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基督教右翼运动是指美国宗教特别是基督教新教中一些积极参与政治事务和社会事务的宗教保守派及其活动。对于宗教利益集团来说，对政治施加影响较有效的方式就是参与选举。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2016年当选美国总统，新基督教右翼在背后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
本书重点对当代美国新基督教右翼运动如何兴起与发展、如何适应世俗化政治、如何通过政治参与改变美国公共政策进行了分析，并认为，一个强大的新基督教右翼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继续在美国社会发挥作用，其发展趋向及影响值得继续关注。
美国长期号称“圣经共和国”，其公民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这种国民性反映了长期沉淀下来的犹太基督教主流文化特征。但是，数百年来东西方一批批移民涌入，相应地带来了所谓边缘文化（Marginal Culture），在美利坚这个大熔炉中经过美国化过程逐渐扎根，有的还跻身主流文化（Mainline Culture）的行列。20世纪60年代后期西方出现的反主流文化浪潮，一方面促使美国土著文化和东方文化复兴，另一方面引发各种新宗教运动兴起。在政教分离宪法条款的保障下，美国各种宗教、教派、崇拜团体和分裂教派（sect）等，都获得了不同程度自由发展的法律依据，形成教中有宗、宗中有派、派中有团体的宗教多元化格局。美国社会学家安德鲁?格里雷（Andrew Greeley）将这种现象称为宗派主义（Denominationalism），在这种宗派主义社会（denominational society）中各种宗教和教派原则上自由发展、平等相处，不受国家或其他教派干预，但是，又通过大量宗教组织和团体同社会各阶层建立各种联系。在美国，可以看到世界各种宗教及其宗派或变种在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社会运动中的运行轨迹。在现代化潮流面前，宗教也处于一种矛盾的地位，既欲抵制世俗化趋势、又迫于生存危机采取妥协。总而言之，美国宗教不仅具有多元化特征，而且更具现代化、世俗化色彩，故研究美国宗教文化，不仅可以加深认识美国社会的变迁和重构的现实，而且从中可以窥见当代西方文化的发展趋势，这无疑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否则，对西方基督教世界政治、经济、社会的透视，必然显得苍白无力。
一、 写作的宗旨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为美国确立了严格的政教分离原则，美国政府中没有宗教组织的代表，国会里不设宗教组织的席位，司法系统与宗教毫无关系，国家财政也不负担任何与宗教有关的开支。从法律上说，政府与宗教利益集团互不干涉，然而正如托克维尔所言，在美国，宗教虽然不直接参与社会政治，却被看成是国家政治机构中最主要的部分。基督教右翼指致力于政治参与的基督教保守派，其在社会道德与政治上均持保守观点，提倡美国公共政策应该体现美国传统的道德准则。从人员构成上，基督教右翼主要由白人福音新教教徒组成，然而有一部分的天主教徒、犹太教徒、黑人基督徒也加入其中。纵观美国历史，基督教右翼涉入政治的现象并不鲜见，20世纪70年代后期，针对美国社会的道德沦丧现象，基督教右翼以共和党为载体，发动了一场新的政治运动，被新闻媒体和学术界称为“新基督教右翼运动”。新基督教右翼认为，基督徒介入美国政治生活是有神学和《圣经》依据的。由于自由主义和世俗化造成美国道德不断沦丧，因此，有必要在全社会重新恢复基督教伦理道德价值。恢复的手段不是传统的传教运动和灵性复兴运动，而是通过行政、司法和立法等手段积极参与美国政治生活，从而创造有利于推行基督教传统价值的社会环境。
按照美国宪法规定，美国是一个不受宗教约束的国家，然而有关政教关系的争论却从未停息过。特别是近30年间，有两个广泛发展的趋势使美国各教派卷入政治的纷争进入一个新时期。一个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是教派成分的模式发生了新变化，即被视为“保守主义”、“基要主义”、“信奉严格教义”的教派势力得到飞速发展。19世纪支配美国社会的基督新教，到世纪转换之交由于神学家将基督教教义与达尔文主义相结合，使该教宗的上层在神学思想上发生了深刻的分歧。1896—1900年间基督新教的保守派在全国召开了一系列的《圣经》会议，旨在坚持《圣经》的传统观点，这是基要主义的发轫。这些会议中最富有意义的是纽约州尼加拉会议（1895），公布了基要主义的五大观点：《圣经》的绝对正确性；耶稣基督是神灵感孕而生；耶稣基督的神性；耶稣代死救赎；耶稣肉体的复活。Ronald L.Johnstone， Religion in Society： A Sociology of Religion，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Inc.， 1983.这个新教保守派称为基要主义者（Fundamentalist），他们既反对基督教义与现代思想一致的现代主义，也反对改革的理论。
20世纪60年代后，由于美国社会世俗化加深，而导致深刻的意识形态危机。许多人对传统上基于宗教观念而树立的责任与义务等观念淡漠，取而代之的是享乐主义和性解放主义等。这些思想的泛滥导致婚姻、家庭道德原则的解体，以及离婚率、非婚同居、同性恋、色情书刊、吸毒、犯罪的增长。这一背景及其后果促使新教界开始进行反思，并导致美国人不是与宗教疏远，就是皈依信奉严格教义的教派，最终导致新基督教右翼的崛起和保守的基要主义抬头。正如美国《经济学家》编辑托尼?托马斯指出的，更流行的新教教派迅速失去其追随者，如联合公理公会、圣公会、联合长老会等，因为他们是趋向于世俗主义、教义宽容、社会自由主义的教派。同时，许多信教者被改造为基要主义者，其信徒增势显著，如美南浸信会美南浸信会是美国新教主流宗派之一，战后其信徒增长之快、发展持续时间之长，均为美国各新教团体之最。至1989年信徒达1472万人，教会37238个，成为遍及全美的最大的新教教会团体。20世纪80年代该团体基本上为保守派控制，在神学上具有基要主义色彩。、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即摩门教、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等。20世纪70年代后期基要主义复兴的势头更加明显，连一般被视为福音派影响较弱的新英格兰也不例外。据1981年初的一份调查显示，过去十年间该地区建立的350—450个教会中，几乎都是福音派或基要派的教会，而该地区的8000个教会中约有一半属于基要派或福音派。福音派和基要派是指在基督新教内部，在神学上持保守态度、信奉严格教义的教派，基要主义是福音派的亚种，或称为福音主义右翼。
