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世界殿堂级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的代表作。小说以贵族聂赫留朵夫在做陪审员时，于法庭上邂逅昔日恋人玛斯洛娃为故事开端，通过一系列故事情节的开展，惟妙惟肖地刻画了当时法庭、监狱和政府机关的黑暗以及官吏的昏庸，各个阶层、不同身份人物的生存状态和复杂人性，可说是一面大时代的镜子。另一方面，作者也借助主人公的精神忏悔和对人生意义的哲学拷问，在描述他和玛斯洛娃一起“复活”的过程中，对当时俄国复杂的社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解决之道，这就是著名的“托尔斯泰主义”。
一个人的醒悟
一群人的重生
世界文学巨匠托尔斯泰对人性寄予厚望的救赎之书
亲近名著 守望童年
每一部名著，尤其是其中的经典性作品，事实上都浓缩、隐含着特定时代、特定民族、特定文化所形成的最基本、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价值观和文化心智成果，代表着人类文化发展的某些不可复制和不可替代的智慧和方向。同时，经典又是经过人类阅读的随机拣选和时间长河的无情淘汰，才逐渐浮出历史地表，最终固定在人类精神发展的文化坐标上的。
文学经典之所以享有这样的文学史地位，首先是因为，经典提供的是一种具有整体文学史意义的独特而绝对的高度，它总是以自己的方式洞悉或表达了历史、社会、人生、人性的基本奥秘或本相，表达了对于这些奥秘或本相深刻的体认和独到的感悟；经典又总是以自己的方式构筑成文学史上一个永恒的美学神话，并向文学史释放着永不消失的艺术灵光。安徒生童话对于社会和人生真相的有力揭示，卡洛尔童话对荒诞艺术的绝妙实践，林格伦童话对儿童解放在哲学上和美学上的重要贡献，都是文学史上突出而典型的例子。由于这些作品在文学史上所达到的高度是重要而独特的，因此，它们在一些特定的方面是无法被逾越的。
经典还提供了一种文学史意义上的判断尺度。经典代表着文学史上最卓越的艺术成就和经验，它虽然无法被轻松地逾越，但却往往成为人们普遍心仪和乐于效仿的榜样。更多的时候，经典所提供的高度则被人们用来打造成一把衡量高下、评说成败的艺术标尺。人们会用经典构成和显示的标尺来看一看，某部作品与经典的距离究竟有多远。
因此，对于经典的尊崇和信赖，成为人类最基本的精神生活态度之一。
文学作为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形成了一大批影响过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精神发育和成长的经典名著。提起文学史上的许多名著，人们常常会有一种重新打开童年心灵履历的难忘和激动。在他们的童年记忆中，甚至，在他们后来的阅读记忆中，这些作品都曾经那么深刻地参与并影响了他们的心灵建设，为他们的成长打下了宝贵的“精神的底子”（钱理群先生语）。
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这套“语文新课标基础必读丛书”收入了《朝花夕拾》《繁星?春水》《昆虫记》《飞鸟集?新月集》《安徒生童话》等十部古今中外文学名著。这些作品触及社会、人生、自然、命运等最基本的人类价值和命题，因而具有相当的思想深度和情感力度。我相信，让每一个孩子在他们的童年时代就亲近这样的作品，正是一项为当代儿童和青少年的精神“打底”的事业。
让我们一起来亲近和享受这样的作品，守望和珍惜童年的阅读。
方卫平（浙江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6 年4 月12 日于丽泽湖畔
列夫.托尔斯泰
（ЛевНиколаевичТолстой 1828-1910）
