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是什么？ 为何从神之圣域，堕落为人类肮脏欲望的代言？ 为何傲视凡夫俗子的游女，沦为世人唾弃的娼妓？ “爱”是什么？ 是一夫一妻相敬如宾，还是消除彼此的完美融合？ 终极之爱会引领我们走向至高无上的幸福，还是堕入万劫不复的残酷地狱？ 尾崎红叶，坪内逍遥，森鸥外，泉镜花，夏目漱石，樋口一叶…… 二十位近世文学名家笔下的痴男怨女 《金色夜叉》《性欲生活》《通夜物语》《心》《浊流》《煤烟》…… 三十五本情爱故事中的爱恨纠缠 以理性之笔剖析文学表象下的幽微人心 以男欢女爱揭示日本现代化曲折历程 第20回 SUNTORY学艺赏 艺术·文学部门获奖作品
（第二章 部分）
男子的贞操
明治文坛的尾崎红叶同样也给我们展示了由“色”至“爱”的演变过程。他的成名作《二人比丘尼色忏悔》（1889年）的书名本身就使用了“色”这个字，乍一看给人留下一种廉价的艳俗小说的印象。甚至连红叶的朋友们看到这个书名后也在序言中嘲笑道：“首先从字面上就令人捧腹大笑，你红叶真是年轻气盛，又打算写‘好色’读物吗？”朋友在此所使用的“好色”一词，不带有古典文学的“好色”文化中所包含的肯定语气，而是指其带有低俗猥亵的否定意味。尼僧的“色忏悔”曾见于室町时代的御伽草子1[1]《七人比丘尼》2[2]，但经历了“文明开化”之后，“色”和“好色”之类的词语被剥离其文化蕴含，只留下了猥亵、低俗和轻薄等印象。红叶试图摆脱这种偏见，他极力地反驳道：“啊！你们仅凭道听途说就认定是兼光或竹光1[3]，这能作为判断的依据吗？原本我以‘色忏悔’为题，是想构思出两个妙龄尼姑在山中的草庵中奇遇后开始谈古论今的情节，此乃呕心沥血之巨著。”如此说来，倘若不用“色”，而是使用“爱”“恋爱”之类全新的表述作为书名似乎更为妥当，但他偏偏使用“色”这个词，想必是出于“色”比“爱”“恋爱”和“love”更为读者所熟悉的缘故吧。
虽然书名中有“色”，但其内容却充分体现了全新的“爱”的理想。其新意首先体现在女主人公芳野对未婚夫守实的谈话之中：
所谓好女不事二夫，但先生你有好几个恋人??这样也可以吗？
她义正词严地责问男人与数名女性交往的事情。面对这种批评，守实做出了回应：
即便是男人，要是做了那样的事，就叫做男妓，是身为武士不该有的行为。我认为女子不能忘记忠义，男子不能丢掉贞操。
守实的回答果断地否定了与多名异性交往一事，并同时提出男女关系应该是一对一的关系。从当时男女关系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些观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明治五年（1872年），江藤新平等指出“蓄养小妾，与妻子同列为二等亲”的习俗“不仅与天命配合之理相背，往往也破坏了家门和睦之道”，建议“自今起废除小妾的身份，实施一夫一妻制”。但是次年（1873年）太政官驳回了这一提议。1[4]例如，华族2[5]中也有强制实行将小妾献给宫中大臣的“蓄妾届”的制度，可见在当时，男性公然纳妻子以外的女性为妾的一夫多妻制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
