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幻象是指人们脱离财富的物质实体构成、财富生成的社会历史关系和财富的属人性本质，在主观上通过感觉、意念、联想和想象路径，形成的关于财富存在的假象、错觉乃至幻觉意象。财富幻象范畴的界定以对西方表征主义哲学传统关于真理世界与表象世界何以区分，以及多维视域下财富内涵历史演变的深入解读为基础。在资本逻辑下，财富幻象表现为货币幻象、资本幻象、信用幻象和目的性幻象。
　　 《财富幻象的哲学批判 中国面向未来的财富观建构》作者认为，中国要建构符合社会发展和大多数人利益的财富观，一方面在拓展经济增长的新领域上，树立生态财富观、虚拟财富观、知识财富观等；另一方面在财富的价值指向上，树立共同富裕的财富观、公平正义的财富观、以人为本的财富观；再一方面在财富的获取上，要把财富创造落实到辛勤劳动、诚实守信、服务社会的原则上来。

      《财富幻象的哲学批判——中国面向未来的财富观建构》对财富幻象做了哲学解读，认为财富幻象是指人们脱离财富的物质实体构成、财富生成的社会历史关系和财富的属人性本质，而在主观上通过感觉、意念、联想和想象路径所形成的关于财富存在的假象、错觉乃至幻觉意向。财富幻象范畴的界定以对西方表征主义哲学传统关于真理世界与表象世界何以区分，以及多维视域下财富内涵历史演变的深入解读为基础。在资本逻辑下，财富幻象表现为货币幻象、资本幻象、信用幻象和目的性幻象。具体说来就是：把作为财富一般形式和一般代表的货币理解为是财富的本质，把作为形式因的财富理解为是质料因的财富，把资本当作纯粹的物幻象为是财富生成的内在根据，把财富对人们欲望的满足及其具有的享受功能幻象为是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和人向自身、向合乎人性的人复归。财富幻象的生成及其加剧与商品化向金融化，再向价值符号化的深度推进相一致。商品化把交换价值变成超感觉的存在。金融化使财富成为一种与实体经济相割裂的脱域存在。价值符号化使得财富对人的精神诱惑和征服超过于财富本身的力量。同时，作者对中国如何超过财富幻象的羁绊，如何建构符合社会发展和大多数人利益的财富观提出自己的看法，一方面，在拓展经济增长的新领域上，要树立生态财富观、虚拟财富观、知识财富观等；另一方面，在财富的价值指向上，要树立共同富裕的财富观、公平正义的财富观、以人为本的财富观；再一方面在财富的获取上，要把财富创造落实到辛勤劳动、诚实守信、服务社会的原则上来。

      财富：在可感觉与不可感觉之间 
财富尤其是物质财富，无论是对个人的幸福还是对人类的发展而言，无疑都是一种最为坚硬的存在。今天，尽管人们在物质财富的增加和人的幸福感提升之间找不到正相关的对应关系，“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时有发生，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物质财富的短缺注定要把人置于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居无定所的求生存的痛苦境地。在任何时代，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个前提性的历史活动，具有奠基性和匿名性的特征。因为人首先必须活着，才能更好地生活。人类这一万物之灵，之所以能在这个地球上做到君临世界，就在于他在物质财富的创造、享有上所具有的独特才能。一部人类历史就是围绕财富这个轴心展开的一幅关于人类历史命运变幻的全息画卷。一部人类历史就是在财富如何创造和如何享有的推动下，实现人的行为和观念的主体性提升、实现社会制度辩证走向进步的历史。
然而，对于人们来说，财富在其内容与形式、实体与虚拟、目的与手段、欲望与理性、物质享受与精神满足等等的矛盾运动中，彰显出的却又是行走在可感觉与不可感觉之间的如此神秘、神奇和神异般的一种存在。
当第一粒种子植入土壤，农业文明的光芒照耀大地的时候，原始先民不仅摆脱了纯粹依靠大自然恩赐而生存的境地，而且能够把他们的意愿和能力施加在自然里面。这种变化的结果就是剩余产品的偶尔出现。剩余产品营造出靠岸而据的村落，更创造出了王朝帝国。然而，剩余产品也犹如“潘多拉魔盒”，不仅打破了原始先民生活的宁静，激发了人们的欲望，更是把他们界分为奴隶和奴隶主，引发彼此之间的生死搏斗。可以说，财富意识同剩余产品的产生一同出现，与人世间的不平等状况相互交织。尔后，从大工业到知识经济，再到无处不在的金融创新；从使用价值到交换价值，再到符号价值，财富改变的不只是它的形态，更是人们的精神观念。因为财富不只是缔造了一个无生命的物的世界，而更是缔造了具有鲜活生命的人满足张扬欲望的梦幻世界。
