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用非经济专业的术语，避免晦涩的表达，使用通俗的语言，研究农村改革和城市化问题的成果，内容涵盖农民收入、 城乡差距、土地制度、户籍改革、粮食安全、城市起源与变迁、经济发展等等。

《人·地·城》：
一位具有人文精神和历史感的经济学者眼中的城市化；
犀利文风，睿智思考，展现城市变迁的历史图景；
谈古论今，纵横捭阖，揭开制度演进的层层迷雾。

徐远，原名徐建国，任教于北京大学。研究兴趣涉及微观金融、宏观经济和中国经济发展。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美国杜克大学经济系，师从宋国青教授和艾伯特·皮特·凯尔（Albert Pete Kyle）教授。在国内外学术杂志发表论文三十余篇，担任FT中文网、澎湃新闻网、第一财经网、《新京报》等媒体的自由撰稿人。曾任香港大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金融学助教授。
　　代表作品：《中国经济增长的效率与结构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人·地·城(代序) 
第一篇 城市的起源 
新石器是“容器” 
有容乃大 
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民 
王的商业 
战士的城邦 
第一个大都市的诞生 
站在地中海看世界 
遥远的东方有三条河 
城邦混战与诸子百家 
历史上的城市化 
城市是容器，还是磁体？ 
何为城？何为乡？ 


第二篇 城市印象 
东京印象 
京都漫步 
深圳印象 
台北印象 


第三篇 城乡二元 
征地冲突的根源：农村土地产权太弱 
“农村土地产权太弱”的法律根源 
历史的节点：1998年《土地管理法》修订 
是“农村集体所有”，还是“农民集体代耕”？ 
崽卖爷田不心疼——“代耕”制度下的土地城市化 
谁动了18亿亩唐僧肉？ 
可以有“财主”，不能有“地主”？ 


第四篇 不堪重负的土地 
辨析“土地是财富之母” 
以地养老的幻象 
耕地的弹性 


第五篇 忧心忡忡的粮食安全 
中国可以养活自己——诹议粮食安全兼答莱斯特·布朗二十年前之问 
增加粮食进口，确保粮食安全 
农业保护政策保护的是谁？ 
粮食高度自给的代价 


第六篇 “剩余”的人 
作为主角的农民 
农村承载力 
“我为什么不怀念故乡？” 
土改“拖”字诀 
用正直撬动历史的节——纪念原安徽省第一书记、国家农委主任万里 


第七篇 政策讨论 
户改破冰：有档次只差，无身份之别 
渐进式土改浮出水面（上）：启动流转，严防风险 
渐进式土改浮出水面（下）：发展股份合作，促进要素流转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评京津冀一体化 
2014年农村改革：只欠一点穿透力 
1978年与2015年：从“无为”到“有为” 
农地入市：莫让试点成为拖延 
农地入市的一点常识 


