然给人民无穷的痛苦，尚不至于亡国。到了19世纪，有帝国主义者环绕着，长期的内战就能引起亡国之祸，曾国藩所以要维持清政府，大的理由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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