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心魂有如崇山峻岭，风雨吹荡它，云翳包围它；但人们在那里呼吸时，比别处更自由更有力。纯洁的大气可以洗涤心灵底秽浊；而当云翳破散的时候，他威临着人类了。”［1］这是罗曼?罗兰在《米盖朗琪罗传》最后写的一段话，用它来形容黑格尔哲学，是再恰当不过了。这个生前声名显赫的哲学家，死后却立刻被人当作“死狗”，只有他的私淑弟子马克思挺身而出，“骄傲地承认是他的学生”。尽管黑格尔身后不断被人泼上污水，但这只暴露了诽谤者的无知与不学。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黑格尔不但影响了马克思、克尔凯郭尔、卢卡齐、克罗奇、萨特等重要的西方哲学家，也影响了东方哲学家（日本京都学派就受过他重要的影响），他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哲学家，那些低劣的诽谤和愚蠢的断言，虽然还会一再出现，但历史已经赋予并将继续赋予黑格尔以不可动摇的崇高地位。
黑格尔进入中国有一个多世纪了，但国人对他的研究，至今仍与他哲学的重要性极不相称。曾经有一度，黑格尔因为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而成为极少数可以比较正面研究的西方哲学家之一，一时间黑格尔哲学的影响甚至超出了哲学界，而辐射到其他研究领域。但也因为人们往往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而不是黑格尔哲学本身的角度去研究黑格尔哲学，所以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主要聚焦在他的辩证法思想上，但却是从马克思主义对辩证法的理解去理解黑格尔的辩证法，而忽略了黑格尔思想的系统性和整体性。黑格尔的辩证法甚至被教条与错误地归结为三条“规律”和正反合的公式。黑格尔哲学众多的其他方面，基本没有太多涉及。可以说，人们对于黑格尔哲学的理解和认识，还相当肤浅和初步。
这也在很大程度解释了，为什么1978年以后，西方哲学，尤其是现代西方哲学大规模进入中国以后，黑格尔哲学很快成了明日黄花，被众多哲学研究者弃之不顾。即使是像张世英先生这样以黑格尔研究名世的老一辈学者，虽然其主要的黑格尔研究著作基本是在1978年以后陆续发表，但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他对西方哲学的研究逐渐从黑格尔哲学转向现当代西方哲学［2］，原因可能是认为“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也是西方‘自我专制主义’的产物，他的‘绝对主体’早已为西方现当代思潮所摈弃”［3］。人们接受西方实证主义倾向哲学家对黑格尔哲学的指责与批评，将它们作为摒弃黑格尔哲学的全部理由，尽管这些指责和批评基本上是建立在根本没有深入研究和理解被批评者思想的基础上的。一时间，西方的“玄学鬼”，专制主义哲学家，法西斯主义的先驱，完全逆时代潮流和科学精神的形上学家，成了中国追求政治正确的学者对黑格尔的流行看法。与此同时，晚清以来愈演愈烈的对西学趋新鹜奇的倾向，也使许多人对属于“古典哲学”的黑格尔不屑一顾，在60年代以后出生的学者中，知道福柯或罗尔斯者恐怕远远超过黑格尔。一时间，黑格尔研究在中国成了快要难以为继的冷门，除了一些老一辈学者，如张世英、梁志学、杨祖陶、王树人、薛华等人还在坚持研究，并取得不少令人瞩目的成就外，年青学者少有人问津。
然而，历史站在黑格尔这一边，历史的发展证明黑格尔不但没有死去、被人遗忘，而是不断出现在当代人对人类一般问题以及现代世界的种种危机问题的思考与争论中，他并未像那些蹩脚的预言家所以为的那样，流水落花，一去不返；而是相反，他活在我们的时代，他对现代性发展逻辑的惊人预见，始终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和批判的指引，以至于有人说：“……世界的未来，因而也是现在的感觉和过去的意义，最终依赖于当代人对黑格尔著作的解释。”［4］
黑格尔之所以对现代性问题有深刻的洞察，与他卓越的哲学思辨能力有莫大的关系，许多哲学家只是思考世界，黑格尔不但思考世界，也思考思想。对于主张思有同一的他来说，思考世界与思考思想本身是一回事。哲学是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时代的问题就是思想的问题，反之亦然。黑格尔的时代，是现代性原则最终成型确立的时代，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标志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时代——现代开始全面改写人类的历史。黑格尔对此一历史巨变洞若观火：“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新时期的降生和过渡的时代。人的精神已经跟他旧日的生活与观念世界决裂，正使旧日的一切葬入于过去而着手进行他的自我改造。”［5］
黑格尔毫不怀疑现代世界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但他却从来不是一个天真或教条的现代主义者，因为他是在一个更为宏阔的视野中，以更为思辨的方式理解人类历史的。这就使得他对于现代世界之现代性的本质，有极为深刻的洞察；在对现代性本质的揭示与描述上，至今还无人能出其右。