财富幻象的哲学批判财富：在可感觉与不可感觉之间当原始先民依靠大自然的恩泽，共同协作，采集自然界的果实，围捕自然界的猎物，仅仅能够满足生存需求的时候，这些果实和猎物只是原始先民的生存意义上的存在物。这些果实和猎物尽管对原始先民的需要具有满足意义，但是这种满足彰显的仅仅是这些果实和猎物的使用价值。然而，随着剩余产品的产生、分工的出现、交往的扩大、需求的多样化，财富开始进入交换阶段。财富的交换催生了对财富的量度。物物交换实现了不同形态、不同种类、不同使用价值的物的之间的转化。然而，物与物之间的比例交换则显得是如此的司空见惯、约定俗成，但却又如此地难以理解。当物与物的交换为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所代替时，尤其是当货币最终落实到只是一个数字信用符号的时候，数字化财富对实体性财富的通约，使得超感觉的数字化财富转变成一种可感觉的实体性财富，同时，可感觉的实体性财富似乎只有转化成超感觉的数字化财富，才可能是真实的而不是潜在的可感觉的实体性财富。更为令人惊异的是，数字化的财富——货币成为商品，使得超感觉的数字化财富，不需要经过任何可感觉的实体性财富阶段，就能够从自身中生产自身，更不用说，金融创新使得超感觉的数字化财富更是插上了推进“能指飘移”的翅膀，成为自身繁衍自身的动力因。
所以，成吉思汗永远理解不了华尔街的人们为什么为那曲线的变动或喜或悲，同样，华尔街的人们不会因为拥有成群的牛羊而比拥有电子屏幕上的令人陶醉的数字更让他们心旷神怡。在华尔街的人们眼里，电子屏幕上的数字是比牛羊更为真实的财富。因为那数字具有通约并转化为人世间的任何东西的力量。尤其是，在一切为了交换的时代，当牛羊等能够触摸得到的实体的东西越来越多时，却使得表征它的数字在不断地“缩水”，结果是你生产得越多，真正得到的却越少。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在城市，当一切为着交换价值这个轴心而运转的时候，数字财富由此上升为是绝对的神圣存在，从而人们只有千方百计地要把自己的劳动以及劳动的结果与数字财富相兑换，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劳动以及劳动成果的价值。财富内容与财富形式的疏离乃至颠倒，使得财富的属性变得如此地扑朔迷离和不可捉摸。财富是看不见的上帝之手，既在抚慰受伤的心灵、抚平人世的纷争，同时也在激发人世间的恩仇、引燃浓浓的硝烟和战火。
财富在可感觉与不可感觉之间行走，其极端的表现样式，就是在消费社会(信息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后工业社会)中由符码(物的意义逻辑超越了物的操持性功能)所彰显出来的比真实还要真实的意象世界(拟真世界)，成为可感觉的存在，反过来，原本作为意义的存在论基础的物本身的财富，如果首先不具有意义，或者没有进入符码视域，就不成为物的财富，从而成为不可感觉的东西，财富的可感觉与不可感觉竟然如此地发生倒转。这种倒转不是发生在经济学视野中的财富的真实价值与货币表现、财富创造与价值生成、财富效用与主观臆想之间的背离，也不是传统意义上把商品、货币、资本作为财富之神来膜拜而忘记了人本身的拜物教意义上的倒转，而是消费社会中，商品本身所散发出来的普遍意象与商品之间的倒转、物化了世界观(或者说物化了的意识形态)与财富对于人生价值的倒转、比真实还要更为真实的“类象模型”与财富真实运动之间的倒转。总之，消费社会中，是意义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的倒转。
财富在可感觉与不可感觉之间行走，使得财富对于人生手段与目的之间关系发生异化。我们一边在慨叹财富是如此这般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身外之物，一边在慨叹严监生、葛朗台等吝啬鬼典型人物的可悲可笑，一边在慨叹财富的非理智态度导致的人生悲剧，似乎在财富问题上都显示出如此的清醒和理智，然而，现实是人们对财富的欲望和追求从来没有表现出一丁点的理性和自觉，连续不断地在上演着“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闹剧。因为财富是如此的令人向往，让人着迷。它在使朋友之间反目为仇的同时，也能使毫不关联的人之间的有着“蜜月般”的亲密关系；在把父母兄弟变成陌路人的同时，也能把从未谋面的人们之间的关系转化成血浓于水的亲情关系。财富的巨大力量使人们混淆了“财富为我而生”与“我为财富而生”之间的本质区别，混淆了“财富作为人的能力的表征”与“财富就是人生目的本身”之间的本质区别，从而最终把对财富的无止境地追逐幻化为人生的根本目的和终极价值。面对斑驳陆离、绚烂多彩的财富世界，“我就是财富”还是“财富就是我”之间的界限是如此地从清晰走向模糊，如此地从理性转化为非理性，如此地把财富编织的梦幻世界当作是人生真谛的最终寄托。