第八篇 经典回顾 
农业与工业化：刘易斯、舒尔茨与张培刚 
张培刚谈“工业化” 
经典是如何写成的？ 


附录 城乡差距的产权基础 
后记 
致谢

何为城？何为乡？


从这些人类早期的进步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人类进步的源动力：交流和合作。没有交流和合作，知识很难被积累，生产很难进步，人类不可能走出丛林，走上平原，走进城市。交流与合作的另一面，是欺骗与争斗。人类的历史，也因此更加精彩。
周其仁教授在《城乡中国》开篇中说：“中国很大，不过这个很大的国家，可以说只有两块地方：一块是城市，另外一块是乡村”。简单一句话，道出了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事实，这个国家是分为“城”和“乡”的。相应的，中国的十多亿人口，也分为“城里人”和“乡下人”。要理解“城乡中国”的事情，对这“城乡分割”不可不察。
“城乡分割”，或者“城乡二元”，大家都耳熟能详了。可是，这“城”和“乡”，区别到底在哪里？二者是天然对立的吗？也未必。远的不说，前总理朱镕基在考察时曾感叹曰：“走了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市；走了一城又一城，城城像农村。”看来，“城”和“乡”之间，也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抽掉细节的不同，城市和乡村都有道路、学校、医院、商店、银行、邮局等等公共设施，都需要栽树搞绿化，都需要处理垃圾，都需要供电、供水、供气、铺设有线电视光缆等等。
不奇怪，城里人和乡下人是一个物种，生活的需求是一样的，需要的东西也差不多。
看起来，城市和乡村最大的区别在于产业，农村以农林牧渔业为主，城市以工业、服务业为主。产业上的区别，带来城乡之间的另一个重要区别，就是人口密度。农业的基础是光合作用，需要在大面积的土地上铺开，而且考虑到交通的因素，农村和耕地不能太远，要交叉分布，因此传统乡村的人口密度不能太大。城市则不一样。工业、服务业对土地面积的要求低很多，不需要大面积铺开，可以聚在一起。
人类文明史的一个基本规律，是村落、城市的发展壮大。在社会学、经济史的研究中，城市的规模往往代表了一个文明的发展水平，有人甚至说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这个“最伟大的发明”的由来与动力，值得进一步研究。粗粗看起来，人们是倾向于聚居的，先是聚在村子里，后来又聚在城里。从这个角度看，城和乡，不过是聚集程度不同而已。
倘若拉长历史，“城”和“乡”的界限，就会更加模糊。大约在11 000年前，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世界各地先后发生了一场“农业革命”，人类开始大规模驯化动物、培育植物，种植、饲养取代采集、捕鱼、狩猎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相应的，游牧的方式逐渐让位于定居，村落开始出现，并且规模越来越大。
农耕和“聚居”，自然而然地联系在一起，人们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仔细斟酌的话，这二者并无必然联系。种地就种地好了，为什么要聚在一起种地？散开不是一样可以种地吗？进一步追问的话，其实人类在农耕社会以前，就已经开始聚居了，采集、捕鱼、狩猎都不是单独的活动。再追问，其实聚居也不是人类特有的活动，蜜蜂、蚂蚁、海狸都有着复杂的聚居形式，并且是高度分工的，而且还学会了改造居住环境，就像人类一样。
人类和其他物种的“聚居”，或者并不是“天性使然”，而是生存的需要。狩猎的过程中，必然需要一定的合作，这样才能捕捉大的凶猛的动物。即便是捕猎弱小的动物，“围猎”的效果也要远远超出单打独斗。乍看起来人们不需要聚集在一起采集，而且人多了采集的东西会变少，似乎是个反例。可是，当人们问到采集“什么”的时候，合作的意义就显而易见了。一个疯狂的原始人，怎么知道哪一种野果和种子是可以吃的？到了农耕时代，驯化动植物的知识，也需要在聚集的人群中才好交流、保存和传承。考虑到当时文字还没有出现，语言还很不发达，聚集对于交流是至关重要的。此外，聚集对于安全和防卫，显然也是重要的。