然而，“爱”的倡导者们却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岩本善治提出了“爱”只有在享有“平等地位”的男女之间才能实现。他对此阐述道，“夫妻是这天地间唯一平等的人”（《理想之佳人》），“一男一女即是永久的交往。??婚姻实则是神圣之事”（《婚姻论》），主张只有一对一的夫妻关系才是最为平等且神圣的男女关系。所谓“一男一女”“永久”的说法，正是基于明治知识分子所揭示的、立足于基督教男女平权主义的全新“爱”的理念的婚姻观。1[6]自由民权运动的核心人物植木枝盛也论述道：“夫妻即是平等的男女，是平等组建的团体??‘一夫一妻’难道不是人伦关系的根本吗？”（《东洋之妇女》，1889年）他从男女“平等”的视角提倡确立“一夫一妻”制。2[7]森有礼的《妻妾论》（1874—1875年）也从早期就对蓄妾制度进行了批判，他主张一夫一妻制。在《劝学篇》（1872—1876年）中主张“人人平等”3[8]的福泽谕吉也赞同上述观点，他在《日本妇人论》（1885年）和《男女交际论》（1886年）中积极地阐述女性问题，同时也提倡一夫一妻制。
将同样的信条贯彻在主人公守实身上的红叶接受了明治知识分子所提倡的“一夫一妻”制，创造出与《春色梅历》中的丹次郎完全不同的男性形象。丹次郎同时与多名女性交往，女人们虽有嫉妒，却也默默地为丹次郎倾尽所有。最终，丹次郎娶了曾经交往过的一名女子为正房、一名为妾，女人们对此并未表现出丝毫不满，故事就此圆满收尾。这个结局实际上非常接近明治时期男女关系的实际状态。但《二人比丘尼色忏悔》的结局与其完全不同，守实明明有未婚妻芳野，却和另外一名女性若叶结婚，但作为对芳野的补偿，主人公最终选择了自戕。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不侍二主”的表述是将武士道中只能侍奉主君一人的价值观，应用于只能选定一个恋人的观念之中。这种将武士道的信义应用于恋爱观的做法是武家社会中的一项原则，但它只适用于男同性恋，女性则被排除在外。2[9]然而，即使守实面对的是女性，他也将“男子的贞操”视为一个问题，甚至最终选择用极端的自戕的方式来解决。这一情节的设定，可以说是将“袈裟和盛远”中的袈裟置换成了男性。1[10]如此一来，虽然拘泥于“男子贞操”的守实的身份被设定为武士，但他实际上是一位追求全新的“爱”的、忠实于“一对一”道义的“新型男性”。
在描写这种男女关系时，用“色”这个字还是不妥当的。红叶仅在书名中使用了“色”这个字，但他在小说中还是尽量规避。红叶在刻画得到“男子贞操”的芳野的心理时叙述道：“斟酌是‘爱’，怨言是‘恶’，‘爱’与‘恶’水火不容。”在此，他使用“爱”这个词语加以表述，除此之外虽然没有出现“爱”这个词，但这一部分是关系到“男子贞操”的核心所在。另外，受父亲之命而不得以与若叶结婚的守实为了向芳野“谢罪”而决定自杀，他说：“为恋爱死而无憾。”红叶在守实和芳野彼此表达心意的场面中写到“恋爱中最可怕的就是‘猜忌’”，其中所使用的是“恋爱”这一表述，并没有出现“色”这个词语。
……
（第七章 部分）
漱石与艺娼妓
通常评价漱石是一位刻画符合明治新时代的“新女性”的作家。其中典型的例子便是《三四郎》（1908年）中的美弥子。
“Pity’s akin to love.”美弥子反复地说。她的发音干净漂亮。
在这短短的一句话中，美弥子作为“新女性”的特点便鲜明地展现出来。她是一位英语发音很地道的女性。《浮云》中的阿势请文三教授自己英语，《魔风恋风》中的初野具有公认的超群的英语能力，《稚儿樱》中以“文明女性”为目标的少女们也学习英语。正如有人指出：“作为文明开化的手段，英语占有决定性的比重。”1[11]在渴望掌握的西方的“学问”中，人们尤其看重能够流利地使用英语的能力，如能做到则仿佛自己变成了西方人，这种优越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英语能力是“文明女性”身份的象征，美弥子就是其中不折不扣的一员。而且她来往于教会，也被基督教所感化。
