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伟大作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1821年11月11日出生于莫斯科一个医生家庭。1843年毕业于彼得堡高等军事工程学院。早在中学时代，陀思妥耶夫斯基就阅读了大量的俄国和外国文学名著，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茹科夫斯基、克雷洛夫、巴尔扎克、雨果、乔治·桑、司各特、席勒等人的代表作品他所爱不释手。在高等军事工程学院，他不仅继续大量阅读俄国和外国文学名著，对果戈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自己开始了文学创作——写出了两部历史悲剧《玛丽亚·斯图亚特》、《鲍里斯·戈杜诺夫》。毕业后，他正式进行文学创作。1846年，他发表书信体中篇小说《穷人》，受到诗人涅克拉索夫和著名批评家别林斯基的高度评价，一举成名，在文学界引起了注意。后因参加俄国最早的进步知识分子革命组织——彼特拉舍夫斯基（1821—1866）小组，于1849年被沙俄政府逮捕，并被判处死刑，临行前几分钟获得沙皇的赦免，改为流放——先是在鄂木斯克要塞监狱服苦役四年（1850—1854），接着被派到塞米巴拉金斯克的西伯利亚第七常备营当了五年列兵（1854—1859）。1859年12月，获准回到彼得堡。回彼得堡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创办报刊和文学创作之中，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登上了世界文学的高峰。1881年1月28日因病去世。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致力于文学创作，创作成果颇丰，重要作品有：《穷人》（1846）、《被侮辱与被损害的》（1861）、《死屋手记》（1860—1862）、《地下室手记》（1864）、《罪与罚》（1866）、《白痴》（1869）、《群魔》（1871）、《少年》（1875）、《卡拉马卓夫兄弟》（1879—1880）、《作家日记》（1873—1881）等。
　　对于我国广大读者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并不陌生，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就开始被介绍到中国（1918年《新青年》1月号发表周作人所译的《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及译者按语，使中国读者首次了解了这位伟大的俄国作家），至今他的重要作品已大多被介绍过来了，而且由上海译文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两种他的多卷文集和一套全集。我国介绍与研究他的著作也为数不少，比较重要的有：李春林的《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安徽文艺出版社，1985年）、刘翘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论稿》（吉林大学出版社，1986年）、李春林的《复调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人其作》（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何云波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文化精神》（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季星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戏剧化》（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何怀宏的《道德·上帝与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问题》（新华出版社，1999年）、赵桂莲的《漂泊的灵魂——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传统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王志耕的《宗教文化语境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彭克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艺术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冷满冰的《宗教与革命语境下的（卡拉马卓夫兄弟）》（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杨芳的《仰望天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历史观》（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以及论文集《当代中国学者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外国研究陀氏及其作品的重要著作并被译成中文的则主要有：格罗斯曼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年）、谢列兹尼奥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海燕出版社，2005年；黑龙江人