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的生命只剩下37天，你今天会做些什么？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总有一天，那会是一个难题。
帕蒂?戴的继父在被确诊癌症的37天后去世，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唤醒了她，令她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她意识到最好的生活方式并非抛下工作去环球世界——而是更用心地过好每一个精彩而简单的日子。
为此，帕蒂讲述了37个自己的故事，这些真挚感人的故事，以及从中透出的人生感悟，帮助我们探索生命的意义，爱的本质，人生的乐趣，引领人们过上清醒、从容而丰富的生活；它帮助我们学会关心，学会信任；学会质疑，学会捍卫；它帮助我们成为更称职的爱人、父母、朋友；它告诉我们如何生活得充实，并做回完整的自己。
无论是遭逢人生变故减速慢行的彷徨时刻，还是看尽千山万水绚丽归于平淡的踌躇关头，唯有抱持观照内心并感恩的心态，生命的真相才会自动还原，水落石出。
在未来的37天里你会做什么？
你会拿你那自由而珍贵的人生来做什么？
答案由你来书写。
人生不是跋涉，不是竞争；人生是静心，是观照，是随处歌唱于挫折和绝望之下依然活得生机勃勃！
现代都市人的心灵疗愈书！
多年稳居《纽约时报》畅销榜前列！
影星约翰尼·德普 诗人比利·柯林斯 感动推荐！
时间，只有在快要用完的时候，才显得重要。――彼得?斯特里普
在你生命中的某一个时刻，你只剩下三十七的时间可以活。也许那一天就是今天。也许不是。
2003年10月24日，这一天到来了，降临在一个六英尺五英寸的人身上，他带着南方口音，因为打高尔夫而晒得黝黑，并拥有五枚二战铜质奖章和一辆森林绿的林肯城市车。在那个美丽的秋日里，他被诊断出肺癌。仅仅三十七天后他便去世了。
那个人是我的继父博伊斯。在确诊和死亡之间的短暂时光里，我帮助他度过――直至死去，这个过程促使我自问，如果我只能活三十七天，我会做些什么？
我和母亲在家里照顾他，因为他希望死在家里。由于从未陪伴过临终的人，我不知所措。当二十多年前，我的生父去世的时候，我才二十岁，并且是待在加护病房的候诊室里，不是陪在他身边。没有人问他死去的时候我是否愿意陪在他身边；他们只会问当一切都结束的时候，我是否愿意看见他死去。从那时候起我们开始慢慢地意识到，我们在这种文化中如何刻意地回避死亡。
很快，陪伴博伊斯走向死亡显得意义深远，也令人尴尬，就像是到访一个我不该去的地方，或是听见我不该听的东西，或是分发吗啡，就好像我知道该怎么做。他很快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对我来说，这一点让事情变得既容易又困难。我始终是又害怕又焦虑，全然不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找不到什么指南手册，对于他的感受和行为，对于他体内的疾病在一点点吞噬他，我束手无策。我说不出来，他也无法告诉我。
我能想到的、对他说的一切都是那么琐碎，那是痛苦的。他想看部电影吗？我打着手势提出这个问题――接着心想，会不会休?格兰特是他在人世间看到的最后一个人？报纸也不行，上面的内容一点儿也不中肯，只是一味的偏见。但在这么一个重要的、意识恍惚的空间里――生与死之间的空白地带――还有什么是稳妥的呢？
夜里我能听见氧气机的活塞来回移动，我怕它停下来。最后当他的双脚泛青，这种青色一直往上蔓延到他的全身，也就是那个可怕的诊断作出的三十七天后，它终于停止了。
三十七这段时间像是一个框框，在我心里留下了印记。我们生活的方式往往像是时间永远用不完，但三十七天这个概念令人心惊胆战。这么短的时间，似乎一生中所有的遗憾和快乐在结束之前几乎来不及表达出来。
如果我只剩下三十七天，我会花时间清理阁楼，整理电脑文档，还是参加委员会的会议？我早已把我的故事传达给了孩子和朋友们，还是会在这段日子里后悔没有时间这么做？我现在就过上充实的生活，还是等到孩子们去上大学、或是我的养老金到期、或是柯尔特一家搬回巴尔的摩再说？到时候就太晚了。