促使基督徒投入政治的另一个发展趋势，是吸引有保守倾向的教徒。由于当时美国的离婚率非常高，以致家庭问题足以使整个社会分裂，因而成为当时美国公众最为关心的社会问题之一。在20世纪60—70年代的政治中，家庭问题包括堕胎及性道德与行为问题。吉米?卡特在1976年竞选总统将结束时，曾宣布召开白宫家庭会议。第二年，该计划获国会认可，其宗旨是重审家庭的作用及政府对其施加影响的方式。在华盛顿约有28个组织成立了一个联盟，包括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和全国天主教慈善团体联合会。新基督教右翼的家庭政策主要是加强传统的家庭关系，支持双亲权威；拒绝政府可能做出的破坏家庭的任何动议；强调道德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包括在家庭问题之中的堕胎问题，把各教派都吸引到政治活动中。1973年联邦最高法院对罗氏诉韦德和多伊诉博尔顿两案做出堕胎问题的裁决后，许多宗教和非宗教团体在全国或州范围内动员起来，企图削弱或抵制关于堕胎问题裁决的影响，“保卫无罪的生命”的口号把宗教领导人及其追随者动员起来并卷入政治漩涡。如1973年以后堕胎问题把罗马天主教派与新教的基要派和福音派联合起来，所形成的宗教联盟由20多个宗教团体和约14个教派或教宗组成，维护堕胎问题的自由选择权。Gillian Peele， Revival and Reaction： the Right in Contemporary Americ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4， p.13.
当时，重要性仅次于堕胎问题的，就是免税法令以及政府对教会学校的控制问题。20世纪70—80年代由于公立学校日趋世俗化及教育标准的下降，圣经教育和基督教价值观备受欢迎，因此私立学校迅速发展起来。同时，在卡特政府任内，1978年国内税务署要求所有1953年以后创办的学校，必须遵守有关取消种族隔离的公共政策，否则享受慈善事业免税的法令就对其无效。这一政策引起强烈的抵制，使大批浸礼会牧师与新基督教右翼结成政治联盟。在反对国内税务署这一举措的运动中，基要主义和保守的福音派选民显示出巨大的潜力。传统道德的沦落也激起新基督教右翼的激愤，许多保守的基督徒认为，道德的退化与没有在学校灌输基督教的传统价值有关。1980年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就学校祈祷问题举行听证会，基要主义一位领导人詹姆斯?罗比森指出，美国的灾难是上帝对不遵守《圣经》信条以及取消学校祈祷所表示的愤慨。Gillian Peele， Revival and Reaction： the Right in Contemporary Americ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4， p.100.罗比森的观点是新基督教右翼思想的集中反映，抨击当代美国道德堕落所造成的恶果，是号召基督徒积极投入政治生活的重要推动力。而且，官方对宗教事务干预的扩大引起政教双方旷日持久的激烈争议，如废除课堂祈祷以及由国内税务署判定何为宗教活动等。仅联邦最高法院1980年秋开庭期间，就有2/3的案件与宗教事务有关，因此1981年春华盛顿举行了有关政府干预宗教事务的大会，与会者有代表基要主义的浸礼会教徒、锡克教徒以及基督教科学派教徒等。Kevin Price Phillips， PostConservative America： People，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a Time of Crisis， New York： Aaron Dom Press， 1982， p.185.由于道德和文化的堕落、堕胎合法化、上帝和《圣经》被逐出课堂、宗教事务受到政府的干预等，激起了基要派和福音派教徒的反叛，从而形成一个大规模的宗教复兴运动。
从美国宗教自身的发展史来看，宗教传统有一个周期性的发展规律。美国是主要西方国家中宗教信仰最流行的国家，公认的美国宗教选民的比例比任何主要西方国家都要大，宗教势力对美国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同“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都有宗教变迁相伴随”一样，20世纪70—80年代，美国政治钟摆从自由主义一边偏向保守主义一边的转折时刻，伴随着宗教信仰复兴的变迁。20世纪70年代以前，宗教保守派对政治生活和社会事务漠不关心，70年代后，他们在保持传统神学观的同时，积极关注各种重大社会问题，提出了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宗教保守派的政治观点。迄今为止，新基督教右翼运动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末，第二阶段从80年代末至今。法尔维尔（Jerry Falwell）建立的道德多数派（Moral Majority）是第一阶段运动的代表性组织，在这一阶段，虽然新基督教右翼的活动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但是所取得的政治成果并不多。80年代末，道德多数派正式解散，新基督教右翼运动转入低谷，1989年帕特?罗伯逊（Pat Robertson）成立了基督教联盟（Christian Coalition），宣告新基督教右翼运动再度兴起。第二阶段由于运动的领导人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新基督教右翼的政治实力大大加强。美国的新基督教右翼运动是传统的道德和价值观念发生危机、社会结构和社会群体解体的产物，对于美国选举的政治联盟重新组合发生了重大影响。它既是保守的，属于右翼运动的范畴，但又是激进的，有别于一般的保守运动。其激进的动力主要来自中产阶级下层，把宗教信仰复兴与平民的激进政治联系起来，并左右美国的政局，是美国政治史上周期性出现的一种值得重视的独特现象。