从这些人类早期的进步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人类进步的源动力：交流和合作。没有交流和合作，知识很难被积累，生产很难进步，人类不可能走出丛林，走上平原，走进城市。尤其在早期，每一步可能都很艰辛。可以想象的是，面对令人生畏的大自然，很多族群一不小心可能就消失了。人类文明能够演化到今天，或者亦只是一个巨大的偶然。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交流与合作是人类聚居的根本原因。村庄是一种聚居，城市是更高程度的聚居。当生产进步了，粮食产量增加并且可以长途运输和储存，人类可以达到的聚居程度就增加了。这时候，更多的人就可以聚居到城市，进行更多的交流与合作。
交流与合作的另一面，是欺骗与争斗。人类的历史，也因此更加精彩。
2015年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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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城市化
历史上，人口和土地是最重要的两大生产要素。土地天然是不能流动的，能流动的只能是人口。倘若城乡人口能够对流，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要好很多，从中也能产生很多的技术进步，这也就难怪唐宋时期的经济如此繁荣。
北京的春天倘若下一点小雨，洗去沉沉的雾霾，心情是会好很多的。倘若再读一段春秋战国、秦汉隋唐的历史，则更加令人愉悦。无他，故事精彩绝伦。而且，历史上我们的经济文化的确是很先进的，只是到了宋朝之后，才渐渐落后于西方。
文明先进的一个集中体现，是城市的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没有相当程度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是无法支撑大规模的都市的，粮食、交通、安全，都会是问题。据考，唐朝天宝年间（公元742—756），也就是唐玄宗李隆基在位的时候，京师长安有60多万人，东都洛阳有30多万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宋朝的城市，在盛唐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大步。北宋汴京的人口达到140万，南宋临安的人口更是达到250万，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而且，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全世界，超过200万人口的大都市，这都是第一次出现。临安比1 000年前庞大的罗马城，又大了一倍左右。同时期欧洲中世纪的城市，一般都很小。当时崛起的意大利名城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等，也就是不到十万人的规模，比起汴京、临安来，那真是小得太多。
宋朝以后，城市规模大幅下降，最大的城市，也不到百万人。元朝建都北京，人口最多时不过80多万。明清时期，北京的人口也都在70万—80万的水平。直到工业革命以后，地球上才再次出现百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
不仅大城市的规模，古代中国的总体城市化水平也是很高的。早在战国时候，城市化率就达到了惊人的15% 。唐朝天宝年间，城市总人口达到1 100万人，全国总人口约为5 300万，城市化率达到20.8%。南宋的城市化率，则达到了22%的水平。明清以后，城市化的势头减缓，城市化率反而下降了。
这些数字看起来枯燥无味，不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城市化率比一下。1949年，我们的城市化率只有可怜的10.6%。经过几年的休养生息，到1957年的时候达到15.4%，达到了春秋战国时的水平。在改革开放前夜的1978年，城市化率也只有不到18%。到了1983—1984年间，城市化率才达到南宋时期的22％的水平（见表一）。看起来，历史上我们的城市化率是很高的。
翻阅资料，才发现历史上我们的人口迁移一直是很自由的。战国的时候，“野与市争民”，城乡人口已经开始对流，国鄙之分已经没有那么严格。《孟子·万章下》载曰：“在国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为庶人”，看来已没有了“国鄙之分”。《周礼·地官》曰：“徙于国中及郊，则从而授之”，这就是从法令上赋予迁徙的自由了。人口有了迁徙的自由，难怪城市会长得那么大。