当今，财富在可感觉与不可感觉之间的错位、倒转，乃至幻化，是人性的欲望使然么？是财富本身属性和形态转换使然么？抑或是社会舆论引导使然么？人性的欲望建立在社会关系基础上，有什么样的欲望或者欲望什么，有着时代的具体内涵，从来都没有抽象的人性欲望。财富本身的属性和形态转换，是人类对财富价值与意义的认识和创造进行不断挖掘和深化的结果，是人的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智能化时代，新媒体对意义的传播、对人们精神观念的驯化和改造确实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然而，意义的塑造其深层次的逻辑又是什么呢？实际上，财富在人的精神深处所产生的幻化，如果从追根究源的意义上来讲，依然是资本逻辑所带来的结果，只不过是资本扩张的方式和路径不同而已。资本增殖的本性促使资本从依赖实体要素扩张拓展到依赖精神要素扩张，从对肉体的有形控制转化到对灵魂的无形控制，从强迫性的压服转向激发欲望的诱惑，从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肮脏的血转化为如此的“文质彬彬”和“人性化”，从而使每一个人从灵魂深处臣服资本，不仅不能自拔，失去批判意识和能力，而且显得是如此这般幸福地和愉悦地享受这种压制。总之，资本要把一切都纳入到它的怀抱，服从于其不断增殖的神圣使命。资本扩张本性是使财富在可感觉与不可感觉之间来回跳动的幽灵。

       哲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出版个人学术专著1部。

财富：在可感觉与不可感觉之间
第一章 财富范畴的理解图式演变 / 1
第一节 财富范畴的“物”的理解图式 / 2
第二节 财富范畴的社会化理解图式 / 16
第三节 财富范畴的符号化理解图式 / 31
第二章 幻象与财富幻象的内涵解读 / 48
第一节 幻象范畴的内涵解读 / 49
第二节 经济学视域中的财富幻象内涵解读 / 67
第三节 哲学视域中的财富幻象内涵解读 / 80
第三章 财富幻象的表现形式 / 92
第一节 货币幻象 / 93
第二节 资本幻象 / 100
第三节 信用幻象 / 105
第四节 目的性幻象 / 110
第四章 财富幻象的生成路径分析 / 117
第一节 商品化与财富幻象的生成 / 118
第二节 金融化与财富幻象的生成 / 130
第三节 符号化与财富幻象的生成 / 146


第五章 中国面向未来的财富观建构 / 166
第一节 市场经济对我国传统财富观的矫正 / 166
第二节 市场失范条件下的财富观乱象及其根源 / 182
第三节 中国面向未来财富观建构的实践指向与价值指向 / 195
参考文献 / 214
后记 / 222

       尽管柏拉图、色诺芬、亚里士多德等古代思想家对财富问题都有过深刻论述，但对财富问题做系统的理论研究，无疑是从政治经济学开始的。在重商主义那里，财富开始作为关乎国家发展的问题被提出来，从而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主题。不仅如此，财富问题也是继政治经济学之后，整个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主题。虽然西方经济学在其发展的近三百年时间里，学派林立、范式各异、探讨的问题视域在不断延展、理论建构日益精致，但是作为其主题的财富概念，在本质属性上讲仍然是物质的东西。尽管他们在财富的形成、财富的度量等方面，有着不同的理解，但都没有放弃财富作为物的属性这一轴心原理。尽管经济学不断地把科技、教育、管理、信息、知识、人力资源、社会资本、生态环境乃至德性、公平、正义等都纳入财富研究的视野中来，实际上它们在经济学视野中的财富意义并不在于其自身有多么重要，而在于它们对具有效用的物质的东西的发掘和创造，在于推动GDP量值的增加，在于促进物质东西的增长意义。也就是说，它们只是作为在具有物质属性的财富的生成和发展过程中的条件和变量而被关注，被纳入经济学的视野。它们的一切价值就在于都是围绕物质财富这个“上帝”在跳舞，在尽情展示它们各自的看家本领。