可以说，美国宗教研究是研究当代美国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新基督教右翼运动是美国宗教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基督教右翼现象已经在美国理论界引起了足够的重视，我国学术界对此尚未有系统的研究。通过查阅大量的专业书籍和有关文献并予以梳理、分析和总结，本书力图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填补空白的作用，在对当代美国政治中新基督教右翼运动所施加的影响做阐述分析之后，以马恩的思想和有关论述来对新基督教右翼运动做评析，探讨新基督右翼运动对当代美国政治的影响，这对于深入了解当代美国政治的发展动向将是极其有益的。
二、 国内外研究动态分析
近年来，在美国学研究方面出现了一种可喜的现象：学者们开始打破以往囿于政治、经济、历史、军事、外交等领域，而对美国文化特别是宗教文化鲜有问津的局面，着力开辟一些新的研究课题，出版了数部有影响的专著和译著。如《白宫中的上帝》（［美］R.G.哈切森著，段琦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美］艾伦?D.郝茨克：《在华盛顿代表上帝——宗教游说在美国政体中的作用》，徐以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美］荣格：《宗教与美国现代社会》，江怡译，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美］J.D.亨特：《文化战争：定义美国的一场奋斗》，安荻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刘澎：《当代美国宗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雷雨田：《上帝与美国人：基督教与美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尚新建：《美国世俗化的宗教与威廉?詹姆斯的彻底经验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张敏谦：《大觉醒：美国宗教与社会关系》，时事出版社2001年版。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时事出版社2004年版。董小川：《二十世纪美国宗教与政治》，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段琦：《美国宗教嬗变论》，今日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美］乔治?马斯登：《认识美国基要派和福音派》，宋继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英］阿利斯特?麦格拉斯：《福音派与基督教的未来》，董江阳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丛日云：《在上帝与恺撒之间：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与近代自由主义》，三联书店2003年版。于可主编：《当代基督新教》，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王晓朝：《基督教与帝国文化》，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董小川：《儒家文化与美国基督新教文化》，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王庆奖：《“哀诉”布道与美国文化》，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董江阳：《“好消息”里的“更新”——现代福音派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在以上这些著作中，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雷雨田先生之力作《上帝与美国人：基督教与美国社会》，是第一本由国内学者撰写的论述美国宗教与美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关系的专著，填补了国内在这一学术领域的空白，为读者从宗教视角了解与认识美国社会开阔了眼界，进而推动了国内学界对美国宗教问题的研究。时事出版社出版的徐以骅先生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丛书，旨在全方位探讨美国宗教史以及宗教在美国内政、外交和社会文化中的作用，并介绍国内外美国宗教研究的有关成果。主要包括美国宗教研究模式、美国宗教史、宗教与美国外交政策、美国宗教新右翼、宗教与美国全国性选举、美国宗教多元化、宗教与2004年总统选举等专题。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董小川先生《二十世纪美国宗教与政治》一书，对美国宗教及其社会政治影响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在美国宗教研究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美国政治学学者艾伦?D.赫茨克教授所著《在华盛顿代表上帝：宗教游说在美国政体中的作用》，是一本研究美国宗教游说团体在美国政治中的作用的权威著作，对主要的右翼和左翼宗教游说团体均作了公允和细致的分析。作者对宗教游说团体的活动作了细致的考察研究，不仅向读者介绍了宗教游说团体的大体活动情况，而且还为读者揭示出宗教游说团体在美国政治中的作用以及与美国政治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鹏教授一直致力于美国宗教研究，他是国内该领域开拓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刘澎先生所著《当代美国宗教》一书，对美国宗教及其社会政治影响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材料翔实、论证严密、观点平和，在美国宗教研究领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书中有关章节介绍了美国的基督教右翼运动，但是他认为，基督教右翼对美国政治的影响确实存在，但相当有限。