我尝试着一边假设可怕的死亡步步逼近，一边安慰自己需要往好处想。每天早上，我像是要完成使命似的问自己这个问题：如果我只有三十七天能活，我今天会做些什么？
总有一天，那会是一个难题。
十年前，我最喜欢的一位大学教授去世，当时他才四十六岁。作为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谢里丹?西蒙是个相当有魅力和幽默感的人；自从我毕业之后，我们十多年来一直保持联系。谢里丹的医生们告诉他还有一年能活。“那一年中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们说。他照做了。
他的朋友和同事乔纳森?马利诺教授，在谢里丹的死去的时候赞美他说：“他继续按照他生病前的生活方式去生活。这就是他的生活。他对于时光的记录，他内心的智慧，在于他每一天体现出来的绝对热情和信仰。一天天过去，这种不放弃生命的决心需要越来越大的勇气。痛苦越来越大。精力越来越差。然而，就在谢里丹去世前的三天，他还在教室里，依然在帮助别人，依然在利用他一点一滴的精力让别人生活得更好。”
就在谢里丹去世的八天前，我收到了他最后一封信；他在末尾写道：“保持联系，好吗？致意，谢里丹。”
记者马乔里?威廉姆斯在四十七岁过后的三天后死于肝癌。为了“表示哀悼”，她的丈夫把她最后写的文章集结成书，名为《华盛顿动物园里的女子》：“发现自己面对的是那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如果你发现自己只有一年能活，你会做什么？），我知道一个有孩子的女人有权利或是责任绕开生死这个问题。如果你有年幼的孩子，你要做的是尽可能过着正常的生活，只是多做些煎饼。”
和谢里丹?西蒙和马乔里?威廉姆斯一样，对于那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我的答案不是发动全家去环游世界。不是去攀登珠穆朗玛峰或是学习乌尔都语，或是在一个遥远的国度寻找启迪。相反，那是更用心地过好每一个辉煌的日子。那就是说可以，宽容慷慨，畅所欲言，献出更多的爱，信任自己，并且一点点放慢速度。那是更完全地投入我现有的生活，而不是创造一个新的生活。那是做更多的（巧克力条）煎饼来度过每一天。
当我思考我最后的三十七天时，明白了一件事：我需要把我自己更伟大的部分留给我那两个年幼的女儿。我知道，如果今天是我最后三十七天中的一天，我会写得很痛苦，尽可能多地把自己的回忆留给艾玛和黛丝。我会让她们了解，并把我看作一个真实的人，而不仅仅是一位母亲。我会拜托她们妥善保管我的思想和回忆、恐惧和梦想，以及有关我的特质和我周围人的故事。
我会探索生活真正的意义，留给她们一本有关挑战的笔记本，一本指南手册，指导她们去过没有我的生活。不是告诉她们上哪儿去剪头发，也不是如何蒸洋蓟，也不是如何解决静电问题，也不是如何换轮胎，也不是如何预订最便宜的机票，而是更深刻的东西――如何知道去关心什么，如何去信任她们周围的人（以及她们自己），如何去质疑，如何去爱，该捍卫什么，以及为什么她们应该讲出故事并聆听别人的故事。这本书就是我说的指南手册。
为她们写下我的故事，教导我的女儿们生活得充实――并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如何做回完整的自己――那就是我用最后的三十七天来完成的事情。
这是我的起点。
你的时间有限，所以不要为别人而活。
――史蒂夫·乔布斯
帕蒂·戴（Patti Digh），美国著名作家，演讲家，教师。作为一名备受欢迎的国际演讲家，帕蒂?戴在六十多个国家发表演说，广泛宣传生活的真谛：充实地生活、深厚地关爱、坚持自我，以及做到与众不同。她的获奖博客“37days.com”结集成《生命是跳跃的动词》出版后，引起读者的广泛共鸣，并长期占据畅销榜前列。另著有《创造力是个动词》《复杂生活的简单智慧》等作品。帕蒂?戴还经常在PBS电视、《纽约时报》《财富》《华尔街日报》《伦敦金融时报》和众多国际媒体上发表文章和评论。
前言 为什么是37天？
介绍 如何阅读这本书
第一部分 占据你的故事
第一章 写下来保存记忆
第二章 从“我”开始
第二部分 用心生活的六项主张