经济学对于财富的“物”的理解图式，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把财富看作是流通领域的产物，尤其是对外贸易的产物，从而金银等贵金属作为通约一切的交换媒介，从古代的装饰品一跃成为财富唯一而真实的形态；二是在资本主义大工业时期，把财富看成是生产的产物，尤其是在交换和市场成为社会核心法则的时候，具有交换能力的物质都被看作是财富的代表；三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人的快乐和欲望的满足被看作是不证自明的亘古定律，从人的消费行为来看，判别物质是否具有财富意义的原则日益主观化，从而效用从使用价值转换为主观心理感受，以对商品的比例性偏好的量度——稀缺性作为测度物质大小，以及物质是否能够构成财富的重要标准。
一、　财富作为交换的产物，金银是其唯一而真实的形态
15、16世纪是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起始时期。重金主义和重商主义[2]是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重要经济思想。他们在对财富范畴的理解上，把金、银等贵金属看作是最佳的财富形式，甚至唯一的财富形式。马克思指出：“货币主义把财富看成完全还是客观的东西，看成自身之外的物，存在于货币之中。”[3]理查德·琼斯在分析从威廉征服英国到18世纪中叶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学的财富观时就发现，把财富等同于金、银等贵金属在那时是十分流行和被普遍接受的一种看法。他写道：“有很长一段时期，人们认为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很难理解的地方：一国人民可以致富的唯一途径是取得货币或金银，而变穷的途径是失去这些金银。因此，使国家富起来的方法在于首先拥有尽可能多的珍贵金属，然后紧抓住不放，使存量不断增长。”[4]重金主义和重商主义关于金、银等贵金属作为财富最佳形式的思想，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金、银等贵金属数量的多寡是一个国家财富多寡和发展程度的唯一标志。无论是重金主义者还是重商主义者，尽管都认识到工农业产品、自然资源等物质财富对于人口生存和发展所具有的不可或缺的现实意义，但他们认为，只有通过商品换回来的金、银等贵金属货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财富，因而主张一个国家要实现富裕，必须注重金、银等贵金属的积累，把金、银等贵金属的获取看作是致富的唯一途径。一个国家正确的经济政策必须以全力获取金、银等贵金属为最高目的。金、银等贵金属在那个时代就是财富的绝对代名词。被马克思称为“政治经济学之父”的威廉·配第，在《赋税论》中也指出，货币是物质产品的价值的真正形式，商品只有实现为货币才是现实的财富，因此各种物质产品“只是一时一地的财富”，只有金属货币才“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财富”[5]。英国的重金主义者甚至把从事使国外金、银等贵金属吸收到国内的制造行业的职业，作为大力保护的职业。为了获取黄金而不惜向敌国出售商品，斯坦利·L.布鲁指出：“甚至在战争期间，只要敌国愿意为商品支付黄金，一些国家也会向敌国出口商品。”[6]同时这一时期，西欧航海的动机也昭示金、银等贵金属的财富意义。西班牙的法律规定，返回西班牙的运送商品的所有外商船只，必须带回与商品价值相等的金银。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促使欧洲人开始海外冒险事业的动机很多，为上帝服务和寻求黄金可能是其中最强烈的动机。”[7]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生动记载了哥伦布对金的欢呼和崇拜：“金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谁有了它，谁就成为他想要的一切东西的主人。有了金，甚至可以使灵魂升入天堂。”[8]