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的段琦先生所著《美国宗教嬗变论》一书，从历史学、宗教社会学、文化学多角度、全方位涉猎了美国各种重要宗教及其宗派团体。书中论及美国宗教的历史与现状及其演变进程，广及各派的起源、教义、神学、礼仪、组织结构、活动方式，与政治、经济、文化、伦理道德、社会生活的关系，以及各派教徒的思想、感情、行为特点等，在时间和空间对比的范畴内概括出宗教文化变迁的本质特征。该书不仅是一幅美国宗教及其宗派的静态图谱，而且是一部美国宗教文化演变的百科全书，读者从中领略的不是一般的知识，而是现代化、世俗化浪潮对神灵及其圣殿和信徒的冲击，使其被迫或自觉适应的进程。中世纪宗教裁判所对异端的镇压和迫害再也看不到了，科学作为神学婢女的时代逐渐成为历史陈迹，代之而起的是官方教会的衰落、白人上帝的变位、神学对科学的容让，以及此岸的人性在彼岸世界的复归。宗教现代化和世俗化的趋势在该书涉及的教派中得以展现，在宗教学著作中实不多见，成为该书的一大特色。
但是，在中国对新基督教右翼现象的研究却相当缺乏，由于史料的分散和缺乏，使得对美国新基督右翼运动的研究鲜有涉及，或散见于上述著作的各章节中，因此国内这一学术空白急需填补。在美国，宗教与美国政治关系的研究具有较长的历史传统，主要集中于历史学、社会学、宗教学领域，研究成果丰富。但是，学者们虽然注意到了当今美国宗教多元化的社会现实，却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体现在他们出版的有关美国宗教的众多作品中，仍主要着眼于犹太基督教及其相应宗派——即“主流文化”的研究。
新基督教右翼与当代美国政治前言基督教从保守政治势力发展为单纯的游说力量，这可以看作是20世纪晚期美国政坛最奇特的现象。时至今日，新基督教右翼已经证明它是美国政坛能长期发挥作用的一支力量，它关注议题所涉及的范围从国内事务到对外事务，无所不包。在美国，作为活跃在美国政坛一种政治力量，新基督教右翼已经引起了足够多的学术关注。在论述基督教右翼以及新基督教右翼的著作中，主要包括两类，第一类介绍不同学者对基督教右翼以及新基督教右翼运动的观点，第二类论述基督教右翼及新基督教右翼运动在美国的发展。其中萨拉?戴蒙德所著《不仅仅是政治：基督教右翼的持续影响》一书，对支撑美国基督教右翼的思想根基和组织结构作了经验性的考查，并重点考查了基督教右翼在其明显的政治颓势中如何保存自己，如何适应变化了的政治与社会环境，如何形成新的计划并付诸行动，最终达到其期望目标的能力。贾斯汀?沃特森所著《基督教联盟：复苏梦想与重新认识》一书，是有关新基督教右翼运动第二阶段的中心组织——基督教联盟的目标与动机的纪实性研究著作。在这本著作中，沃特森把其研究的重点局限于帕特?罗伯逊与拉尔夫?里德执掌时期的基督教联盟。上述两人的出版著作可以说是一项制度传记研究，追寻了基督教联盟从其最初希望建立一个基督教国家的理想到其成功地与政治现实相适应（或者说自我妥协）这样一个发展历程。
新基督教右翼已经在美国理论界引起了足够的重视，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无疑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是由于作者的分析角度不同，以及受作者自身社会文化背景的限制，可能会影响到其结论的准确性和客观性，因此，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仍有继续深入挖掘并进行理论阐述的必要。本书的研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具体运用政治学、宗教学的基本理论分析美国新基督教右翼运动与美国政治的关系，在此过程中，主要运用了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相结合、历史研究与现状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解析新基督教右翼运动对当代美国政治的影响。
三、 框架及主要观点
美国的犹太基督教传统呈现犹太教、天主教和新教的三分状况，但是从本质上看，美国文明的基础是新教传统。当前美国的基督教新教依照政治态度来划分，分为自由主义的主流派（Mainline）和偏于保守的福音派（Evangelical）两个阵营。福音派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一直是美国社会中最强大的宗教势力，一战后，新教福音派作为主流文化的地位大大下降了。引起这种变化的是社会的现代化及其冲击，传统的美国价值观在20年代以后逐步崩溃。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保守的神职人员的政治参与热情还远低于主流派，但是到了70年代后期，情况便大不一样了。
新基督教右翼运动（The New Christian Rights）是指美国宗教特别是基督教新教中一些积极参与政治事务和社会事务的宗教保守派及其活动。新基督教右翼运动中的主要派别有道德多数派、基督教福音派等，它的基础主要是基督教福音派，该派在神学上是保守的，信徒主要是美国中下层人士。通过寄共和党篱下，新基督教右翼势力一直努力试图把他们的价值观融入到美国社会政策之中。迄今为止，新基督教右翼运动已经走过了两个阶段，相对于过去第二阶段的政治性更加强烈，其所获得的政治力量主要来源于各地的组织活动。从对社会政治的参与方式看，新基督教右翼主要是以世俗的、社会行动团体的形式，而非宗教组织的名义进行活动，其形式类同美国社会中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或压力集团。其中影响最大的有“道德多数派”（Moral Majority）和基督教联盟（Christian Coalition）。福音派的政治活动一直同共和党的“亲家庭”（pro family）、“亲道德”（pro morality）社会纲领相濡以沫，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大宗教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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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惠玲，女，汉族，1970年生，安徽宿州人。