在黑格尔看来，标志着现代世界的，是建立在主客二分基础上的一系列二元分裂：人与自然、自我与非我、个人与社会、社会与国家、自然的非社会化和社会的非自然化、自然与人文、教化与政治、精神与物质。不仅世界是分裂的，人本身也是分裂的：作为主体（意识）的人和作为客体（肉体）的人、作为认识者的人和作为行动者的人。人的能力同样是分裂的：感性与知性、知性与理性、信仰与知识、判断力和想象力、认识与审美、理论和实践、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人的生活还是分裂的：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是泾渭分明的两个领域。总之，古代世界观和生活的那种统一的整体性，完全消失了。而这种根本分裂的根源，是现代的特产——主体性原则。“主体性原则不但使理性本身，还使‘整个生活关系的系统’陷于分裂状态。”［6］这是黑格尔对现代性问题的基本诊断。在多元性、相对性、去中心化、差异、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反整体主义、反逻各斯中心论、反形而上学、上帝已死，所有这些标志着黑格尔死后至今近二百年现代性文化特征的名目背后，只是一个基本事实——世界的分裂和人本身的分裂。当今世界众声喧哗、毫不妥协的态度、不分青红皂白诉诸暴力、普遍反对既定权威、普遍放弃传统形式、各种无政府主义和相对主义，都不过是这种分裂的社会文化表现。这种分裂的一个必然结果是真正哲学的死亡。延续一个多世纪且愈演愈烈的哲学的危机，实际根源于此。黑格尔从其哲学生涯一开始，就将克服现代性的上述危机作为自己哲学的根本目标。他的哲学尽管以抽象晦涩著称，却是有着深切的时代关怀。一旦黑格尔哲学的时代相关性被人认识之后，黑格尔哲学的命运也就开始逆转。他不再是“死狗”，而成了批判现代性的先知。即使在一度极为鄙视黑格尔哲学的英美哲学界，黑格尔哲学的价值也得到了像普特南、查尔斯?泰勒、布兰顿和麦克道维尔这样出身分析传统、重要而产生广泛影响哲学家的高度重视和评价，成为他们自己哲学思想的重要资源。
但是，从相当的意义上说，黑格尔哲学的意义还未得到人们充分的认识，黑格尔哲学还没有被人深刻地理解。今天人们对黑格尔的解读仍然是“压缩性”的［7］，人们仍然认为黑格尔的理论哲学（即他自己最为看重的形而上学、逻辑学、精神哲学）基本是完全过时的糟粕；人们热衷谈论和研究的是他的实践哲学（即政治哲学、道德哲学和社会哲学）；即便是在处理《精神现象学》这样的著作和认识论问题时，人们也认为黑格尔的主旨是要提供一种社会认识论，即理性在知识标准上的规范性取向来自具体的历史共同体而不是个体心灵，而完全忘记了黑格尔真理是全体的教导，忘记了黑格尔哲学的任何内容只有在它的体系架构和逻辑基础上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但人们却认为可以将黑格尔哲学中的“活东西”与“死东西”加以切割，这就有了“康德版的黑格尔”［8］，即从康德第一批判的角度来解读黑格尔哲学。即使在人们对黑格尔哲学的兴趣日益浓厚的今天，黑格尔的形而上学（逻辑学）和辩证法也仍被多数黑格尔的同情者认为是他哲学中的“死东西”。
然而，无论是黑格尔的实践哲学，还是他对现代性的批判，都是建立在他哲学的基本立场、目的、方法基础上，以此为出发点来进行的。他之所以能极为深刻、极有远见、极其透彻地揭示现代性的种种特征与问题，与他辩证—思辨的思想方法密切相关，也与他对整体性的追求分不开。不掌握黑格尔根本的哲学目标和哲学方法，是不可能真正把握他的哲学的，而这种做法在今天的黑格尔研究中恰恰非常流行。可以说，深刻把握黑格尔哲学仍然任重道远，不但需要个别研究者的主观努力，更需要人们对哲学本身的理解不同于当下西方哲学界的流行看法。
应该说，黑格尔研究在当下的中国甚至还不如在英语世界，在那里，至少相当一些有分量的哲学家都从事过或者正在从事黑格尔研究，这有大量的研究文献为证。但在中国，黑格尔研究依然只是一小部分人的事业［9］，既不热门，也不时髦；但这些人的努力也许标志着黑格尔研究在中国的再出发，因为这些人对黑格尔的了解和理解，明显与前辈有所不同。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黑格尔哲学的庞大规模和高度复杂性，使得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和接受从来就是“一个重新评价、重新思考、重新解释，以及的确，恢复名誉的历史”［10］。这个历史可能会一直延续下去，而这种延续，恰恰证明了黑格尔哲学的重要性和活力。
本论文集的作者属于上述那一小部分人，他们对黑格尔哲学的价值和意义有高度认识，都认为无论从西方哲学史的角度还是从现代世界的角度，黑格尔哲学都具有无可替代的崇高地位与重要性。在危机四伏的现代世界，黑格尔与我们同在，和我们一起思考人类的困境与未来。然而，他们并不把黑格尔当成神来膜拜，而是把他作为一个哲学启蒙者和对话者来对待。他们深知黑格尔哲学的伟大，但也知道黑格尔哲学绝非哲学的终点和唯一方式，恰恰是黑格尔的辩证思想使他们在哲学研究中拒绝一切盲目崇拜和模仿。黑格尔吸引他们的是敏锐的问题意识、无情的批判精神和深刻的哲学思辨。他们愿意当一个黑格尔式的思想者，却绝不想成为黑格尔主义者。黑格尔给予他们的是精神的解放，而不是教条的奴役。他们研究黑格尔，是为了借此思考一个哲学家必须面对的问题，而不是要标榜自己属于某个伟大的学派。