其二，金、银等贵金属的积累是推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根本保证。早期资本主义发展主要是在商业领域，尤其是航海所带来的地理大发现，促进了国际贸易的繁荣。同时，刚刚兴起的民族国家为了拓展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使得国家间的经济竞争更为激烈。如何在国际贸易中获得优势？如何摄取和扩大殖民地？如何建立强大的海军和商业舰队？金银作为具有通约一切的硬通货权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青睐和追捧。在重金主义和重商主义看来，金、银等贵金属的积累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命脉。德国“官房学派”的柏赫指出，贵金属及其储藏是一个地方的灵魂和神经。法国重金主义者孟克列钦认为，货币是军事神经，黄金比铁更有威力。英国的重金主义者威廉·斯塔福德在《关于英国公共福利的对话》中，把经济恶化以及物价昂贵归结为由于大量铸造成色降级及质量不足的铸币造成的，因为这样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其结果是足色足量的金、银贵金属货币的外流或者退出市场，从而不能满足贸易发展的需要，因而提出为了保持经济增长必须禁止金、银等贵金属输出的主张。意大利的重商主义者安东尼奥·塞拉把金银的充裕对于国家的益处和防止犯罪发生，看作是不证自明的定理。尤其是他强调金银货币的流动对于贸易发展的积极作用。“要使贸易的规模扩大，就必然需要大量资金。因为多钱善贾，而‘贾’的目的也就是钱。”[9]反之，禁止金银输出，会导致资金匮乏，致使贸易萎缩，经济凋敝，对于获取充裕的金银有害而无益。
其三，作为金、银等贵金属的财富是在交换中实现的，流通领域尤其是对外贸易，成为财富生成的重要源泉。马克思指出：“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把世界贸易以及国民劳动中同世界贸易直接有关的特殊部门当作财富或货币的唯一真正来源划分出来。”[10]重金主义和重商主义认为，物质生产的发展并不能实现国家的富裕，因为超过人口消费的剩余产品如果没有被交换出去，那都不是实质性的财富，反而会导致产品积压，使得再生产难以持续。在他们看来，生产只是创造财富的前提和条件，流通(尤其是对外贸易)才是财富实现的唯一手段，生产无论是农业还是工业，都成为是以商业为目的而从属于流通的一个领域，流通凌驾于生产之上，从而把对外贸易流通过程理解为商业资本独立运动的过程。因此，重金主义和重商主义都把利润(剩余价值)看作是在流通环节中实现的，即利润(剩余价值)是通过商品交换而得到的商品价格的增加值。也就是说，货币的增殖是买卖行为所导致的结果，增加的财富正好表现为额外的货币。托马斯·孟认为，货币产生贸易，贸易增多货币。所以，对外贸易是国家活动的基础，尤其是对于没有金银矿的国家来说，财富的获取和积累就只能是通过对外贸易，使出口商品的价值超过进口商品的价值这条唯一途径来实现。孟克列钦指出，大国都在寻找获得黄金的办法，而商业被证明是获得黄金最重要的方法。
金银之所以成为最佳的财富形式，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值得关注：
第一，劳役地租和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的转变。在欧洲中世纪晚期，封建主不再满足于对通过徭役经济而获得的自然产品的消费，而对奢侈品和手工业品的需求增加，尤其是对欧洲之外的国家的奢侈品的欲望增加。封建主需求的改变，促使了他们对货币的渴望，由此，他们把劳役地租和实物地租改变为货币地租。这样也促使农民把劳役和实物交换出去变成货币。结果是导致整个社会对货币的需求大量增加。而“货币在十五、十六世纪，无非是贵金属，首先是银和金”[11]。因此，获得作为金银货币的财富成为普遍公认的确定不移的公理。
