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源流与方法_何磊_9787301276501

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源流与方法

定价：¥45

中教价：¥31.50 (7.00折）

库存数： 0

购买数量：

　　《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源流与方法》对伯明翰学派的理论发展做了详细的梳理和分析，并着重从伯明翰学派的研究主题：亚文化研究、媒介研究、性别研究、种族研究等方面进行了分类研究，并与芝加哥学派进行了比较、分析。

绪论
一、写作源起
如果从1964年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简称CCCS）成立算起，文化研究的发展史也就仅有50多年的时间，但它已然成为了“目前国际学术界最有活力，最富于创造性的学术思潮之一” ，在社会科学或人文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促进世界人文学术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甚至被认为已进入了西方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中心。许多国家的大学都开设了专门的文化研究课程或相关课程，并授予学位。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文化研究登陆中国，立即对中国的文艺学乃至整个人文学科（如教育学、政治学、历史学等）产生了重大影响。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文化研究在中国引起了很大的争论，甚至是针锋相对的，有的热情肯定，有的断然否定。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研究作为文化研究源头的伯明翰学派，一方面就是要让人们从源头上对文化研究有一个比较全面和深入的了解，矫正人们对文化研究的一些误解，进而更好地推进我们的文艺学乃至人文学科的发展；另一方面，作为一种跨学科的知识实践活动，文化研究力主打破学科界限，在反本质主义理论指导下，以问题为核心进行研究，这对于中国人文学科的知识生产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此外，文化研究不仅仅是一种书本理论，书斋学问，它更强调对现实的关照与介入，而这些对于激发和提高中国知识分子参与现实的动力，也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伯明翰学派有其自身的独特的研究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与法兰克福学派、芝加哥学派在西方学术界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但人们对后两种人文学派研究得已经很多了，而对伯明翰学派的研究却还不够。因此，本书试图在这方面做更为深入系统的研究。
二、研究综述
应该说，所有关于文化研究，尤其是关于文化研究历史的著作，不能不提英国文化研究或伯明翰学派（关于这两种称谓的区别与联系，详见后文）。就国外的研究情况看，特纳（Graeme Turner）的《英国文化研究导论》（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A Introduction）应该是“伯明翰学派”研究的经典著作，但它主要是从概念范畴的角度对英国文化研究进行阐述的，包括文化研究的观念、文化研究简史、文本与语境、受众、民族志、意识形态、政治、结论等，带有教科书的性质，对伯明翰学派的研究缺乏系统性。
其他有关伯明翰学派的材料，往往都是著作中的某一章节，或仅仅一般性的介绍，如理查德·李（Richard E. Lee）在《文化研究的生平》（Life and Times of Cultural Studies，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3）中，用两章的篇幅探讨了研究中心的知识发展史，探讨了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的争论，以及研究中心从工人阶级文化向种族、性别等范畴的转变等，这是我们研究伯明翰学派的重要参考。杜德（Andrew Tudor）在《解码文化》（Decoding Culture: Theory and Method in Cultural Studies，London：Sage，1999）中，也阐述了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上的转变与范式危机，其中就有关于伯明翰学派的论述。
此外，斯特里纳蒂在《通俗文化理论导论》（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斯道雷在《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第二版，扬竹山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麦克盖根在《文化民粹主义》（桂万先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多克在《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文化史》（吴松江、张天飞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贝斯特、凯尔纳在《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等著作中，也都有对伯明翰学派的阐述，但显然不系统。凯尔纳的《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的错位》（赵志义译，载余虹等主编《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辑）一文，探讨了大多数人所忽视的一个问题，就是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之间的关系，这对我们理解伯明翰学派有着重要的意义。