不一会儿，响起了唱歌声，想必这就是赞歌了。仪式是在紧闭着高高的窗户的屋子里举行的，从音量听起来好像人数不少。美弥子的声音也夹杂其中。
从农村走出来的三四郎被美弥子所吸引，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她所散发的这种新鲜的“文明”的气息，这是新时代的气韵。这一点和《青春》中的钦哉将女学生繁看成是“明治新时代的风向标”一样。用《理想之佳人》的作者岩本善治的话说，只有像美弥子一样的女性才是“新时代的新日本人理想中的佳人”。漱石作品中塑造的主人公，大多数是类似于美弥子的具有西洋气息的人物1[12]，这与镜花所偏好的具有“日本风”的艺娼妓截然相反。从对美弥子“叱责有艳俗趣味的东西”“当然不同于卑劣的谄媚”等姿态的描写中，可以窥见漱石的意图是将美弥子的魅力定位在与“卑劣的谄媚”的烟花女子不同的类型。“进入明治四十年代，不仅是女性一方，连男性也开始追求‘新女性’。正如有人论述的那样，正因为顺应这种时代氛围，诸如《虞美人草》和《三四郎》之类的小说才博得了以大学生为中心的读者阶层的异常青睐。”1[13]漱石文学作品的显著特色之一，便是塑造出取代了艺娼妓的、具备与“文明”的价值观相匹配的、具有近代教养的全新的主人公形象。
为了呼应这种主角形象的特点，在漱石的作品中，艺妓和游女只能作为配角处在较低的地位。“都市里的艺妓也是。她们以出卖色相，逢迎谄媚来换取金钱，面对嫖客时，她们除了担心自己的容貌在对方眼中是什么样子外，没有任何其他的表情。”（《草枕》，1906年）漱石直截了当地道出艺妓的“色气”只是谄媚男人的手段，她们身上不具备任何的主体性。艺娼妓是“通常只有在男人的目光下才能自我表现的女性”，这种观点与岩本善治“她们只是男人手中玩弄的木偶”（《理想之佳人》）的艺娼妓观是相通的。值得注意的是，“色”这个词在知识分子的用例中全部剥离了诗的感受性的意味，只具有否定意义。与艺妓“出卖色相”相反，《虞美人草》（1907年）中的藤尾被刻画成“爱的女王”，作者将“新女性”的“爱”与艺娼妓的传统的“色”截然分开，由此可见漱石的主张完全符合“文明开化”时期知识分子中典型的、模式化的女性观。
在《哥儿》（1906年）中出场的艺妓也仅仅扮演着愚蠢的丑角。
一个艺妓来到我的面前，抱着三味线对我说：“请您唱点什么吧？”我说：“我不唱，你给我们唱一个吧！”于是她唱道：“金钱呀！太鼓呀！??咚咚锵，咚咚锵，咚咚锵锵，咚咚锵，假如见到走失了的、走失了的三太郎。奴家也要打起鼓，咚咚锵，咚咚锵，四处去找我那有情郎。”她憋足了两口气唱完了这段曲子，然后说：“嗳呀，累坏我了！”既然是累坏了，那唱个容易的岂不是更好？
在这里，“我”听到艺妓唱出的歌词时，想必与《浮云》中阿势听到母亲唱清元时紧蹙双眉的表情一样，只能将其视为“毫无品格”的“色模样”吧。虽然《妇系图》和《日本桥》中的主人公是东京的艺妓，而这里所描写的是地方的艺妓，两者略有不同，但是漱石认为，“二十世纪的诗趣与元禄时代的风流完全不同。文明的诗是钻石，是紫色的，是蔷薇香、葡萄酒和琥珀杯组成的”（《虞美人草》）。因此，在他看来，艺娼妓的美只是陈腐的江户时代的“风流”，不符合“二十世纪的诗趣”。