第二，自然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关系向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关系的转变，使得商业资本在经济发展中占据了统治地位。西欧在公元1400年以后，生产力得到了长足发展。这种发展一方面得益于马代替牛成为生产工具，为农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促进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另一方面得益于大面积的新的土地的开发，尤其是对人口稀少的南欧和东欧地区新土地的开发。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带来了商业繁荣和城市的兴起，从而促进了欧洲内部贸易的发展，尤其是波罗的海一带的商业繁荣，同时也带来了农奴制对农民自由的束缚，这不仅为资本积聚创造了条件，而且为探险、征服和殖民提供了所需的社会组织和自由劳动力。在国际贸易方面，从11世纪开始的十字军东征，不仅使得欧洲人开始垂涎于东方奇妙的奢侈品，而且对地中海的控制，使得东西方之间有了便捷的商船通道。13世纪，蒙古帝国对辽阔欧亚大陆的统一所带来的和平、安全以及道路，促进了欧洲与东方的贸易。欧洲贸易关系的扩大，使得欧洲的生产和消费越来越依赖国外的商品和市场，这在客观上确立了商业资本在欧洲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统治地位。重商主义最早就是在海运及通商贸易发达的意大利萌发的。欧洲在自然经济解体过程中商业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商业经济的繁荣促进了货币经济的扩大。由于买和卖都同时需要货币，使得商业资本取得了支配一切的地位。
第三，金、银等贵金属成为财富的代表与金银本身的特性紧密关联。马克思指出：“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12]金、银等贵金属并不是天生的货币，金银最初出现在市场上也只是一般的普遍商品。古罗马时期，金、银等贵金属还只是作为装饰品而存在，在经济活动中并不具有充当交换媒介的职能。历史上，各个国家和民族都曾经先后使用过金银之外的不同商品充当货币。金银成为货币既是交换扩大、冶金技术发展的结果，同时也与金银本身所独有自然优越性的特征紧密关联。首先，金银作为单纯物体，质量总是均匀的，不像其他商品那样，如谷物与谷物之间、牛与牛，等等，具有质的差异性。这样等量金银总是代表同样的价值，同时金银的分割和熔合适合作出价值大小上的量的差别区分。其次，金银成为流通手段，还在于金银具有体积小、价值大的特点。这样较小的体积可以包含更多的劳动时间，使其运输更为方便，即保证了物质的灵便性。再次，金银不会腐烂、不易损坏、耐久使用的自然属性，使得金银成为货币储藏的天然材料。
二、　财富作为劳动的产物，是用来进行交换的商品
把财富等同于金、银等贵金属的重金主义和重商主义，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财富观。它只是从流通领域来探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赋予财富以抽象的形式，这种抽象通过金、银等贵金属表现出来。到重商主义晚期，大量的重商主义者的文献已经模糊地透露出，对金银累积是一个国家增加实际财富的唯一方式的观点的怀疑。在英国，托马斯·孟提出了货币积累的限度问题，认为过多积累货币会导致贸易资金的枯竭，影响国家财富的增加。同时，他还提出生产的人数、技艺、劳动对于财富增长的意义，区分自然财富和人为财富对于国家财富积累的不同结果。托利党人达芬南比托马斯·孟走得更远，他认为，金银只是贸易的交换尺度。土地、劳动以及工业品等物质财富才是贸易的基础和源泉，但是真正放弃财富内涵的金银属性货币的理解范式则是魁奈，尤其是斯密等人的著作发表之后的事情。经过他们的系统研究和理论证明，得出的关于财富内涵的基本原理是：“国家财富的内容可以不是仅仅限于黄金和白银，而且至少包括人们愿意用金银去交换的一切东西。”[13]
重农主义的代表人物魁奈对财富范畴的理解，从重金主义和重商主义的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但是他的生产领域仅限于农业生产范围。这种转变与法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无疑是联系在一起的。魁奈对财富的理解和把握主要集中在如下四个方面：
1.　魁奈区分了财物和财富概念。
