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不会尽如人意,但看待梦想和未来的态度却因人而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个人幸福与否、成功与否,完全来自于对自我的改变。
《人自为王》是一本告诉我们如何通过自身的努力,以达成自己的目标、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书。《人自为王》围绕自立、苦难、勤奋、诚实、信用、勇气、个人品格及奋斗精神等主题展开,通过历史上各界名人生动而具体的事例,详尽论述了这些因素在人生成功中的重要作用,并告诉读者如何很好地获得、运用这些生活正能量。
《人自为王》1859年在英国一经出版,便广受赞誉,并被译为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十多年后日本引进出版,当年发行量高达150多万册,成为日本人喜爱的书。特别是“二战”后,日本民众是以该书为力量源泉,通过吃苦耐劳、坚韧不拔、诚实公正、勤奋节俭的自助精神,摆脱了生活困境,日本经济也因此迅速崛起。
自助者天助,自己才是拯救自己的那个人。事业可能遭遇挫折,精神可能彷徨无措,心灵可能失落苦闷,谁才能真正地帮助我们?谁才是生活,情感、心灵的真正依托?当人生跌入谷底时,与其怨天尤人,不如靠自己奋起,让自己成为精神的巨人。
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Smiles),英国伟大的道德学家、社会改革家和散文家、随笔作家,被誉为“西方的成功学之父”、“卡耐基的精神导师”。他一生阅历丰富。先后从事过医生、商人、摄影师、随笔作家、记者、编辑、铁路大臣、演说家等职业,对人生拥有独特的见解。一百多年来,他的作品不断印行,影响世界各地无数的读者。主要作品有《人自为王》、《品格的力量》、《俭约人生》、《工作让你幸福》、《活着的职责》等,其中《人自为王》的出版,开创了西方成功学。
《人自为王》:
第一章 自助才是硬道理 国家存在的价值,从长远来看,就是为了实现组成国家的社会个体的价值。——约翰·斯图尔特·密尔 我们对制度寄予了太多的厚望,而对人类自身指望太少。——本杰明·迪斯累利 “自助者,天助之。”这是一条屡试不爽的格言,它早已在漫长的人类历史进程中被无数人的经验所证实。
自助的精神体现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它既是一个人取得任何发展与进步的真正动力和根源,也是一个国家强大兴盛的真正源泉。从效果上看,外来的帮助只会使受助者变得衰弱,而自救者内在的帮助则必定使其强大发达。
无论你为某些人或某些阶级奉献了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讲,到头来都反而会扼杀他们为自己尽心尽力干活的进取心和动力;在人们需要极度呵护、过分指导和严格监管的地方,其不可避免的趋势是:这里的人会逐渐变得不可救药。
即使是最好的制度也不可能给某个人以积极的帮助,它们能够做的,最多就是放手让人们自由自在地去追求自己的事业,从而改善自身的生存状态。但是,对于幸福生活是通过制度而不是通过自己的行动去获得的,几乎在所有的时代,人们竟然都对此深信不疑。因而,作为一种促进人类进步之动因的立法的价值常常被高估了。为此,人们设立的立法机关的职能部门成千上万,每隔3年或5年就选举一次立法者。然而,无论立法机关的职能被诚心诚意地履行得多么好,它对每个人的生活和性格所起的积极影响都是微不足道的。更有甚者,每天在人们生活中发生的一切越来越明显地使人认识到,政府的作用是消极和有限的,而不是积极和无限的,即政府的作用主要在于保护——保护人们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如果法律得到严格的执行,它就能平等地保护人们享受他们自己的劳动果实,而不受任何智力上或身体上的限制,只需人们付出相对来说很小的一点儿代价(纳税)就行了。
然而,无论多么严厉的法律都不能使游手好闲之徒勤奋起来,也不能使奢靡浪费者节俭起来,或使嗜酒如命之徒能有所节制。要改变这种现象,只能通过个人勤奋、节俭和自我克制的行动才能奏效,即通过养成更好的习惯而不是被更大的权力逼迫着去改变。
一个国家的政府本身通常只不过是组成它的社会个体性格的复制品而已。一个高于人民素质水平的政府必将被拉回到与其人民的素质水平相同的层次,而一个低于人民素质水平的政府迟早要被提升到与人民素质水平相同的档次。就秩序的性格特征而言,正如水能形象地显示出自己的水平高度一样,一个国家的法律和政府的结构、内容及其结果也能确切地反映出一个民族的整体性格。高贵的人将受到高贵的统治,无知而愚昧的人则受无知的统治。确实,所有的经验都证实:一个国家的价值和力量绝非决定于其制度形式,而是决定于其人民的素质水平,因为国家只不过是社会个体的集合体而已,而文明自身也只不过是一个组成社会的男人、女人和孩子的个人进步问题罢了。
国家的进步是每个人勤勤恳恳、吃苦耐劳和正直诚实的结果,就像国家的衰落是每个人懒惰、自私和邪恶的结果一样。大多数被我们痛斥为社会大恶行的东西往往是人们自己的堕落生活的产物。虽然我们可以通过法律手段努力减少和根除它们,但是,一旦遇上以其他形式出现的新鲜土壤,它们就会死灰复燃,除非个人生活和性格赖以存在的条件得到彻底改造。
如果这种看法正确,那么接着而来的就是:最高的爱国主义和博爱主义就不应该把精力过多地投放在改善法律和制度的努力上,而应该帮助人们通过自由而独立的个人行为来提高和改善处境。
当每件事情都依赖于一个人如何用内在因素控制自己的时候,外界因素如何控制一个人所产生的影响相对说来也许就比较小了。最大的奴隶并不是那种被暴君所统治的奴隶(虽然这种统治是巨大的罪恶),而是那种被他不讲道德、自私和邪恶所奴役的人。一个心灵被奴化的民族是不可能仅靠主人或制度的改变而获得自由的;只要这种致命的幻想仍然盛行,自由就仍然掌控在政府手中。即使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不管为此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变化对曾经身处这种幻觉中的人们并不会产生多少实际的、持久的效果。自由的坚实基础必须扎根于个人的性格之中,它也是社会安定和国家进步唯一可靠的保障。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准确地评论道:“只要在其统治下允许个性存在,即使是专制主义也不会产生最恶劣的后果;任何毁灭个性的东西都是专制主义,不论它以什么名义出现。” 在有关人类进步的问题上,时常涌现一些古老的谬误。有些人呼唤恺撒式的救世主,有些人呼唤民族主义,还有一些人把希望寄托于议会的法令。一开始我们都准备迎接恺撒式的救世主,后来我们发现,“谁承认他并听从于他谁就幸福”这一学说,简单说来就是任何事情都由救世主来为人民做决定,而不是由人民自己来做决定。它一旦被采纳为指导原则,必将毁灭一个族群的自由和良知,迅速为任何形式的专制主义铺平道路。恺撤主义是人类最坏的一种偶像崇拜——它崇拜绝对的权力,其所产生的堕落效果就像崇拜单纯的财富一样。一个值得在人世间大力弘扬的有益得多的学说是自助的学说,一旦人们完全领悟了它并把它付诸行动,恺撒主义就会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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