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创新与中国经济发展_程虹_9787301278772

质量创新与中国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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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常态以后，劳动力红利趋于消失，传统的要素驱动型模式难以为继，如何找到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是当前中国经济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质量创新与中国经济发展》提出，质量的创新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重要的创新形式之一，并且其能够实现新常态下经济更高质量的发展。
　　书中所提出的质量创新理论，经济增长质量理论，质量治理理论等，既具有重要的理论原创性，同时还大量使用了一手的调查数据和案例，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具有深刻的解释力。同时，本书大量地研究经济发展的政策问题，对于政府和企业应用部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可读性。

在经历了多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发展正面临三十余年未有之巨变。近五年来，宏观GDP增速不断探底下行，从2011年的9.2%逐渐下降到2015年的6.9%，“L”形经济走势下宏观经济的整体回暖仍未明朗；与此同时，国际市场需求持续疲软，出口增速从2011年的20.3%快速滑落到2015年的-1.8%；而多年来“稳增长”所依赖的投资驱动、需求刺激等政策，其边际收益也逐渐下降。近五年来，尽管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始终保持着年复合增长率高达15.98%的快速扩张，然而规模以上企业实现利润的增速，却从2011年的25.4%跌落到2015年的-2.3%，投资效率不高且难以持续。此外，虽然政府在耐用消费品、生活性服务业等领域出台了一系列消费补贴、信贷刺激等优惠政策，然而国内需求却始终难以提振。剔除价格因素后，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更从2011年的17.1%逐年下降到2015年的10.6%。站在2016年的当下，我们不免疑问：为什么传统的“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对于宏观经济增长的拉动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曾经屡试不爽并有效支撑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总需求扩张政策，为什么出现了边际收益递减甚至“政策失灵”？中国的经济发展究竟出现了怎样的结构性问题？解决上述问题的结构性改革路径又究竟是什么？
对于上述问题的探索，既是国内经济学界一直研究的热点，更事关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方向与前途。尤为严峻的是，在人口红利减退、劳动成本快速上升的背景下，留给中国经济通过转型升级从而实现宏观经济企稳向好的战略机遇期已然不多，结构调整任务日益紧迫。一方面，对于中国经济这艘巨轮而言，如果听任其沿着既有惯性在低要素成本推动、大规模投资需求刺激的老路上颠簸前行，则将在内生增长动力衰减、外部要素成本上升的双重压力下，或在较大概率事件上陷入经济长期停滞的“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自拔，使经济发展失去十年甚至二十年。另一方面，如果准确找出困扰中国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增长的关键瓶颈，则将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明确、有效的路径指引，从而使中国经济的创新活力持续增强，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稳步提高，进而实现中国经济发展从速度型的1.0版本向质量型的2.0版本的华丽转身。
然而，困扰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究竟是什么？基于研究视角的差异，现有文献对此给出的解释也有所不同。然而，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长期经济增长的宏观角度进行定量观察，学者们则普遍发现如下特征性事实：尽管中国经济在长期保持了宏观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数量、规模的快速扩张并未引致产业结构状况、自主技术创新能力、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相应提高，宏观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仍有较长的路要走。此外，来自于国际经济学、内生增长理论的大部分微观经验证据表明，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相比，众多的中国企业仍处于国际价值链分工的低端环节，产品质量不高，消费替代弹性较大，溢价能力与经营绩效的内生调整能力较弱，企业经营发展容易受到外部市场需求环境的影响。与此同时，劳动经济学领域的大量实证研究发现，在人口红利背景下，伴随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为中国的长期高速经济增长提供了充裕的劳动力供给，然而劳动力教育程度、技能水平、健康状况等人力资本质量与先进经济体的差距仍然较为明显，投入的要素质量不高也显著制约了中国经济从质量阶梯低端向质量阶梯高端的跃升。总结上述现有研究，我们发现：
微观要素投入和产品质量不高是造成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偏低的重要原因，而切实提高质量创新能力，则是实现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为此，本书以《质量创新与中国经济发展》为题，系统运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上述主题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本书共有十九章，分成三个部分。从宏观角度出发，本书第一部分首先对质量创新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理论阐述。通过对发展经济学、内生增长理论的系统梳理，该部分对质量创新、经济发展质量等核心概念的内涵进行了清晰的理论界定，并从经济学角度对质量创新与经济发展质量的测评体系、作用机制以及两者之间的理论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完整的模型构建。在此基础上，该部分结合当前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状，运用大规模的一手调查数据，还对质量创新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并提出了具体的相关政策建议。