他认为只有使用价值而没有出卖价值的物属于财物范畴，而只有那些有使用价值和出卖价值的东西才能称之为财富。在《谷物论》中，魁奈指出：“土地生产物本身还不是财富，只有当它为人所必需和买卖时才是财富。因此，土地生产物只有在它能满足人的一定需要，和有一定数量人口的情况下，才作为财富而且有高的价值。”[14]作为商品的农产物是货币财富和实物财富的综合体。“财富的数量，既由金银货币而表现其存在，同时也由真实的生产物价值而表现其存在。”[15]从而对财富范畴的理解视角，从单纯的交换价值转向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但是，在魁奈看来，货币财富的多少，并不能反映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反之，货币财富的多少是由农产物的丰富程度以及农产物是否值钱来决定的。对于国家，“首先必要的是实物财富形式的元本”[16]。
2.　资本主义大农业是财富生成和积累的唯一领域。
重农主义认为，贸易只是把一种价值的财富同另一种等价的财富相交换，只是使财富在地点上发生了转移，并不能促使价值形成和实现价值增殖。工业只能改变财富的形式，把农业部门生产的东西加以改制或组合，变成满足人们需要的新的东西，所以工业产品只能抵偿其自身的生产费用，而不能带来新增的价值。因此，工业和商业都是非生产性的，没有自然力的作用，因此不生产“纯产品”，并没有带来财富的增加。商业和工业不过是农业的一个分支。“如果没有农业生产物，工业与商业是没有另外的财源。”[17]只有农业才是唯一能生产剩余价值的生产部门，只有源于农业的“纯产品”才具有财富增长的现实意义。因为“纯产品”作为农业生产出来的总产品，扣除用来补偿消耗的农具、种子等生产资料，以及工人与农业资本家的消费资料之后的剩余产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财富的增殖，而不像商业和工业那样，只是原有的财富的转移或财富形式的改变。所以，农业才是社会财富增长的源泉，从而否定工业和商业在财富生成上的意义和作用，把财富的源泉转换到农业领域。魁奈指出：“君主和人民绝不能忘记土地是财富的惟一源泉，只有农业能够增加财富”[18]。
3.　土地之所以是财富，并成为财富的根源，就在于一方面土地生产物满足了人类的需要；另一方面在于人的劳动。
魁奈指出：“构成国家强大的因素是人：财富是由于他们的需要而增长的……在增加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方面，人们本身就成为自己财富的第一个创造性因素。”[19]由于人有需要，才推动人们去生产，去增加更多的产品，以满足人的需要；人的需要的满足又推动着消费的增长，使农产物成为商品，从而维持着商品的价格。因此，产品的值钱的价格和巨大的数量，产生收入并促成国民财富的每年增长。同时，在魁奈看来，土地肥力、产品的售价和资金的合理使用都决定于人的劳动和他们的积极性。但是，创造财富的劳动仅仅是农业劳动。魁奈在《中国的专制制度》一书中指出：“这个部族所居住的未开垦的土地，没有任何实际价值，只有通过劳动才能使它具有价值，因而这个部族占有的土地和产品必须靠劳动来保证。没有这个自然条件就完全不可能有作物和财富。”[20]并且在魁奈看来，在构成当时法国社会的三个阶级(生产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不生产阶级)中，作为租地农场主的生产阶级(包括农业工人和农业资本家)由于租借土地，经营生产，而成为维持国家所必要的最重要的财富和资源。
4.　在财富的使用上，魁奈非常重视财富对于农业生产发展的动力意义。
根据财富的使用性状，把财富区分为用于维持日常生活的消费性财富，以及用于生产和取得收入的生产性财富。财富的维持乃至增加，不能固守在原有财富的静态保存和持有上，而在于财富的有效利用，在于使生产物不断地投入再生产。在魁奈看来，农业要取得成功，不只是依赖人力和劳动，还要依赖财富的再投入，把它作为生产资料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一个国家的繁荣，与其说是耕作者劳动的果实，毋宁说是耕作者投入土地耕作的财富的产物。因为“财富是农业发展的大原动力，要进行良好的耕作，必须要有很多的财富”[21]。因此，魁奈主张，必须把王国为促进生产所不可或缺的财富，确实保持在所有生产性的职业之中，从而他把投资在农业上的资本看作是生产资本，而工业资本则不是生产资本。至于商业资本，是靠不等价交换取得利润的，也不是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