对于博大精深的黑格尔哲学来说，这里收集的论文都太初级和基础了，但对于中国的黑格尔研究来说，却具有某种标志性意义。这部论文集中的论文，都撰写于21世纪初。除了论文的编者外，基本都是从21世纪初开始学习、研究黑格尔哲学的。但黑格尔进入中国已经有一个多世纪了，黑格尔在中国的接受史，对任何一个中国的黑格尔研究者来说都不是外在的东西，他们当然是这个历史的一部分，这个历史多少决定了他们研究的起点，尽管他们一些人对这个历史并不熟悉和了解。另一方面，这个历史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黑格尔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处境，因此，反思与批判黑格尔在中国的接受史，对于当前和未来的中国黑格尔研究，都是十分必要的。
目前看来，黑格尔在中国的接受有两个最主要的障碍。一是黑格尔是一个既继承了西方哲学的主流传统，又有高度原创性的哲学家。在西方哲学史上，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对西方哲学的传统有广泛而深入的了解，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这一点上，也许只有亚里士多德可以与之相媲美。黑格尔对于近代哲学的根本问题了如指掌，力图超越传统走出一条新路。因此，用我们对传统西方哲学史问题的一般理解去理解他是十分危险的。他虽然不像20世纪的许多西方哲学家那样，喜欢用一些传统哲学罕用的概念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但他对传统哲学概念的使用和对传统哲学命题的讨论往往不是传统思路所能理解和规范的。而过去我们往往对黑格尔哲学整体的创新性没有足够的理解，只是认为他是传统西方哲学的集大成者，也因此对他的主要概念、主要命题和主要思路的特殊性与创造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造成了对其哲学的莫大误解。要使得我国的黑格尔研究有进一步的发展，就必须梳理和澄清黑格尔的一些基本概念、基本命题和基本思想，本论文集中的一些论文即以此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
黑格尔接受的另一个障碍是所谓的政治正确性。罗素和波普这两个对黑格尔哲学几无了解的人想当然地信口雌黄，把黑格尔描写成一个政治上的反动派，普鲁士专制政治的拥护者，甚至极权主义的思想家和法西斯主义的先驱，不但在英语哲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且也在中国产生了同样广泛而恶劣的影响。不去深入研究黑格尔哲学，仅凭两个对黑格尔哲学根本缺乏认识和理解的人对黑格尔的污蔑和妖魔化就拒绝黑格尔，将他与他的哲学视为过时的糟粕，在我国知识界相当常见。无知与偏见使得人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对黑格尔哲学掉头不顾。现在在西方世界，罗素和波普关于黑格尔的卑劣污蔑早已为人所不齿，但在中国，为黑格尔辩诬的工作还不为多余。只有将黑格尔身上的政治罪名洗清，人们才没有理由不认真对待这位伟大的哲学家。这本论文集中的有些论文，其实是为黑格尔辩诬写的。
黑格尔对于现代性问题的深入思考是当今全世界黑格尔研究的热门主题，里特尔（Joachim Ritter）、科耶夫、查尔斯?泰勒、哈贝马斯这些重要的西方思想家甚至将此作为黑格尔哲学最具持久价值的部分。本论文集的作者同样认为现代性问题是当今世界最根本的问题，自然受到黑格尔思想的很大影响和启发，自然觉得阐明黑格尔对现代性批判的思想不但对于我们思考现代性问题，而且对于黑格尔研究本身，都有重要的意义。本论文集的一些论文便是以论述黑格尔的现代性批判思想为基本主题。
本论文集有三篇论文是讨论黑格尔与康德哲学的关系的，这当然不是出于偶然。康德对于黑格尔哲学的产生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说，黑格尔是从对康德哲学的精髓的深入了解和批判开始走上他自己的哲学之路。黑格尔对康德哲学的批判不但对于我们掌握黑格尔哲学的基本精神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我们掌握德国观念论哲学的发展逻辑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我国的黑格尔研究此前很少处理这个重要问题，这三篇论文可以说是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当然，也仅仅只是开了个头。