2007年，安·格雷（Ann Gray）等人编辑出版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工作报告选》（CCCS Selected Working Paper, London: Routledge。2014年再版）两大卷，这是目前国际上最为集中的伯明翰学派的论文选。此后，关于伯明翰学派的许多著作被再版印刷。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学界对伯明翰学派的重视程度在逐步增强，这也促使我们加强对它的研究。
在国内方面，除了上面所列出的译介的国外著作中有对伯明翰学派的研究之外，也有专门研究伯明翰学派的论文或专著。比如2006年，山东大学的杨东篱完成的博士论文《伯明翰学派的文化观念与通俗文化理论研究》（2011年，该博士论文以同名书名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应该算是国内有意识对伯明翰学派进行研究的论文。但该文主要就伯明翰学派的文化观念进行梳理，很难说的上是“整体研究”。另外，该文对伯明翰学派的研究主要是对以威廉斯为代表的文化主义的研究，在材料的选用上，对于伯明翰学派的许多集体著作涉及不多，这很难说就代表伯明翰学派的特色，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2008年5月，北京大学的徐德林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英国文化研究的形成与发展——以伯明翰学派为中心》（2012年以《重返伯明翰：英国文化研究的系谱学考察》为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第一篇详细考察伯明翰学派兴起与发展的论文，材料丰富，对我们了解伯明翰学派具有重要的意义。2012年，北京语言大学的黄卓越教授出版了他和几位研究生的论文集《英国文化研究：事件与问题》（三联书店），涉及英国文化研究的银幕理论、道德恐慌研究、种族问题、通俗文化研究、文化政策研究、身份理论等，是对伯明翰学派的专题研究。
此外，国内也有不少阐述伯明翰学派的单篇文章，如赵国新的《英国文化研究的起源述略》（《外国文学》2000年第5期），就从英国文化研究的四部奠基之作——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和《漫长的革命》、霍加特的《读书识字的用途》，以及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入手，分别探讨了它们对英国文化研究发展的初期阶段，即“文化论”阶段的重要贡献，这是我们理解伯明翰学派的起始。而王尔勃的《从威廉斯到默多克：交锋中推进的英国文化研究》（《西北师大学报》2005年第2期），则梳理了西方文化研究中威廉斯与伊格尔顿的“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之争、霍尔与默多克的“文化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之争，勾勒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源流。陆道夫在《英国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特质论》（《学术论坛》2003年第6期）中，阐述了伯明翰学派在研究目标和理论旨趣上所显示出的总体倾向，就是关注日常生活的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批判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压迫性、虚伪性和欺骗性，积极建构具有主体性、能动性和批判性的大众文化消费群体等。
另外，还有一些关于伯明翰学派分类研究，如黄晓武的《文化与抵抗——伯明翰学派的亚文化研究》（《外国文学》2003年第2期），就从早期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中“抵抗”观念的建构，探讨了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研究的特点。王臻则探讨了伯明翰学派的对电视的研究（《伯明翰学派电视研究概论》，《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蔡骐、谢莹探讨了伯明翰学派的受众研究（《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与受众研究》，《新闻大学》2004年夏）等。
在比较研究中，很多文章探讨了伯明翰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之间的异同，如马驰的《伯明翰与法兰克福：两种不同的文化研究路径》（《西北师大学报》2005年第2期），张平功的《批评理论：从法兰克福学派到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学术研究》2001年第7期），孔令华的《论媒介文化研究的两条路径：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媒介文化观差异之比较》（《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年第1期），时统宇的《从法兰克福到伯明翰——电视批评理论的西方思想资源再析》（《现代传播》2002年第4期）等。这样的比较研究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伯明翰学派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伯明翰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毕竟没有多少交集，伯明翰学派的学者很少提及和引用法兰克福学派学者的理论和著作。因此，本文并没有对这两个学派进行简单的机械对比。不过，伯明翰学派与芝加哥学派之间却有着较为密切的关联，因此我们将专门分析两种学派的关系及异同。