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法学博士，上海市美国学会会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学。2006年11月至2007年5月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系访问，现任职于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曾获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社科院第二届“青年学术论坛”征文一等奖，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甘肃社会科学》《云南行政学院学报》《俄罗斯研究》《重庆社会科学》等刊物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多篇，主持和参与多个科研项目，曾参与两部书稿的写作以及一部英文版书稿的翻译工作。
第一章 美国世俗化的宗教及其历史演变
新基督教右翼与当代美国政治
美国的基督教最早是随着殖民运动从欧洲（英国）“舶入”的。但是，从一开始，它的确立和发展便采取了独特的方式，逐渐形成不同的风格和方向，表现出鲜明的特点。尽管按照甫斯特尔?德库朗日（Fustel de Coulanges）的说法，基督教完全不同于古代宗教，决不是地域的，“既不是任何家庭的家族宗教，也不是某一城市或某一种族的民族宗教。不属于哪一等级，也不属于哪个社团。它一出现就声称自己属于全人类”。Fustel de Coulanges， The Ancient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1956， p.391.然而，历史的严酷事实似乎已经证明，面对不同的地域环境、不同的社会条件、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及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基督教必须随时调整自己的策略，改变自己的形式。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史就是最好的例证。譬如，利玛窦的成功就在于他能适应中国文化，附儒敬孔。为使基督教能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生长，西方传教士不断改变策略，以顺应中国国情，甚至不惜放弃“洋教”口号，发起教会本土化运动。中西文化背景相异是基督教输入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西方传教士最初在日本也遇到相似问题。即使在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西方，基督教形式也需不断革新和变化，以应对不同的处境和新的挑战。关于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情况，可参见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转下页)基督教在美国也遇到类似情形。欧洲的基督教要在新的土地上生存，必须改变自己的原有形态，以适应新大陆的人文地理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基督教有其自身的生长和成形过程。(接上页)（青年协会书局1940年版）、杨森富：《中国基督教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版）、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书店1990年版）、唐逸主编：《基督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孙尚扬：《基督教与明末儒学》（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以及王晓朝：《基督教与帝国文化》（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等。
第一节美国基督教的思想来源
最早进入北美的欧洲移民绝大部分是基督徒。16世纪主要是西班牙和法国的天主教徒，《牛津基督教史》称：“从1492年或1565年起，在该半球或即将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这片土地上，一直存在着一种罗马天主教原有的垄断模式。”［英］约翰?麦克曼勒斯主编：《牛津基督教史》，张景龙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4页。天主教各修会先后向北美派遣大批传教士，并在北美各地建立天主教会，其中尤以魁北克、马里兰、宾夕法尼亚等地最为有名。17世纪初，英国的各派新教徒大量涌入，并在新英格兰建立具有自己特色的殖民地，向天主教的垄断发起挑战。到了18世纪，英国击败西、法、葡等国，确立了它在北美的殖民体系，新教的势力范围也随之扩张。到1800年，美国大约有500万白人居民，几乎所有的人都具有新教背景。“当时，美国不仅在总体上是一个基督教社会，而且特别是一个新教社会……”［英］约翰?麦克曼勒斯主编：《牛津基督教史》，张景龙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4页。有关欧洲基督教传入北美的情况，亦可参见唐逸主编：《基督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8—292页。当然，在美国，任何教派都不可能实现“大一统”的局面。移民来自不同的民族和国家，文化背景大相径庭，带来的宗教信仰自然千差万别，甚至相互敌视。即使同信上帝，其信仰方式和崇拜礼仪也未必一致。众多的宗教派别，混乱的信仰秩序，使这个基督教国家的画面变得异常复杂。不过，美国毕竟是一个“大熔炉”。也许美国的基督教就是这种融合力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它的生命力或许就在于能够通过不断创新和变革，包容这种多异性。