《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在世时出版的仅有两部正式著作（即非课堂讲稿）之一，也是黑格尔著作中最精彩、最受人重视的一部著作，对它的研究可说已成为一门产业，每年有关它的研究著作和文献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我国黑格尔学者对这部伟大著作的研究早已开始，出版于2001年的张世英先生的《自我实现的历程——解读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是我国最早的系统研究《精神现象学》的著作，标志着我国对黑格尔这部伟大著作的研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是，《精神现象学》本身博大精深，绝非一部著作所能穷其究竟。我曾经在复旦多次讲授《精神现象学》，并受邀在北大也讲授过此书，深知这部著作堪称西方哲学史上内容最丰富、最复杂的著作之一，值得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深入发掘和阐释。这部论文集中有三篇论文即以《精神现象学》为研究对象，代表了复旦学子在这方面的努力。
但是，不管怎么说，《逻辑学》才是黑格尔最重要、最有原创性、最基本的著作，是黑格尔哲学和黑格尔一切其他著作的理论基础和思辨构架。不读《逻辑学》，就不能真正理解黑格尔哲学及其卓越。可是，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人们似乎只对《精神现象学》和《法哲学》感兴趣而把《逻辑学》忘在了脑后。然而，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存在论和辩证法，恰恰是在《逻辑学》中得到了最为精纯的表达。正如美国学者罗森一针见血指出过的：“除非很快进入黑格尔逻辑的复杂性，否则就没必要研究黑格尔，事实上也不是在研究黑格尔。黑格尔首先是一个逻辑学家，而不是一个历史哲学家、一个政治思想家、一个神学家，或一个生命哲学家。”［11］
由于历史原因，最初中国人研究得最多的黑格尔著作是《逻辑学》（主要是《小逻辑》），因为马克思主义认为黑格尔哲学最有价值的部分是他的辩证法，因而虽然也说黑格尔哲学的特点是存在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实际上黑格尔的存在论或形而上学思想是被彻底否定的，人们只是要他哲学的“合理内核”，即辩证法，殊不知黑格尔之所以发展出他的辩证法思想，是因为用传统知性的思维方式根本不可能达到他哲学的根本目标——确立整体性，换言之，没有辩证思维的帮助，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就不可能建立。反过来说，不真正理解黑格尔哲学的形而上学目标，也就不可能理解他的辩证法的要义所在。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先是受罗素、波普和逻辑实证主义者的影响，后来又受西方哲学界对黑格尔哲学“非形而上学解读”思潮的影响，人们不是将黑格尔的辩证法视为纯粹的诡辩术，就是干脆认为它是玄学胡说（nonsense）。而这反过来又给人们不看极为晦涩艰深的《逻辑学》提供了让自己心安理得的借口。目前中国的黑格尔研究者与他们的西方同行一样，研究得最多的著作是《精神现象学》和《法哲学》，并且多是予以非形而上学的解读；而黑格尔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著作《逻辑学》，却乏人问津。本论文集的论文虽然对《逻辑学》多有涉及，却没有一篇论文是专门研究《逻辑学》的，也多少反映了黑格尔研究中这个不如人意的事实。
其实不仅是对《逻辑学》，我们对黑格尔哲学体系的许多方面都没有很好的研究，其中尤以对黑格尔的美学和自然哲学的研究为甚。对黑格尔《美学》研究的著作并不少，但都出于中文系从事文艺理论研究者之手，专业哲学家对它的研究则不多见。对于黑格尔自然哲学的研究则更少，梁志学先生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论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可能是到目前为止我国研究黑格尔自然哲学的唯一一部专著。为了表明我们对黑格尔美学和自然哲学思想的重视，本论文集也收了我们研究黑格尔美学和自然哲学的论文各一篇。
这部黑格尔哲学论文集的作者局限于一个老师与门下几个弟子，这当然是有意为之。学术研究固然贵在创新，但也贵在传承，没有继承就没有创新，中国人以往讲究学统，就是这个道理。到了近代，传统被全盘推倒，师道亦无法幸存。如果说从晚清到民国屡屡上演的“谢本师”往往是出于政治立场的分歧，而后的检举揭发是为了立功或自保，那么近年来师生反目则往往是出于利益的争夺。师道不存，学统焉附？
韩文公《师说》有言：“古之学者必有师”，虽然师还有经师人师之分，但以传道、授业、解惑为职志的师，自然应该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以自己的学术精神、学术能力和学问嘉惠学生，引领他们走上纯真的学术道路。但现在我们看到的往往是这种情况：老师接活，学生干活；老师出名，学生出力。一些论文集往往是老师虚晃一枪，轻描淡写地写个序之类的东西，所有论文都出自学生之手，不由得使人怀疑老师本人的学术能力。师生合作搞研究或出书，老师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应该是起主要作用、承担主要工作者，否则不免让人产生师生之间角色错乱之感。这也就是为什么本论文集收入我本人的论文远较任何一个学生的论文为多。
