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希衡译文集//圣勃夫文学批评文选》：
　　赛维妮夫人
　　近年来，我们的批评家，特别是外国的批评家，曾以最严厉的眼光评审我们过去两世纪的文学，他们一致认为：在我们这两百年文学中占着主导地位，并以千千万万不同的方式在里面反映着，而给予它们以最多的光辉与润饰的，就是那种谈话与社交的精神，是那种对社会和对人的了解，是对何者为适宜、何者为可笑的那种灵敏而微妙的认识，是情感之工巧的细腻，是语言之韵味、之警策、之完美的圆润。的确的，除开每人所作的保留而外，除开人们没有指明的三两个名字如博叙埃和孟德斯鸠而外，这倒的确是法国文学直到大约1789年以前的特殊性质、突出的特征，使之有别于欧洲其他各国的文学。这个光荣，人家几乎把它当作对我们民族的一种指摘了，其实如果你善于理解、善于阐释它的话，它是够美、够富有启发意义的。
　　在十七世纪的开端，我们的文化，因此也就是说我们的语言和文学，还没有丝毫成熟，也没有丝毫成就。欧洲在宗教纠纷之后，经过“三十年战争”的各阶段，正在辛勤地产生着一种新的政治秩序；法国内部也把许多内争的残余清算完了。在宫廷界，有几个才子的沙龙②、床廊③已经开始变成时髦了，但是还没有任何伟大的、创辟的东西从里面萌芽出来，人们畅谈着西班牙的小说和意大利的商籁和牧歌，专在这些里面讨生活。只是到了李施略①之后，投石党②之后，在母后临朝和马萨兰③执政时期，才突然地，从圣曼德和佛吴④的宴游之中，从蓝布业公馆⑤的沙龙之中，或者从幼君的前厅⑥之中，奇迹一般地出现了三个卓绝的才人，三个天才，三人的禀赋各有不同，却都具有生成的、纯粹的美感，完美的简朴，优质的丰产，都富有本国的风韵和细腻，都注定了是来开启一个光荣的辉煌时代的，并且在这个辉煌时代中没有人曾超过他们。这三个人就是莫里哀、拉封丹和赛维妮夫人，他们都属于拉辛与波瓦洛领导的那一代文学之前的一代，并且他们有种种特点，同时来自他们天才的本质和他们出生的年代的，使之有别于拉辛和波瓦洛。人们感觉到：他们在风格上和在处境上一样，都比较接近于路易十四世之前的法国，接近于老的法国语言和老的法国精神；由于他们的教育和阅读的关系，他们接受这些老的东西要多得多，如果他们不如后期作家那样被外国人所欣赏，那正是因为他们在格调上和风度上，对我们本国人来说，有更亲切、更神妙、更妩媚多姿的东西。因此，今天，如果人们很有理由地定要把二十年前教学研究会的教师们所编订的品评拿来重新审查、重新研讨一下，如果人们毫不怜悯地对许多名过其实的名家宣战；那么，相反地，在另一方面，人们也应该对首先赋予法国文学以特性而使之在各国文学中独标一格的那些不朽的作家加以更多的维护和更大的推崇。莫里哀从人类生活的现象中，从人类的乖僻、邪恶、可笑的紧张活动中，吸取了一切可能想象的最雄健、最崇高的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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