综上所述，在伯明翰学派的研究上，最主要的问题是缺乏系统性，这会直接影响我们对伯明翰学派的整体认识，甚至会产生一些误解。这种不系统性，一方面来自我们对伯明翰学派的重视程度不够。事实上，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人们对伯明翰学派的研究要远远落后于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甚至还不及对芝加哥学派的研究，这一点仅从出版的专著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对伯明翰学派研究欠缺的另一原因是材料不足。虽然自2007年以来，伯明翰学派的著作资料，包括当时蜡版印刷的论文以及当时出版的论文集被不断再版，但是国内译介的还很少。因此，系统研究伯明翰学派，对我们正确认识这一学派具有重要意义，对我们思考文艺学学科建设乃至推进整个中国人文学科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研究思路与基本结构
本书试图全面分析和阐述伯明翰学派的兴起与发展状况，分析其重要的研究主题（如亚文化研究、媒介研究、种族研究、性别研究等），并通过比较，分析伯明翰学派与其他学派（主要是芝加哥学派）之间的关系与异同，阐述其学术地位与研究特色。
本书第一章阐述伯明翰学派的兴起与发展轨迹，主要从历史的角度阐述伯明翰学派的兴起与内在发展理路。第二章集中分析伯明翰学派在其发展过程中的理论寻找与范式转换，包括文化主义、结构主义、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以及后现代主义理论等。第三章分析的是伯明翰学派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斯图亚特·霍尔。之所以把霍尔作为专章，是因为霍尔在伯明翰学派的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甚至可以说，霍尔的理论发展正体现了伯明翰学派（早期）的发展。因此我们把霍尔单列一章，也意在进一步分析伯明翰学派的发展之路。以下各章我们将逐一分析阐述伯明翰学派的主题研究，包括伯明翰学派的亚文化研究（第四章）、媒介研究（第五章）、女性研究（第六章）、种族研究（第七章）。最后一章（第八章），我们将比较伯明翰学派与芝加哥学派，以进一步认识伯明翰学派的研究特色。
四、关于伯明翰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
在本书正式开始之前，我们需要对这两种称谓做一区分，因为在学术界，伯明翰学派往往也被称为英国文化研究，从而把这两个概念给等同了起来。可实际上，这两个概念并不完全等同，英国文化研究的范围显然要大于伯明翰学派。特纳在《英国文化研究导论》中就指出，英国文化研究并不仅仅只有一个伯明翰中心，还有很多的“中心”，如1966年，里兹大学（Leeds University）创立了“电视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Television Research），同年，莱斯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Leicester）设立了“大众传播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Mass Communication），1967年，伦敦大学设立英国第一个电影研究教席（chair in film studies）。而随着1979年霍尔前往开放大学（the Open University），开放大学也成为了另一个重要的文化研究中心，尤其是其开设的大众文化学位课U203，更是成为文化研究重要的代表性课程。20世纪80年代以后，又有许多零散的小的中心出现，如伦敦大学的格登·斯密斯学院（Goldsmith’s College）、曼彻斯特城市大学（Manchester Metropolitan University）等。因此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很难把英国文化研究与伯明翰学派等同起来。
此外，我们也不能把一个学派限定在一个地域之内。一个学派之所以成为学派，并不仅仅是因为该学派之人都一直聚居在某一地域之内，而是因为这一学派有自己成熟的、独特的分析问题的方法和理论，如法兰克福学派。对于伯明翰学派来说，同样如此。最能体现伯明翰学派研究特色的时期，应该是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差不多也就是霍尔领导中心的时候，而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伯明翰学派的研究慢慢偏离了以前所形成的显著特点。正如黄卓越教授所说的，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伯明翰学派发生了很大变化，即从现代走向了后现代。伯明翰更多的代表的是西方现代性的知识分子的观念，后现代出现之后，一方面把过去的概念系统给解构了；另一方面文化研究开始泛化，而文化研究的“泛化”所直接导致的，就是伯明翰学派研究特色的消解，甚至脱离了伯明翰学派原有的研究理路，这基本上已经不能算是典型的伯明翰学派了。在这一意义上，本书所研究的伯明翰学派，就主要集中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当然也会前后有所延伸，以便清楚地看到其发展脉络。
查看全部↓