像这样一部作者范围局限于一个老师和他指导过的几个学生的论文集可能并不多见，这只是表明复旦有些师生在认真研究黑格尔哲学，并且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并希望渐渐能形成一个黑格尔乃至德国哲学研究的学术传统；而绝不表明我们妄自尊大，以为黑格尔研究乃我们这些人的专利。中国之大，何处不会产生优秀的黑格尔研究者？不见已有德国教授在感叹，也许今后学习德国古典哲学要去中国和巴西，而非在黑格尔的祖国？［12］当然，此公此话，有它的语境，中国人还必须倍加努力，才能在世界黑格尔哲学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才能让“欧美的专门学者以不通中文为恨”（陈康语）。
是所望焉。
张汝伦
2016年岁末
注释：
［1］ 傅雷：《傅译传记五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91页。
［2］ 见张世英自述，《张世英文集》，第10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68页。
［3］ 张竞艳：《张世英：回归自我精神家园》，载《张世英文集》，第10卷，第648页。
［4］ 亚历山大?科耶夫语，转引自文森特?德贡布：《当代法国哲学》，王寅丽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13页。
［5］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册，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7页。
［6］ Jürgen Habermas, Der philosophische Diskurs der Moderne, S.33.
［7］ Cf. Espen Hammer, Introduction to German Idealism.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ed. by Espen Hammer，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p.5—6.
［8］ Ibid., p.5.
［9］ 我并不认为翻译黑格尔著作等于黑格尔研究，因为我国的情况是一些译者往往根本不从事他们所翻译的思想家的研究。
［10］ Katerina Deligiorgi, “Introduction: On Reading Hegel Today”, Hegel: New Directions, ed. by Katerina Deligiorgi, Chesham: Acumen, 2006, p.2.
［11］ Stanley Rosen, G.W.F. Hegel.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Wisdo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4, p.xiii.
［12］ Manfred Frank, “Hegel wohnt hier nicht mehr: Kontinentale Philosophie verschwindet aus Europa”,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Sept. 24, 2015.
张汝伦，1957年生于上海。1981年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先后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1987年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并留校工作。1988年获德国洪堡基金会奖金赴德深造，先后在图宾根大学和弗莱堡大学从事哲学研究。现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中国哲学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上海市中西哲学和文化比较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国外社会科学》杂志特约编委，“当代中国哲学丛书”主编。2004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任东南大学中西文化研究交流中心客座教授、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台湾辅仁大学客座教授、德国特利尔大学客座教授、黑龙江大学兼职教授。主要著作有：《意义的探究》（1986年）、《张汝伦集》（1991年）、《历史与实践》（1995年）、《坚持理想》（1996年）、《激情的思想》（1998年）等20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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