从美国的思想文化史看，影响美国基督教历程的主要有三大思潮：清教主义、启蒙运动和实用主义。按照卡莫迪（Denise Lardner Carmody）的看法，清教主义渗入了美国文化的精髓，尤其是它的人性论，甚至在新英格兰的清教团体衰落之后，仍然强烈地影响着美国的宗教和教育，其基本原则几乎已经嵌入美国人的天性参见D.L.Carmody， The Republic of Many Mansions， New York： Paragon House， 1990， pp.10—11。。启蒙运动尽管范围相对狭窄，但直接决定了美国的法律精神，为美国宗教文化的世俗性和多元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法律保障。实用主义是美国的本土哲学，它不仅将人的行为置于理论之上，而且为宗教信仰在俗世凡间争得一席之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三种思潮是美国基督教思想的基础和源泉。
一、 清教主义
清教主义是美国早期宗教生活的主流，先后持续150年。清教主义发源于欧洲，原指英国圣公会内部清洗罗马天主教残余的改革运动。传入美国之后，则与加尔文主义紧密结合，变成基督教生活一个完整的理论和实践。殖民初期，英国清教徒在弗吉尼亚建立第一个殖民地。随后，大批的英国清教徒涌进新英格兰，清教势力在这里迅速壮大，清教主义也得以广泛传播。
由于原来的背景不同，移民中教派林立，各树一帜，其中最有势力的一支当属加尔文宗。尽管圣公会、震颤派及其他一些教派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加尔文主义。但是他们都承认，人性原本堕落，必须接受神明的恩典，这正是加尔文主义的核心。因此，加尔文主义在美国生长拥有广阔的土壤。不过，清教主义并不严格恪守加尔文主义的神学思想，而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加以修正，至少有两方面的明显特征：（1）拒绝上帝审判的武断和极端，将加尔文主义的绝对上帝变成可理解的，纳入理性的普遍秩序，从技艺和契约的角度解释上帝的恩典。（2）强调教会社会的互约（Church Social Covenant），模糊并削弱“恩典之约”与个体遴选的界限。清教主义的这两个特征最清楚地表现在它的“互约论”上。
互约论的哲学基础是剑桥柏拉图主义，尤其受益于彼得?拉谟斯（Petrus Ramus）。拉谟斯哲学于1580年由威廉?坦普尔爵士（Sir William Temple）引进剑桥大学，并促成剑桥柏拉图主义的兴起，后来成为公理宗护教士的理论基础。剑桥清教徒的一些哲学著作介绍了拉谟斯的思想，后传入新英格兰，当作哲学教材。托马斯?胡克（Thomas Hooker）曾在剑桥研究拉谟斯哲学，后来移民美国，成为新英格兰的清教领袖，直接影响美国公理会的学说。拉谟斯摈弃了中世纪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证明逻辑，将柏拉图的辩证法系统化，奉为创造和发明自然的技艺，其实质属于上帝。这种理论比较符合商业社会的运作概念，因而得到中产阶级和商界的普遍欢迎。但是，新英格兰清教徒的理想既非单纯的商业冒险，亦非神圣的圣徒王国，而是“柏拉图唯心主义与美国商业繁荣的混合物”。于是，“上帝的‘选择’与‘眷顾’成为独立王国的约束和意识形态”。Herbert W.Schneider， A History of American Philosophy， 2nd e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3， p.7.
恩典之约是以牺牲宗教个人主义为代价的：既然自然法则归于神的秩序，社会义务归于神的命令，那么，个体教徒必须将自己归属于某个宗教社团，个体的救赎只有通过教会才可能实现。结果导致个体与教会的冲突日益加剧。其实，这种冲突背后隐藏着更深的社会宗教矛盾。首先，随着社会生活世俗化，在人们心目中，事业的地位渐渐高于灵性的生活，教会的清规戒律却束缚着个人事业的发展。其次，教会规定的释罪方式尽管赋予神以理性的理解，但逐渐理论化、凝固化和外在化，远离人的内心体验，远离人的灵性生活，个人几乎丧失自身的宗教感觉。在清教徒中，最清楚地意识到这些矛盾的是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他将洛克的经验主义与欧洲的虔信主义结合起来，为美国的“大觉醒”运动提供理论依据，重新恢复了宗教个人主义倾向。
二、 启蒙运动
美国启蒙运动思想主要受英法两国革命的影响，洛克、休谟以及法国百科全书派的著作在美国广泛流行，自由、平等、博爱成为知识分子追求的理想，等同于一种新的人文主义精神。自然，这个运动不能完全独立于宗教。如果说，英国辉格党取得光荣革命的胜利是英国清教运动的继续和顶峰，那么，美国的启蒙运动则是将新英格兰清教主义世俗化的结果。这种转化不是由教士进行的，而是依靠那些出类拔萃的政治家，诸如赛米尔?亚当斯、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杰斐逊、詹姆斯?麦迪森等人。他们著书立说，摇旗呐喊，为一个新兴国家的诞生寻求理论的准备。
不过，启蒙运动对美国基督教的贡献，倒不是因为它鼓吹某一宗教派的教义或原则，而是因为它倡导宗教自由，从法律上为各派宗教的发展开拓空间。如美国1791年颁布的《人权法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法律确立某一宗教或禁止信仰自由；不得剥夺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不得剥夺人民和平集会以及向政府请愿的权利。”参见《世界人权约法总览》，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5页。政府对于宗教事务始终保持中立态度，决不允许因公民是否信教，或信哪派宗教而侵害他们的权利。正如杰斐逊所说，“唯独自由讨论”才能保证宗教的纯洁和人的尊严。同样，一切世俗的活动，譬如科学探索和政治追求，也不应受到政府或教会的干预，否则，它们将失去内在活力和原创精神。
不难看出，宗教自由是以市民社会与宗教事务的分离为基础的。随着世俗的政治道德基础逐渐建立，宗教个人主义蓬勃发展，政教分离原则才逐步为世人所认同，并成为国家立法的基本原则。美国启蒙领袖清楚地看到，要使美国免除欧洲宗教界长期遭受的灾难和痛苦，政教分离是必须坚持的原则。在他们看来，政府的立法权只能触及伤害他人的行为，并不允许进入信仰领域。正如帕多夫（Saul K.Padover）所说：“政教分离是自由和幸福必不可少的条件。”K.P.Padover， Thomas Jefferson and the Foundations of American Freedom， New York： Van Nostrand Regional Offices， 1965， p.71.