诚然，漱石也有让艺妓以令人印象极为深刻的形象出场的作品，那就是《行人》（1912年）。《行人》前半部主要的插话中，出现了令二郎以及二郎的友人三泽颇感兴趣的“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实际上就是艺妓。
……
[1]1 御伽草子：日本室町时代（1336—1573年）至江户初期创作的通俗短篇小说的统称。——译注
[2]2 《七人比丘尼》是“尼僧对自己生平的记录，讲述了他的发心”，是“为了消除罪恶的色忏悔”（折口信夫，《日本文学启蒙》，1950年，《全集12》，193页；《御伽草子的一个考察》，约1925年，《全集1》，530页），揭示出上述作品与红叶作品之间构思的相似性。
[3]1 兼光和竹光都是日本古代著名的锻造刀剑的工匠的名字。——译注
[4]1 《明治文化全集·别卷》，131页。
[5]2 华族：日本明治二年（1869年）授予以往的公爵、诸侯的族称。十七年（1884年）的《华族令》规定公、侯、伯、子、男五爵也予列入，成为有特权的社会身份，昭和二十二年（1947年）废除。——译注
[6]1 森永卓郎认为，在日本，“痴情症候群”的出现基于基督教式婚礼的普及，也受到了“战后再次涌入日本的基督教的影响”（森永，1997年，74—75页），其起源可追溯到明治时代崇尚基督教主义的知识分子的婚姻观。据说，一位长崎少女和侨居当地的英籍华裔男子举行的婚礼是日本历史上的首场西式婚礼（1873年，《明治文化全集·别卷》，109页）。此外，《处世写真·绿蓑谈》（须藤南翠，1888年）中对基督教式婚礼有详细的描述：新郎新娘在神前宣誓：“爱他，并尊敬他”（《明治文学全集5》，344页）。但是，基督教所规定的“一夫一妻”制并非普遍现象，作为“教会和国家认可的合法的制度”，实行一夫多妻制婚姻的例子也很常见，“一夫一妻”的规定被认为是“近代西方文化”的产物（马林诺夫斯基，1993年，62页）。
[7]2 《明治文化全集16》，225—226页。“自古以来，东方人只是凭自然本能结为夫妻，哪有所谓真诚的夫妻呀。这不过是奸夫淫妇的寓所罢了”（同前），由此亦可见对“西方”的崇拜和对“东方”的批判。
[8]3 《劝学篇》，《全集3》，37页。福泽谕吉认为，人类应“相互敬爱”（同前），“大名华族”与“在陋巷暗室租房居住，为当天的衣食奔走的人”（同前）也是“平等”的。但是，在明治小说及评论中，如前章所述，频繁出现“上流”和“下流”之类的表述，可见这种“差别意识”并未消减。
[9]2 关于男同性恋武士的“忠义”和“恋爱”之间的关系，见佐伯，1992年e。
[10]1 袈裟被称赞为“不同于宫中的佳人，其品行不逊于深闺的淑女”（宫崎湖处子，《日本情交之变迁》，《明治文学全集36》，12页），在盛远立于熟睡的袈裟一旁的场景中，有一幅题为“贞操”的绘画（约50cmХ70cm，1901年）。
[11]1 矶田光一，《鹿鸣馆系谱》，1983年，99页。
[12]1 “有女易卜生称号”的美弥子被人用“voluptuous”这个英文单词来形容，同时被人视作是从“西洋画布”中“移来”的女性；《虞美人草》中的藤尾被人比作是“克丽奥佩特拉（埃及艳后）”；《哥儿》中的麦当娜是一位“皮肤白皙，梳着时髦发式的高挑的美人”。“漱石对西方女性的爱憎之情转移到了他对明治日本追逐西洋风的女性的爱憎之情上。”（平川，1991年，381页）
[13]1 平川祐弘，《夏目漱石》，1991年，382页。
新书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