俄国作家。出身贵族。创作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少年》《青年》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描绘了沙皇俄国的社会生活。长篇小说《复活》，对政府、法庭、监狱、教会、土地私有制做了深刻批判。列夫.托尔斯泰创作时间长达60余年，他的作品对世界文学有很大影响。
聂赫留朵夫打算如同往常那样，等大家喝完茶、吃过晚饭以后再跟卡秋莎单独交谈，所以他暂时坐在克雷里佐夫身边和他聊天，同时提到了玛卡尔的请求和玛卡尔本人的犯罪经过。克雷里佐夫仔细听着，两只发亮的眼睛盯住聂赫留朵夫的脸。
“是呀，”他蓦地开口道，“我常想，我们一块儿赶路，他们就在咱身旁，但‘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就是为了他们去长途跋涉的，但是不但不了解，而且不想去了解他们，而更糟的是，那些人还恨我们，把我们看作仇敌，这不很可怕吗？”
“一点也不可怕，”倾听他俩聊天的诺沃德沃罗夫插进来说，“群众永远崇拜权力，”他发出刺耳的声音，“政府掌权，所以他们崇拜政府并仇恨我们。明天我们掌权，群众就会崇拜我们……”
正说时从墙另一侧传来了叫骂以及厮打的人撞到墙上的声音，还有锁链撞击声和狂叫声。有个人挨了揍在狂喊：“救命啊！”
“听这班野兽！我们和他们之间怎能谈得拢呢？”诺沃德沃罗夫冷冷地说。
“您说他们是野兽，可刚才聂赫留朵夫还说起了一件事，”克雷里佐夫气愤地进行反驳，转述了玛卡尔冒死救人的行为，“这可不是野兽能干得出来的，这是英雄业绩。”
“想入非非！”诺沃德沃罗夫以讥诮的口吻答道，“我们是难于了解这些人的实际情绪和行为契机的。您看到的是舍己为人，然而，说不定是出于对那个苦役犯的妒忌。”
“你怎么就不愿在别人身上看到一点好的东西呢？”谢基尼娜突然来气，指责他说（她对任何人都用“你”）。
“没有的东西，根本无法看到。”
“怎么说是没有的东西？他是在冒着生命危险救人呀！”
“我以为，”诺沃德沃罗夫说，“如果我们想干番事业，首要条件应该是丢掉幻想（玛尔凯本在灯下看书，此时放下书本，仔细聆听起他老师的教诲），把事物看成它原来的样子，应该为人民大众做一切工作，却不要对他们有所企盼。群众是我们服务的对象，但只要他们一天像现在这样冥顽不灵，他们就一天不能成为我们的志同道合者。社会变革在没有实现以前，指望他们帮助纯属幻想。”
“扯什么社会变革？”克雷里佐夫涨红起脸反驳，“我们说，我们反对武断和专横，您不是可怕的专横又是什么？”
“我根本不是专横，”诺沃德沃罗夫冷静地回答，“我无非是说，我知道人民应走的道路并且能够指明这条道路。”
“可您怎能认定您的道路就是正确的呢？将己之见，强加于人，难道不就是以前产生过宗教裁判所和革命大屠杀的那种专横吗？他们也是根据科学测出所谓‘唯一正确’的道路的呀！”
“他们犯了错误不能证明我也犯了错误，再说，思想家的空想与经济学的实际数据是有很大差别的。”
诺沃德沃罗夫的声音响彻整个牢房。只他一人说话，大家都缄口不语。
“老是争论不休。”等他的话停下，谢基尼娜叹口气说。
“那么您对这问题是什么看法呢？”聂赫留朵夫问谢基尼娜。
“我认为克雷里佐夫说的对，不能把我们的看法强加于人民。”
“哦，您呢，卡秋莎？”聂赫留朵夫笑着问，等她回答，暗中却又担心她说出什么不恰当的话来。
“我认为受委屈的是老百姓，”她红起脸答道，“普通百姓最最受欺负。”
“说得对，卡秋莎，”纳巴托夫大声说，“老百姓受尽了欺负，不应该让老百姓再受欺负，我们的全部事业就是为这。”
“这可是关于革命任务的奇谈怪论呢。”诺沃德沃罗夫说罢，气鼓鼓地抽起烟来。
“真没法子同他说话。”克雷里佐夫嘟囔了一句，也不再作声了。
“还是不谈为好。”聂赫留朵夫在一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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