启蒙思想家威廉?钱宁认为，政治、宗教以及伦理学的原则是统一的，是完善人性。只有理解了人，才知道如何发展人的潜能，按照神谕管理世界。真正的仁爱应是博爱，向社会广泛传播，上帝的作用是帮助人逐步自我完善，这是一个道德升华过程。人的再生同时意味着社会再生，与社会进步是同一的。社会成为上帝恩赐的通道，不再局限于特殊的教会。道德的升华主要依靠宗教，因为人性的变化是人灵魂的净化，社会的外部变革对此无能为力。况且，“腐化的制度为同样腐化（假如不是更加腐化的话）的制度所替代，基本的原则依然在个人和民族的内心生长。根治腐化的唯一方法是道德变化，只有基督教及伴随它的神圣力量，才最为适当”。W.H.Channing， Memoir of William Ellery Channing， Boston， 1848， Ⅱ， p.249.钱宁的这种博爱主义对人的道德和人性充满希望，正体现了启蒙运动的精神。
三、 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哲学是“美国对哲学世界的一个原创性贡献”。J.P.Diggins， The Promise of Pragmatis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p.2.它的生长一方面扎根于美国本土文化，尤其是上面所说的清教主义和启蒙运动，另一方面则继承欧洲的哲学传统，反思其局限，试图破除自笛卡尔以来一直统治西方哲学领域的二元哲学。“实用主义”（Pragmatism）一词源于希腊语，意思是“行为”（deed）或“行动”（action）。按照一般理解，实用主义指美国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哲学运动，主要以皮尔斯、詹姆斯、杜威等人为代表，主张观念唯独与它们所产生的实践效果相联系才有意义。人们将这个时期的实用主义称作“古典实用主义”。20世纪下半叶，美国出现实用主义的复兴运动，更加强调哲学的人文特点，以反对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这种实用主义叫做“新实用主义”。参见J.P.Diggins， The Promise of Pragmatism。
实用主义，尤其古典实用主义，对美国基督教的复兴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美国宗教文化的一个重要基础。实用主义从诞生之日起，便表现出深切的宗教关怀。这不仅因为实用主义已经渗入美国宗教文化，潜移默化地改变人的观念。而且因为实用主义直接阐发了一种宗教哲学，分析和揭示了宗教的特点，从理论上为美国宗教提供了依据。威廉?詹姆斯在其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詹姆斯一生关注宗教问题，他的生活及学术都渗透着深刻的宗教关怀。其基本问题是，科学时代的宗教如何可能。他对宗教的本质和内涵进行了认真的思考，试图从彻底经验主义道路出发，重塑宗教信仰。
实用主义的自然主义已经远离了传统宗教。从这个角度看，它的确与宗教的世俗化具有同一方向。不过，实用主义的自然主义并没有否定或放弃宗教，也不打算腐蚀或削弱宗教。恰恰相反，实用主义从初创时起，其真正意图就是重建宗教，拯救信仰。它所以与传统宗教不同，只不过是在自己的自然主义范围内采取了一种新的认信形式。也就是说，实用主义理解的宗教和神学与它的自然主义并不冲突。在实用主义这里，宗教信仰围绕着有限与超越的张力展开，实际上已经从超自然领域转移到自然领域，从来世转移到现世。宗教和神学与人们活生生的经验联系在一起，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生活方式。
实用主义是美国宗教文化的主流，在塑造美国基督教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实用主义的自然主义并不意味着宗教的世俗化或宗教的终结，而是为了促进世俗化的宗教，这种意义的宗教和神学显然与传统大相径庭。更确切地说，实用主义为美国世俗化的宗教提供了理论基础。
第二节美国基督教的基本特征
从美国思想文化史的清教主义、启蒙运动和实用主义三思潮，可以窥见美国基督教成形和演变的一般趋势。至少有以下几个特点为人们所公认：
一、 宗教私人化
美国的政治家历来都在说，美国宗教是个人的宗教而不是国家的宗教。17世纪以后，强调个人宗教体验和个人良心的呼声越来越高，大有用个体取代教会的趋势。杰斐逊曾说：“我自己就是一个教派。”潘恩也说过：“我的心灵就是我的教堂。”宗教似乎成了个人的私事。到19世纪，宗教团体甚至“必须竞争消费市场，其兴衰完全取决于个人宗教口味的变化”。R.N.Bellah， Habits of the Heart， California：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233.
