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趟从不停靠的列车》是一本典型的“实录文学”，故事主要讲述作者前往法国后的经商经历。那时他的身份已经转化为商人，需为生存而奋斗，但骨子里还是一介文人，所以钟文的“做生意”带着对各种商品（文化、人种）的分析，讲述他打过交道的生意人与客户，书中有商战、有各色小人物的传奇，讲述了他所看到的商界及政界圈子状况，还有他从商半生后的文人“生意经”。

　　钟文先生的前半生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他在中国深圳大学担任教职，圈子里是像北岛、顾城、杨炼、谢冕这样的至交、神交，一帮子人一道为了诗歌而论战、写作。1989年之后钟文不得已前往法国生活，从此开始了另一段与诗了无关系的人生，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已经决定做生意了，冥冥中，我觉得生意好像是一列没有停靠的火车。生意人可以在车上有吃有住，有很多乐事，也可能吃苦头。但是只要你执着于有德性的去做生意，你不准备去自杀，你就可以在这列火车上一直耽着，一直到死就好了……”钟文的生意做得很大，后来成为欧罗福国际集团远东区总裁、法中文化交流中心主席，后来因各种原因淡出生意圈。
　　《那趟从不停靠的列车》的故事，主要就是讲述钟文先生身在法国经商的那段经历。那时他的身份已经转化为商人，需为生存而奋斗，但骨子里还是一介文人，所以钟文的“做生意”带着对各种商品（文化、人种）的分析，讲述他打过交道的生意人与客户，书中有商战、有各色小人物的传奇，讲述了他所看到的商界及政界圈子状况，还有他从商半生后的文人“生意经”。
　　这是一本典型的“实录文学”，笔调冷静，无多余之话，钟文自言“想把用我全部生命，全部感官体验过的生活部分实录让年轻人在前行中有启发，如此而己，实录文学是时代的化石，如果有一百年后的中国人的子孙，凭无数无数的这些化石，他们将寻回历史”。
　　可以说，钟文的经历也从一个侧面折射了他们那一批人的命运，在前言中，他详细讲述了自己如何从一个文人心态转而去做生意的故事，这里面有他们一代人的命运的折射：如何向往着更自由的世界？如何去做种种尝试与努力想要活得不一样？又是如何去国怀乡，选择另一种生存？可以说，这本书勾勒了钟文那个时代很有典型性的知识分子所走过的一种道路，“他”和“他们”所走过的曲折的道路，让读者心为所动。

第一节　做教授，还是做生意
第二节　为什么不见自行车王国的自行车
第三节　生意场的赌局与骗局
第四节　巴黎的服装批发中心
第五节　生意中的第二波最甜
第六节　奔驰：巴黎—岘港
第七节　巴黎的自留地
第八节　一个香港商人的发家史
第九节　巴黎易住，不易生意
第十节　一欧元买一个火力发电厂
第十一节　中国第一家品牌特卖商场
第十二节　地产经济的大潮
第十三节　办一所大学，怎么样
第十四节　放大胆子去敲门
第十五节　有趣的三十年代大饭店
第十六节　绿色能源计划
第十七节　与GE、BP 及日立做交易
第十八节　又一种罗生门
第十九节　争取上联合国
第二十节　不是结局的结局
与生意有关的回忆（代后记）　翟永明

　　第一节做教授，还是做生意
　　近半个多世纪来的中国，金钱与人的关系几乎是走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金钱是人的人上之人，命中之命，人追求的唯一目标就是金钱。为了钱，可以生死相博，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九十年代开放以前的中国金钱与人的关系，又是一种极端。那个时候金钱与人的关系，简单到就是一张薄薄的工资单的关系。这张工资单只是记录了人工作期限和工作职位的高低，它与人的真正能力，知识或者是对事业的热心，是压根没有关系的。
　　回想往事往生，我的前一半的生活就在第二个极端线上生活，后一半生活是在第一个极端线上生活。我仅有的人生就在这两个极端线上营营苟且，实在让人唏嘘不已。
　　我大学毕业，拿的是48。5元的工资，第二年转正拿的是58元钱一个月的工资。虽然这个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因为我是反革命集团的嫌疑犯，所以被批、被斗，但非常幸运的是没有减我的工资。后来到了自贡这个山沟沟里劳动，看我是个瘦弱的知识分子样子，所以也没有安排我到车间里面去干那种重体力活，只是做那些文书式的记账、跑腿的事。
　　金钱对我有诱惑，或者说与我发生密切的关系，第一次应该是1976年底、1977年的初的时候。孙根发是一个在铁路员工，那个时代铁路员工是非常有地位的工作，迎来送往很多事情要拜托他。他也经常拿着他写的诗歌到我这里向我请教。有一次他突然到我家来，我正好在翻我的秘密箱子里的书，他像发现了一个大秘密一样的惊呼：“你怎么有那么多的好书啊？”我对于朋友也只能实话实说，我讲了这些书的来历。孙根发是很有政治头脑，也有生意头脑的人，于是他就非常诚恳地邀我根据中外名著来编一本《文学描写手册》，请自贡的文化馆帮忙印制，在火车上售卖。
　　一本十几万字的《文学描写手册》花了近一个月时间就完成了。书稿我拿给了孙根发以后，我再也没有追问任何的情况。过了一个多月时间，孙根发突然出现在我们家，拿了厚厚的一摞钱，总共2500元。我一听吓了一跳，2500元钱，在那时无疑是一笔巨款。我说：“你怎么会给我那么多钱”。他说：“那是你的稿费啊，你编的那本《文学描写手册》已经印了好几次，大概已经印了六、七次了，别说铁路上在卖了，别的地方都放地摊上卖了。”又过了大概二十几天，孙根发又来跟我商量，说：“这第一册啊看来不能再印了，因为卖不动了。你能不能再来跟我们编一本《文学描写手册》第二册”。这个时候，无疑那2500元钱已经对我构成了诱惑了，所以我没有再做争论。第二册比第一册完成的更快。交稿了以后，孙根发不多久又在我家出现了，给我拿来了钱比第一次还多，竟然有3000元。
　　这5500元钱拿在手上，有一种烫手的兴奋。兴奋的是感觉到自己的智慧和知识终究是可以换来别人换不来的东西。我曾经不无骄傲地对儿子说：“你知道书中自有黄金屋这个成语吧，你爸爸现在做的事就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但是兴奋之余又不无担忧。这几千几万本的《文学描写手册》流传到社会上去，谁知道看到的人中有一位阶级斗争观念特别强的人呢。文化大革命把中国人的阶级斗争观念培养到了一触就跳的敏感地步，这本书如果是流到了这种人手上，那后果是完全不可设想的。我的这种担忧一直到了80年代才完全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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