理论分析发现，供给侧结构性失衡问题是制约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而提高微观主体的质量创新能力，则能有效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高质量需求，对于实现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再平衡、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与可持续增长能力具有重要作用。然而，中国微观企业的质量创新状况究竟如何？不同群体消费者质量需求的评价现状究竟怎样？质量创新对于中国企业的转型升级、产业质量竞争力的提高又具有怎样的作用？由于一手经验证据的缺失，现有研究对上述问题的实证研究并不充分。为解决上述问题，本书第二部分将系统运用2015年“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2012—2015年“中国质量发展观测报告”等微观数据，对当前中国企业质量创新现状、不同群体消费者质量需求评价状况等问题首次进行定量考察。在此基础上，该部分对当前中国企业如何从“速度型盈利模式”向“质量型盈利模式”转型升级，如何提升质量竞争力以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质量需求，结合实证结果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实证研究表明，基于质量创新的“质量型盈利模式”能充分满足消费者差异化、多样化的质量需求，从微观角度将对企业经营绩效的改善、质量竞争力的提升具有正向因果效应，并对中国宏观经济发展方式从“要素驱动型”向“全要素驱动型”转型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然而，调查数据也揭示出，现阶段中国微观产品和服务质量水平仍然不高，消费者的质量满意度依然偏低，众多企业仍然延续传统“速度型盈利模式”的固有惯性向前发展，质量型发展的转型升级仍然步履蹒跚。中国微观产品和服务质量的提升遇到了怎样的制度阻碍？以历史为镜鉴，以他山之石为观照，中国的质量治理水平应如何提升，质量治理方式应该如何改革？为此，本书第三部分的相关章节，则给出了笔者对于上述问题的若干思考。在这一部分，通过对传统中国质量治理体制的长时段梳理，揭示出中国质量治理从“政府单一主导”向“市场多元共治”演进的历史脉络，并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治理方式的改革路径、制度安排进行了系统研究。此外，通过对美国等成熟市场经济质量治理方式的系统分析，并基于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该部分提出了经济发展质量治理一般性理论。在此基础上，运用现场案例访谈、一手调查数据计量分析等方法，本部分还对代表性行业质量创新的经典模式、现阶段政府质量治理的政策绩效等问题展开了细致的实证研究。通过长时段的历史梳理、详细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笔者认为：为实现中国质量从侧重于安全、健康、节能、环保等“底线型要求”向满足消费者差异化、多样化质量需求等“发展型目标”的转型，首先，应加快改革政府主导的质量治理体系，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力量。其次，要切实改革现有质量治理体制中不利于企业质量创新能力提升的政策扭曲因素，激活微观主体，通过提升要素投入质量、优化资源配置结构以实现更高的质量收益，使基于消费者需求评价的市场选择机制成为引导中国微观产品和服务质量提升的核心动力。最后，大力推动质量信号的市场化改革，加快转变中国现有行政主导下的质量信息供给体系。促进标准、认证、认可等领域第三方质量中介服务机构的广泛培育，最终构建符合经济发展要求、以“政府、企业、消费者、第三方机构”等市场主体多元共治为特色的质量治理体系。
同本领域其他研究著作相比，本书具有如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本书的研究视角较为独特。与现有经济学著作多从技术创新、研发投入等不确定性因素以及制度改革、人力资本提升等长期性因素角度探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有所不同，本书首次从质量创新角度出发，对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转型升级道路，提供了兼具理论性、现实性与可行性的路径设计。围绕质量创新与经济发展的研究主题，本书对质量创新与经济发展的理论关系、质量创新对于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作用机制、质量创新对于微观主体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影响效应、质量治理体系改革对于微观产品服务质量与宏观经济发展质量的“双提高”的政策绩效等关键问题，从理论与实证角度均进行了深入研究。此外，与现有质量研究著作多从企业质量管理方法、质量管理模型等角度进行探讨有所不同，本书对于质量问题的研究，则始终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宏观视野，着重研究质量创新、质量提升对于中国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意义，以及质量创新对于中国经济从“要素驱动型”转向“全要素驱动型”的关键影响，而不囿于产品质量管理、企业质量管理的微观视角。
第二，对于大量一手调查数据的系统应用。与现有著作多运用统计年鉴数据、官方企业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有所不同，本书各章对于质量创新与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实证研究，均基于2015年“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2012—2015年“中国质量发展观测报告”一手调查数据。上述调查均由笔者所在机构主导开展，并联合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国图卢兹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科院等国内外一流学术机构的知名学者共同参与。基于前后多年的试错调整、大规模的人员资金投入与严格的质量控制，上述调查数据在样本抽样随机性、指标问项多元性、样本信息及时性上均达到了很高的质量标准。运用上述一手调查数据对质量创新、经济发展质量等问题进行实证研究，既可有效解决宏观经济数据由于难以规避“加总谬误”，从而对实证研究结论的偏差影响，也可有效解决由于官方公开调查数据具有较强的时滞性，从而对研究结论具体政策价值的潜在干扰。同时，本书各章研究均采用相同的调查样本进行量化研究，也避免了数据来源不一致性所造成的样本选择偏误，有力保证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与可靠性。
第三，理论建模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与现有著作或仅从理论上对质量创新、中国经济发展等问题进行探讨，或仅采用简化的定量分析方法对上述问题进行实证检验有所不同，本书各章对于质量创新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均较为系统、全面地采用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借鉴发展经济学、内生增长理论、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方法，本书对于质量创新与宏观经济发展的理论关系、宏观经济发展质量的一般性理论、利益一致性的标准理论等重要问题，采用规范的经济学理论分析范式构建了较为完备的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本书各章分别采用工具变量法、联立方程估计、倾向得分匹配等主流的因果效应识别策略，对质量创新对于中国宏观经济发展质量的贡献度、质量型盈利模式对于微观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效应、质量治理的政策绩效等相关问题，也进行了严格的计量分析。基于理论建模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本书的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逻辑自洽性，也使本书对上述问题的政策建议具有了更高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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