表一　各历史时期的城市化水平
朝代 年代 城市化率（％）
战国 公元前300年左右 15.9
西汉 公元2年 17.5
唐 745 20.8
南宋 1200年左右 22.0
清 1820 6.9
清 1893 7.7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 10.6
1957 15.4
1978 17.9
1983 21.6
1984 23.0
1990 26.4
2000 36.2
2010 47.5


　　资料来源：赵冈著，《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新星出版社，2006年；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相比之下，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庄园下，人口被固定在庄园里，不能自由迁移，欧洲的城市自然要小得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人们也是有迁徙自由的，到了1960年以后，这个自由就被收回了，结果就是从1960—1978年这将近20年间，城市化率几乎没有上升。20世纪80年代虽然经济发展很快，但是不鼓励农民进城，城市化率只有小幅上升。到了90年代，政策上开始鼓励农民进城打工，城市化率才开始大幅增加。
迁徙自由不仅为城市发展创造了空间，也极大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历史上，人口和土地是最重要的两大生产要素，土地天然是不能流动的，能流动的只能是人口。有了城乡人口的对流，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要好很多，从中也能产生很多的技术进步，这也就难怪唐宋时期的经济如此繁荣。此外，宋朝不仅允许人口迁徙，还允许在县治以下设市，涌现出很多小型的商业市镇，于是城市化率就更高，在盛唐的基础上又进了一步。只可惜，这种繁荣的格局，从元朝以后中断了。直到19世纪中叶五口（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通商以后，中国的城市发展才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2015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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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容器，还是磁体？
哪些地方能够“有容乃大”，成为吸引人们来定居的“磁体”，并且让人们“不愿离去”，化“他乡”为“故乡”，将决定未来中国城市经济的版图，亦将决定中国经济进一步成长的潜力。
周其仁教授出访以色列，传回随手拍的照片——在圣城耶路撒冷的山坡上，赫然排列着数不清的整齐的墓碑。据当地人讲，他们并不怎么避讳死亡。其实，陵墓和墓碑排列在城外的显眼位置甚至主要道路两侧，并不是特有现象。经济史家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中也记载，在古希腊、古罗马的城市之外，来访者首先遇到的也是一排排的陵墓。在通往城市的主要道路两侧，也往往是一排排的墓碑。
陵墓和安葬的重要性，在人类早期就已经显现，而且特别明显。早在旧石器时代，当时人类还以狩猎、采集、打鱼为生，过着随遇而安、颠沛流离的生活。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下，最早获得固定居住地的却不是努力工作的生者，而是已经逝去的人。墓地，是人类最早的定居所。“死者为大”，看来亦是古已有之。
据芒福德推测，因为逝者反复出现在人们的睡梦中，使得人们对于死去的人心存敬畏，甚至以为他们仍然活着，因而把他们的遗骸安葬。当时居无定所的人们，依然会经常回到墓地去祭祀，告慰死者，安慰生者。久而久之，墓地成为人们最早的聚集场所。至于生者与死者之间有怎样的交流，就不得而知了。人类不愧是有灵魂的物种，最早的聚集就是为了寻找灵魂的慰藉。
在人类的进化中，村庄具有重要的地位。在城市之前，村庄是人类文明的最重要的容器。城市出现以后，村庄依然起到重要的承载、辅助、缓冲的作用。在村庄之前，墓地的作用则尤为重要，因为这是最早的人类聚集的场所。
把墓地和村庄作个比较，会很有启发。村庄是静态的，历经千年而变化甚微；村庄也是封闭的，对于外来的、新生的事物，有排斥的本能。所谓“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描述的就是这种状态。而墓地则不太一样。人们回到墓地，并不是因为任何实际的利益，而是因为那里埋藏着寄托。墓地里容放的是有形的骸骨，带来的却是无形的吸引力。
刘易斯·芒福德在多方考察之后，认为墓地是城市的最早雏形。墓地和城市的一个重要的共同点，是人们会反复回到这里。在这里，城市和墓地一样，具有强大的“磁体”功能。墓地早于村庄而存在，因此磁体功能亦是先于容器功能而存在的。从墓地进化到村庄，则是在磁体功能的基础上，又加入了容器功能。在这个演化过程中，人类从旧石器时代进入了新石器时代。
“磁体”功能先于“容器”功能的出现，或者反映了人类的最基本、最深层次的需求。后来的演化中，情况变得复杂，反而不容易分解了。不过，磁体和容器两种功能并存，却是可以看到的。比如说，“少小离家老大回”，就体现了“故乡”的磁体功能。至于容器功能，则不必多说。迄今为止的文明演化，都在乡村或者城市中完成。而其中最精彩的部分，大多是在城市里进行的。
工业革命以来，城市与乡村的相对位置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交通运输技术的进步，缩短了空间上的距离，封闭的村庄因而被“打开”。种植、建筑、加工制造、水电、医疗等技术的进步，使得人们可以更大密度地聚集，城市的数量和规模都大大增加了，居住在乡村的人口比例则大大下降了。在很多高收入国家，城市人口的比重达到90%以上。
在大规模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的“容器”和“磁体”功能都继续发挥作用。不同的是，城市的“磁体”功能变得相对更加重要。这是因为，在人口向城市的聚集中，人口的流动性也大幅增加。首当其冲的问题是：人们会聚到哪里？聚到哪里，哪里就会繁荣。比如说，我们的人口往往聚集到行政首都，因为那里聚集着行政资源，以及相关的教育、医疗、文化娱乐等资源。这里，行政资源是“磁体”吸引力的主要来源。
工业革命以来的另一重大变化，是人口的流动性增加。也就是说，人们并不会永远停留在一个城市，而是会停停走走，具有多个“故乡”。这意味着，城市必须持久保留吸引力，才能保持繁荣，否则就会衰落，沦为“铁锈”城市。比如说，曼彻斯特、底特律，都曾经是赫赫有名的历史名城，在工业和城市发展史上有重要的地位，现在则因为缺乏对新鲜血液的吸引力而一落千丈。相反，巴黎、伦敦、纽约、东京等城市，则持续保留了“磁体”的吸引力。
今天的中国，有5亿左右的城市户籍人口。在未来5—10年，或者更长时间内，会有另外5亿甚至更多的人到城市定居，其中的一半左右现在已经在城市里打拼。未来，哪些地方能够“有容乃大”，成为吸引人们来定居的“磁体”，并且让人们“不愿离去”，化“他乡”为“故乡”，将决定未来中国城市经济的版图，亦将决定中国经济进一步成长的潜力。
如此想来，城市是容器，更是磁体。
2015年6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