民社；1992年）、苏珊·李·安德森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中华书局，2004年）、多米尼克·阿尔邦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波诺马廖娃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我探索人生奥秘》（商务印书馆，2011年）、马克·斯洛宁的《灵与肉的炼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次爱情》（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华夏出版社，2009年）、舍斯托夫的《悲剧的哲学——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 （漓江出版社，1992年；又见于其《思辨与启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叶尔米洛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88年）、弗里德连杰尔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实主义》（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弗里德连杰尔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世界文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赖因哈德·劳特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哲学——系统论述》（东方出版社，1996年）、罗赞诺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法官”》（华夏出版社，2002年；2007重出时，改名为《论宗教大法官的传说》）、莉莎·克纳普的《根除惯性——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形而上学》 （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伊琳娜·帕佩尔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论作为文化机制的俄国自杀问题》（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尼娜·珀利堪·斯特劳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女性问题》（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马尔科姆·琼斯的《巴赫金之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安德烈·纪德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安德烈·纪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别尔嘉耶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索洛维约夫等的《精神领袖——俄罗斯思想家论陀思妥耶夫斯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乔治·斯坦纳的《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罗扎诺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启示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罪与罚》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之一，是作家完全走向独创性的一个成熟的标志。从欧洲长篇小说的发展历史中对之进行考察，可以说，这是一部俄罗斯式的新长篇小说。
　　这部小说是作家多年酝酿、苦心经营的艺术结晶。早在1859年10月9日写给其兄长米哈伊尔的一封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已宣称，打算创作一部关于一个罪犯的忏悔录，而且相当自信地认为：“这部忏悔录将会确立我的名声”。1860年底，在阅读法国的刑事案件汇编时，其中19世纪30年代轰动一时的皮埃尔·弗朗索瓦·拉塞内尔（1800—1836）诉讼案吸引了他的注意力，触发了他的灵感：一个准备从事法律研究的青年，为了抢钱，杀死了一个老太婆，被捕后他在狱中创作了一些诗歌，并写了回忆录，为自己进行辩解，宣称自己不是普通的罪犯，而是与社会的不公正作斗争的勇士，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为普遍的不公道复仇，结果变成了“社会的牺牲者”。186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主办的《当代》杂志上发表了这一案件的审判记录汇编，并且亲自写了按语：“在这件诉讼案中，涉及的是一个罕见的、神秘的、令人感到可怕而有趣的人的个性。卑劣的天性和对贫困的畏惧，使他变成一个罪犯，而他竟把自己说成是自己时代的牺牲品”，并且认为它“比各种各样的长篇小说还要吸引人，因为这类诉讼案照出人的灵魂的黑暗面，艺术是不喜欢触及这些黑暗面的，而假如触及了，也只是用插曲的形式顺便一提……”于是，他结合自己对俄国社会现实的观察以及对人的问题的思考，对这一材料进行了艺术加工和艺术虚构，让这个故事发生在俄国的首都彼得堡，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构思与创作过程，在1866年最后完成了这部长篇小说。