文化研究与知识生产
迈克尔·吉本斯等人在《知识生产的新模式：当代社会科学与研究的动力学》一书中，对知识生产模式做了具体的分析。吉本斯等人把知识生产模式分为了两类，一类是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简称模式1），另一类是知识生产的新模式（简称模式2）。吉本斯等人通过比较，具体分析了模式2的特点。
首先，模式2具有突出的情境性特点。所谓知识生产的情境性，指的是知识生产并不是某一单个学科内部的自然发展，而是更大范围的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或者说，新的知识生产由市场（宽泛意义上的）因素决定，这种市场源自“广泛的社会和认知压力的结果”，“产生于现有的问题解决的学科模式的失效和衰竭。” 正是因为现有学科理论在解决问题上的失效，才催生了知识生产新的模式。因此，知识生产的新模式面对的是问题，而不是某一学科的自我知识演进。这一点与文化研究所强调的语境性是完全相合的。可以说，正是因为不同地域的语境差异，使得文化研究在全球旅行中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研究，包括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变异。
但是，这种知识生产的新模式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应用型学科。吉本斯等人指出，像化学工程、航空工程或者最近的计算机科学等，它们是新的知识形式，但不一定是新的知识生产形式，因为，它们很快也成了模式1中以学科为基础的知识生产的一部分。但是，模式2的情境更为复杂。这种情境是由一系列比很多应用性科学更加分化的知识和社会需求所决定的，而同时又可能促使纯粹的基础研究的进行。
其次，与应用性学科知识生产形式不同，模式2具有很强的跨学科性，这是模式2的重要特征。在吉本斯等人看来，“跨学科具有很强的问题解决导向”，“其理论—方法论核心横切那些已经完善建立起来的学科核心，其推动和构成通常是本地化的，因此任何一个这样的理论核心对于进一步基于应用情境的本地化变异都是高度敏感的。” 吉本斯等人具体阐述了跨学科性的四个明显特点：第一，跨学科性建立起一个独特但又不断发展的框架来引导问题的解决。这一框架在应用的情境下生成和维持。第二，尽管产生于一个特定的应用情境之中，跨学科性的知识还是发展出自己独特的理论结构、研究方法和实践模式，尽管这些可能无法在当前的学科版图上进行定位。这种成果是累积的，尽管这种累积可能会在一个主要问题得到解决之后向多个不同的方向发展。第三，与模式l中知识生产的成果通过体制上的渠道进行传播不同的是，在模式2中，成果传播给那些参与到生产过程中的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成果的传播起初在其生产过程中就已经实现了。而随后进行的传播首先发生在最初的参与者们转移到新的问题情境中时，而不是当他们在专业期刊或会议上发表研究成果时。第四，跨学科性是动态的，它是在过程中解决问题。模式2的知识生产与一连串的问题情境之间的互动越来越密切。在模式1中，一个发现可能是建立在另一个发现之上的，而模式2中，发现存在于任何特定学科的限制之外，而参与者不需要回归到学科之中寻求确认。
总之，在吉本斯等人认为，在人文学科中，学科的边界总是可以互相渗透的。我们很容易就能找到跨学科性和相互渗透的例子。对古典世界的研究曾经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希腊拉丁文学专家的专属领地，现在，它们也在被人类学学者和科学的专门技术所提供的洞见所改变；哲学（通常是以淡化的伦理学的形式）已经渗入了大部分的应用社会科学。文化研究、城市研究、女性研究都是正在出现的折中式的跨学科研究。
模式2的第三个特点是反思性。反思性被认为是模式2知识生产的一个关键特征。反思性就是要质疑，并将怀疑作为一种习惯，所有假设的前提都必须受到质疑，因为它们代表了对传统的盲目信任，并阻碍反思。所有乌托邦的药方都必须被抛弃，因为它们预先排除了未来的反思。反思性必须是永无止境地开放的。甚至科学，甚至理性，都受到怀疑。
在吉本斯看来，人文学科的反思性也是现实压力所激发的。首先，吉本斯等人指出，如果我们不是以严肃、诚实的态度去拷问过去，就很容易陷入去道德化的相对主义。现在，人文学科的社会情境化比过去更加明显、持久，而且还包含了诸多危险，因此更需要反思。其次，在现代社会中，行动者和结构之间的联系也许是松散了，这使人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反思性行为修改这些限制性的结构进而形成行动的情境。第三，随着文化工业的加速发展，以及人文学术的爆炸性增长，二手文献的数量是如此庞大，原著反而被淹没了，其重要性也在降低。由此导致原创性的艺术或文学著作在增殖的评论面前节节败退，这就更需要反思性，甄别数量巨大的二手文献。