第三章 坚定：说可以
在你的车里跳舞
带上一颗小葡萄
一直租红色的敞篷车
为每一面橙色旗帜欢呼庆祝
戴着粉色的眼镜
当你看见一辆巴士，说“哇”
第四章 包容：慷慨一点
挤到某个人边上，和他（她）胳膊碰胳膊
只是挥挥手
想想一只跳蚤
重新定义正常
把你的泥球磨光
对亚龙说嗨
第五章 正直：说出来
为他人挽回面子
不要卖掉你的红皮书
在地板上滚动
让它成为一个谷仓
打碎你的烘烤规则
别停下来挥手，你会淹死的
第六章 亲密：付出更多的爱
烧了那些牛仔裤
先戴上你自己的面罩
清理你的文件夹
给予免费的拥抱
保留一张购物单
爱那些不可爱的人
第七章 直觉：相信自己
放开猴架
写几段蓝调
帮助他们开个头
清空你的箱子
为埃德?麦克马洪穿衣打扮
第八章 关注：放慢速度
沿着你的欲望之线
去看看那个小忍者
下船
关上会议室的橱柜
细嚼慢咽，感谢厨师
为你的转弯打出信号灯
第三部分 生命是一个动词
第九章 成为你
活出一篇难以抗拒的讣文
尾声 每天都是第一天：为37天而做
戴着粉色的眼镜
如果你的内心拥有光明，你就能看透它。――阿娜伊斯?宁
她走起路来明显一瘸一拐，变换重心使得一边的髋部向前移动：她的一侧似乎比另一侧短――先动哪一侧，哪一侧就显得短。她穿着灰色的裤子和旧毛衣，前面有大大的纽扣，简单而基本的装束。她的身体只是她那相当好的大脑的运输工具。她的鞋子是矫形的，黑色，一大块方形，似乎为了证明那一点。
在机场经过她身边的人们从来不会注意到她。在他们看来，她只是一个小个子的中国老奶奶，矮小、年迈，歪向一边。当她看书的时候――常常这样――她戴着一副上世纪50年代的黑框老头眼镜，又大又笨重。
很少有人有机会知道她于1951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她还是中国最富盛名的大学的校长。
有一年我们一起在美国旅行了一个月，就是我们两个。她很文静、含蓄且非常聪明，时不时露出俏皮的微笑。那一个月中我们分享着旅行和延误的无尽快乐，有时候，还有我们的东道主盛情提供，但做的不太地道的中国菜，为了让她感觉到家的温暖。这些日子在旅途中所获得的是一种难能可贵、跨越文化的忘年友情：我二十七岁，她七十多岁。
1986年，富布莱特项目为庆祝成立四十周年，邀请了40位杰出的学者出访美国，谢希德是其中之一。因为我学过中文，所以安排我陪同，谢希德为人谦逊，但精力过人。
她告诉我她的故事，每次说起一点。后来我通过自己的研究填补了其中的空白，也就是那些她因为谦逊而没有说起的部分。
1937年，当日军占领北京，她的家人南下逃难，先是到了武汉，接着是长沙，最后于1938年秋天来到贵州省的贵阳。在飞行途中，她的股关节染上了结核病。她绑着石膏住院三年，回家后又养病一年。卧床期间，她博览群书，并自学英文、微积分和物理。
我遇见她的时候，她已经成为了“中国的哈佛”上海复旦大学的校长。拥有世界上十五个荣誉博士学位的谢女士在中国固态物理发展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旅行那个月里，我们很少在一个地方待很长时间――她应邀在美国各地做演讲－－新奥尔良除外，在那里我们度过了一个悠长的周末。当地一所大学的校长安排我们下榻在费尔蒙酒店，一座杰出而古老的地标建筑。我们登记入住时，酒店工作人员显然因为她的身份而特别重视――他们竭尽所能地为她服务。我呢？很差劲。“给我打电话，”当他们提着她那个又小又旧的箱子送她去她的套房时，我小声说道。
“帕蒂？”电话里传来一个细小的声音，“你的东西放好了吗？”
“好了，你呢？”我问。
“你必须过来一下，”她激动地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这对我来说实在太奢侈了。这里有一大桌吃的东西，我不可能吃得完！过来我们开个派对！”
她的门微微开着。当我推门进入，我看见她坐在金碧辉煌的房间另一头、像是一张宝座的椅子上，像个福克纳小说里的人物似的晃着两条腿，无法碰到地面。他们安排她住在一个1300平方英尺的洛可可式的套房里，里面装点着红色金色的坠饰和天鹅绒。她的身边是一堆我前所未见的、无比巨大的水果、奶酪和红酒。
“看啊！”她说，“我不吃奶酪，所以你要把这些都吃完！”她也不喝酒，于是代表我们品尝这些酒的重任就落在了我身上。我们的派对持续了几个小时，聊个不停。