　　欧洲近代长篇小说，产生于16世纪至17世纪，到19世纪60年代已经相当成熟和繁荣。纵观这几百年间欧洲长篇小说的发展历史，大致可以认为它经历了从情节小说到人物小说再到心理小说这样一个发展过程。
　　情节小说是16世纪至17世纪欧洲长篇小说刚刚产生时期的一种形态，由于它受到古希腊罗马神话传说和中世纪骑士传奇等的影响，更注重描写离奇的情节和一系列变化多端的事件，情节是压倒一切的，甚至主宰着人物的性格，而且叙述的是异乎寻常、介于真实与幻想之间的人和事，人物性格则往往是简单的、概念化的，一出场就已定型，其代表作品是法国拉伯雷（14947—1553）的《巨人传》（1532—1564）、西班牙的骑士小说、塞万提斯（1547—1616）的《堂吉诃德》（1605—1616）。
　　17世纪以后的小说，逐渐转变为人物小说——法国小说家拉法耶特夫人（1634—1639）的代表作《克菜芙王妃》（1678）首开纪录，到18世纪这类小说趋于成熟。人物小说不再过多关注异乎寻常的带幻想色彩的人和事，而把普通的甚至是平庸的人物作为小说的主人公，并让主人公的活动与性格起主导作用，而情节则成为人物逼真的活动背景和场所，人物是独立的、有血有肉的，并且具有一定的完整性与稳定性，同时人物与情节开始融合起来。不过，异乎寻常的尤其是具有惊险色彩的事件仍有一定的市场（18世纪后期的哥特小说尤其如此，19世纪西欧不少作家，如巴尔扎克、雨果、狄更斯的作品中依旧还有这种痕迹）。代表作家和作品有：法国勒萨日（1668—1747）的《吉尔·布拉斯》（1715—1735）、英国笛福（1660—1731）的《鲁滨逊漂流记》（1719）等。
　　心理小说虽然最早的当推拉法耶特夫人的《克莱芙王妃》，但到18世纪末的感伤主义小说才产生颇大的影响，到19世纪后期才出现繁荣的局面。心理小说在人物小说追求逼真的情节与环境的基础上，更注重在入与社会、伦理、道德的种种冲突中揭示人的内心情感与灵魂深处，它适当地简化了人物小说对环境与事件过分详尽、逼真的描写，而把笔墨主要集中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出一种从外化到内化的转折，直接通向了20世纪的现代小说尤其是现代主义小说。
　　作为一部俄罗斯式的新长篇小说，《罪与罚》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两个方面都明显地体现出这一特征。
　　从文艺复兴至陀氏创作《罪与罚》时的欧洲长篇小说，在思想内容上主要是弘扬人的个性，歌颂个人为维护各个方面的权利（追求个人发展、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社会政治方面的平等和作为等）而进行的各种斗争，揭露或控诉不平等的社会对有才华有追求的个性的扼杀。
　　《罪与罚》则在此基础上有较大的发展与创新，它既肯定了个人追求自由、捍卫个人权利的正当性，但更深刻地揭穿了过分追求个性自由、个人权利从而发展为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的西方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的实质。而这是对西方长篇小说在主题上的创新、推进与深化。小说的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受西方思潮及拿破仑等的影响，形成了类似于后来德国哲学家尼采“超人”哲学的一种理论。这种理论把芸芸众生人为地分为“非凡的人”和“平凡的人”两类：“一类是低级的人（平凡的人），也就是说，可以称之为仅仅是繁殖同类的材料；另一类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也就是具有天赋和才干，能在自己所处的社会提出新见解的人。”后一类人不仅能提出新见解，而且为了实现自己的新见解，可以为所欲为，甚至可以杀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思想，如果需要他哪怕踩着尸体，踏过血泊，那么，在他的内心深处，在他的良心上，依我看，是可能会允许自己踏过血泊的”。为了实践这一理论，他挑选了一个放高利贷的穷凶极恶的老太婆作为实验对象，并且又被迫杀死了正好发现他杀人的老太婆的妹妹——极其善良的莉扎薇塔。杀人后，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生活便堕入烦乱、焦躁和煎熬之中，三种来自不同方向的审判紧紧抓住了他。一种是代表法律和社会力量的波尔菲里，一种是代表上帝之爱的索尼娅，一种则是来自拉斯科尔尼科夫内心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的道德谴责。这三种力量都使他深感自己犯了罪，但他又一时难以放弃自己那“非凡的人”的理论，千方百计试图逃避法律的惩罚。因此，小说的绝大部分细致生动地揭示了主人公的灵魂在善与恶、罪与罚两极之间的苦苦挣扎与激烈斗争。