总之，吉本斯等人指出：“人文学科的特征并不仅仅在于它们以比自然科学更激进、连贯的方式展现了反思性，也不仅仅在于它们本质上是情境化的。人文学科的特征在于，人们期望它们的反思性给整个人类经验赋予意义，并丰富整个意义域。就此而言，它们与自然科学存在显著的差别。”
第四，吉本斯等人也讨论了模式2与模式1不同的质量评估体系和标准。吉本斯等人指出，模式2中对于工作质量和研究团队进行评估的标准与传统的学科知识是不同的。模式1中的质量从根本上依靠同行评议来对个人所作的贡献进行评价，而质量控制则通过仔细选拔有能力的人来担当评议人得以维持，评议人的选择部分地由其先前对学科所作的贡献来决定。所以，同行评议是一种质量和控制相互强化的过程。这样，模式1中的成功可以概括描述为由学科同行所定义的优秀。在模式2中，成功将包括诸如效率或实用性的额外标准，由许多涉及实践、社会和政治的考虑来引导，因此，模式2的质量评估与应用相关。
吉本斯等人对知识生产新模式的分析对我们理解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吉本斯等人的论述，文化研究正是一种知识生产的新模式。它是在具体的情境压力下兴起的（无论中外），是对现实问题做出的回应；它是跨学科的，具有强烈的反思性和批判性，虽然这种反思和批判的对象中外并不完全一致（如中国更多的是对文艺学学科的反思）；它在质量评估方面遭到了一定的困难，受到了来自传统学科人员的质疑，但其影响力却在不断扩大，足见其“市场”还是很大的，而且国家也专门允许研究生阶段自主设立文化研究的二级学科。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文化研究在中国的登陆，不仅引发了全国性的关于文艺学的学科反思，同时对其他学科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引发了人文学科的反思，进而推动了中国人文学科的知识生产，这也正是本书写作的缘由。因此，深入研究作为一种知识生产新模式的文化研究，对于文艺理论知识生产，尤其是当代中国的人文学科，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在伯明翰学派那里，经由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文化研究应当是对社会霸权与反霸权、控制和反控制斗争过程的一种揭示与批判，而不应当仅仅是某一方面的文本分析或大众分析。揭示的目的是让人看清真相，批判的目的在于引导人们走向反霸权的实践，从而走向新的解放与进步，由此，文化研究是一项带有启蒙性质的工程。在中国，我们尤其需要文化研究这种启蒙形式。中国几千年的文化造就了权力与压制的深入与多样化，可以说已成为了人们的“常识”。鲁迅就以文学的笔法深刻地揭示了中国人在这种权力高压下的生存状态。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民主程度的提高（如法律的建设、程序公正程度的提高、各种听证会的召开等），人民的生存状态也在逐步得以改善，但我们不能说霸权与反霸权的斗争就已停止。五四启蒙在某种程度上的未完成性，文革对民主的摧残，改革开放对经济建设的过高的强调，使得我们几乎没有时间去考察、去反思我们的体制问题，新社会旧体制依然存在，这些都使我们去思考和反思我们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复杂情况。伯明翰学派倡导的双重或多重视点，给了我们观察分析问题的新路径，它使我们真正全面考虑问题的内在发展脉络，而不是一味的批评或一味的欢迎。正是在对过程的关注中，我们观察着现实、分析着现实、反思着现实，这是作为一个有机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义务。当然，所有这些都必须考虑中国的语境问题。伯明翰学派的成立和发展，是建立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市民社会比较发达、民主程度比较高的基础之上，而中国的现实状况使我们在运用它的思想方法上必须做到具体分析，不可生搬硬套。
查看全部↓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

您的姓名	验证码：
留言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