在那个不可思议的背景之下，她告诉我她在文革期间的生活情况。同中国的许多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一样，她遭遇了下放。
“我被关在低温的实验室里长达九个月，”她说，“我丈夫同样被关押在他的研究所里，所以我们的儿子――当时他十岁――必须自己照顾自己。”被释放之后，她被迫清洁物理教学楼的厕所，并打扫走廊。她还必须在大学的半导体工厂里做工，擦拭硅片。最终在1972年，谢希德被允许从事一些教学工作。
五年后，她成立了现代物理学研究中心，得到了资金来建立表面物理学的现代研究实验室。她资助数百名年轻的物理学家，寻求出国培训的机会，从而振兴了中国的物理学；她参与编写了一本中文的教科书《半导体物理学》，这对于培养固态物理学学家非常重要。作为中国科学院的成员，她还是美国物理学会、意大利的第三世界科学院的成员，并且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的一位外国荣誉会员。
我们在新奥尔良度过了开心的几天，像孩子似的玩耍，把作为重要的成年人、来发表演讲的责任抛在脑后（她讲，我听）。在新奥尔良给予我们的所有事物中――美味的大蒜土豆泥，在法国区的漫步，迷人的柴迪科音乐――我最难忘的是伍尔沃斯的折扣商店。她曾提到她的老头眼镜老是从鼻子上滑下来。“来吧，”我对她说，“我们来看看眼镜。”
我们来到眼镜的柜台；我转动陈列架子。“看看这些眼镜！”我喊道，“试戴看看！”她不好意思，但最后伸手拿了一副带着严肃和庄重感的黑框老头眼镜。“这些怎么样？”我建议道，拿起一副淡粉色边框的眼镜。“和你的头发很配。”
“哦，不。”她微笑着表示反对，“不行！”
“试试看――没有人看着你，”我说。
她试了，把它滑到脸上并照照镜子。“我马上回来，”我说，并跑去看看杂志，给她一点空间。我走开的时候看见她的眼镜透过那个可爱的边框斜睨自己，还温柔地碰触它，头往两边转来转去，露出些许微笑。她看上去很美，像是一道光芒从她的内在透出来。
“不行！”当我返回问她是否会买那副眼镜时，她说。“我要看上去严肃一点！那副粉红的眼镜让我显得不够严肃！”于是她买了那副老头眼镜，当我们离开那个可转动的眼镜陈列架，我看见她伸手再次触摸那副粉色的眼镜。不久以后，我们离开了新奥尔良，继续我们的行程。当她在旅程结束离开美国的时候，我给她写了一封信，告诉她这次旅行对我的意义，并随信附上一件小礼物。
我可以想象她的微笑，当她打开那个盒子，看见那副粉色的眼镜，一份对于我们共度时光的纪念。
三十七天即时挑战
允许自己戴上粉色的眼镜，或是把它送给那些不允许自己戴的人。无疑，他们会戴上它，当他们独处的时候；也许那会让他们露出微笑，发现自己变得不一样。
动作：
集中随笔：
? 花三分钟回答下面的问题：在过去的十二月中，你对什么东西说了“不”？记住，“不”有多种形式――比如“我不能，”或是“我不应该”。
? 看看你写的内容，现在花三分钟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或者谁在“监督”你，哪些人（包括你自己）或是哪种情形使得你无法说“可以”？你认为你必须获得谁的许可？
? 看看你写的内容。最后，花三分钟回答这个问题：说“可以”会怎么样？
行动：
在《即兴创作的智慧》一书中，作者帕特里西亚?麦德森建议我们有一天试着对任何事情说可以、好的。正如麦德森所说，需要说明的是，比如说，如果你有糖尿病，别人请你吃馅饼，你必须先考虑自己的健康。然而在那种情况下，你依然能够用某种方式说好的：“好的，我想把这个馅饼带回去给我儿子吃，他喜欢樱桃。”
试试看，不仅仅是在一天里，而是三十七天里！当你把个人的偏好放到一边并接受别人的建议，那会怎么样？对此有什么困难吗？你不得不放弃你如此喜欢的那种限制吗？这么做你能获得什么？
在你的手上用黑色记号笔写上“可以”来提醒你。那是“长期的记号”，但不要让那阻止你。说好的，说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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