　　较之西欧小说更为深刻的是，《罪与罚》把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反映与对人的终极问题的思考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使现实性、哲学性、宗教性三者融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如前所述，这部小说的原型是法国的一桩刑事案件，但作家有意识地它变成了一个俄国当代的犯罪故事，并以拉斯科尔尼科夫为中心，广泛反映了俄国社会的真实现状，思考了俄国农奴制改革后人的出路问题。小说的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本是学法律专业的大学生，由于家境贫寒（仅靠老母亲那一年一百二十个卢布的养老金维持一家三口的生活），被迫辍学。他的妹妹杜涅奇卡为了支持哥哥读完大学，先是到地主斯维德里盖洛夫家担任家庭教师，饱受侮辱，继之被迫试图嫁给一个比自己年长一倍的极端自私自利者——颇为富裕且拟在彼得堡开办律师事务所的市侩卢仁。主人公结识的退职九等文官马尔梅拉多夫一家的遭遇更是惨不忍睹：由于没有收入，难以养家糊口，三个幼小的孩子啼饥号寒，饥肠辘辘，大女儿索尼娅被迫当了妓女，以卖身的钱来养活弟妹。而主人公在街上碰到的被欺骗玩弄的年轻少女，以及他的大学同学拉祖米欣的贫困，也无一不反映了当时俄国社会中人们的普遍贫穷。主人公正是深感人们的普遍不幸和贫困以及社会的不公正，才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形成了自己那把人按非凡与平凡两分的理论，并最终在多种现实环境力量的冲击下，去杀人以实践自己的理论。
　　然而如果仅此而止，那么这部小说与西欧小说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如司汤达的《红与黑》，也是对法国1827年《法院公报》上的一桩家庭教师枪击女主人的刑事案件的艺术加工与再创造，但它通过主人公于连的遭遇，反映的只是一系列社会问题：复辟势力的猖獗，人们之间冷酷的金钱关系，封建等级观念已告破产，大革命确立的自由、平等、自由发展的原则已深入人心，更主要的是，它生动深刻地描写了在不平等的等级社会里，有才华的个性如何扭曲自己以求发展并且最终遭到扼杀的悲剧，而很少触及人的灵魂）。这部小说的新颖与深刻之处在于，它不仅揭露了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贫困与无奈，更进一步以此，为基点，从哲学与宗教的高度，思考了人的出路与归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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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国心理现实主义小说的高峰，他的小说中，外部世界只是引发人物内心活动的一个条件，而且，他不仅善于描写一般的人物心灵世界（如早期小说《穷人》），他更擅长的是，展示人物的带有某种病态性质的心灵状态，特别是那种意识近似精神分裂而又具有双向转化的心灵状态，在艺术手法上则善于运用幻觉、梦呓甚至某些隐微的潜意识来揭示人物的心灵的深层，更善于运用复调小说的形式，通过多声部的对话、辩论、抗衡，展示复杂幽秘的内心世界。为了表现这种复杂隐微的内心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变西方和俄国此前小说的时间性叙事为空间性叙事，以便更好地聚焦于人物的心灵世界，从而使其小说成为一种共时性存在的空间体小说，并且，在艺术结构上更多地采用一种戏剧式的结构方式，甚至运用了一些戏剧手法，从而使小说戏剧化了。
　　总括来看，在《罪与罚》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艺术方面颇具俄罗斯特色的创新与推进有以下几点：第一，在心理描写方面，从此前的单一性走向多角度。在保留突出的内省性（主人公的自我分析、自我解剖）的同时，进而展示人物心灵的自我斗争，最终发展为多声部和挖掘深层心理；笫二，在文体特征方面，从此前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的诗与散文的结合（人与自然的结合、抒情）走向戏剧化；第三，在叙事方法方面，则表现为把对外部生活的叙述与心理的揭示有机地结合起来的叙事系统和由定点到多角度的叙事视点。
　　综上所述，《罪与罚》的确是一部俄罗斯式的全新的长篇小说，它完全实现了作家自己预期的目的，不仅在俄国文学史上，而且在世界文学史上，确立了他作为伟大作家的名声，奠定了他极其重要的文学地位，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深远。
　　本书译自1984年莫斯科“俄语”出版社出版的《罪与罚》，这个本子是俄罗斯人为外国读者出版的一系列俄国文学经典名著中的一种，全书的每一个单词都标有重音，并且附有详细的注释——不仅说明了书中涉及的俄国和外国的一些历史、文化背景，而且介绍了俄罗斯的某些风俗民情，更对一些难以理解的词、句进行了简要的注析，这对更准确、深入地理解该作品有着极大的帮助。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的张铁夫教授（1938—2012）十年前在本书初译时曾把他珍藏多年的这一版本慷慨惠借给译者，2012年临终前又嘱咐把他的俄文书籍和资料全部赠送译者，作为他的学生，只能努力工作，做出更好的成绩，用实际行动来表示深挚、永久的怀念，以告慰恩师的在天之灵。在翻译本书时，译者曾参考了国内出版的若干个译本，受益匪浅。在此，谨向各位前译者表示感谢。由于能力有限，本译本中的错误和不妥之处很可能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这个译本是十年前翻译的，出版后颇受欢迎，反响不错。这次利用重新出版的机会，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认真核对俄文原文，对前五章进行了细致的校对和一定的修改；为保持作品语言风格的统一，对原来朱宪生先生翻译的第六章和尾声全部进行了重译。2012年6月，译者在圣彼得堡时，曾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过的地方以及《罪与罚》中的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所住的公寓等处进行过实地考察，这对作品的理解、修改和翻译大有助益。
　　2013年3月31日
　　天津华苑新城揽旭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