应该指出，进入私人领域的宗教与传统的宗教相距甚远。在传统宗教里，上帝居于超验的世界，充满了神秘、魔魅和奇迹，信徒必须通过教会的典仪与神发生联系。于是，教会制度异常重要，成为连接天与地的脐带，成为维系个人生存意义和社会价值系统的支柱。因此，“各种宗教机构一直作为社会的垄断者而存在，就是说，它们垄断着为个人和集体生活所做的终极论证。确切地说，宗教制度实际上就是种种制度本身，是调节思想和行动的力量。被宗教制度解说的世界曾经就是世界本身，它不只靠世俗的社会力量及其社会控制工具来维持，基本上是靠那个社会的成员们的‘共同常识’来维持”。[美]彼得?贝格尔：《神圣的帷幕》，高师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0页。然而，当宗教进入日常生活的私人领域，便以“特有的现代形式表现出来，即表现为一个未受强制的当事人自愿采用的一种正当的结合方式”。其基本特征是“个体化”。“这意味着，私人宗教是个人或核心家庭的‘选择’或‘爱好’问题，事实上缺乏共同的、有约束力的性质。这种私人宗教对接受它的个人来说无论多么‘实在’，却不再可能完成传统宗教的任务，即建造共同的世界，使一切社会生活都获得终极意义，约束每一个成员。”[美]彼得?贝格尔：《神圣的帷幕》，高师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8页。
宗教在私人领域找到伦理基础，逐步地此岸化，其结果是宗教统一体解散，传统宗教制度慢慢消融。人们的信仰形式发生变化，私人决断在认信过程中起决定作用。与此相应，人们理解上帝和谈论上帝的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改变。难怪施勒贝克斯从传统神学的立场上抱怨：“我们今天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意识到一个事实，即我们没有真正的上帝概念，人们可以提供的每一种上帝概念，其实都是无上帝的（godless）。因为它们都否定了上帝的超越性。其结果是上帝的概念岌岌可危，很可能成为空洞的，即抽象的虚无。”E.Schillebeeckx， God the Future of Man， New York： Sheed & Ward， Inc.， 1968， p.70.不管施勒贝克斯的看法是否正确，他的抱怨至少肯定了一个事实，即私人宗教的信仰形式与传统宗教显然不同。
二、 宗教多元化
美国宪法为宗教多元化提供法律保障，美国种族及教宗的多异性则使宗教多元化成为必然。这不仅因为最初的殖民者来自不同的宗教传统，而且，因为新兴宗教层出不穷。宗教个人主义强化了多元化的趋势：既然人们遵循自己的良心，体验自己的上帝，多样性当然是不言而喻的。新基督教右翼与当代美国政治第一章美国世俗化的宗教及其历史演变各种宗教，无论大小，不管新老，其价值都是相同的、平等的，彼此宽容，和平共处。也许，这正体现了美国人“基于多的一”（epluribus unum）的座右铭。单就基督教而言，现在恐怕只有“上帝”一词是大多数信徒彼此认同的依据了，假如进一步追究“上帝”意味着什么，其间的派别和阵营便清晰可见。正如威尔?赫伯格（Will Herberg）所说，“在美国，宗教多元主义不纯粹是一个历史的和政治的事实。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它是事物的初始条件，美国生活方式的本质，因此，其本身就是宗教信仰的一个方面。换句话说，美国人相信，宗教团体的多元化是正当的、合法的情形”。W.Herberg， Protestant， Catholic， Jew， rev. ed.，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1960， p.85.宗教多元化已经成为美国民主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
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宗教历史的分水岭。从那时起，美国宗教发生的最大变化是宗教多元化的发展，新教失去了自殖民地时期以来的主导地位，它与罗马天主教和犹太教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目前，美国共有250多个不同的宗教派别，222万多个地方性教会团体。新教（福音教派、新教主流派、黑人新教）、罗马天主教和犹太教是美国最主要的三大教派。新教徒最多，约有7200万人，几乎占基督教会员的58%，主要分布在美国南部和中西部。罗马天主教约有6000万信徒，大多是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和波兰人后裔，主要集中在美国东部大城市，在美国教育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犹太教约有550万信徒，多是东欧和俄国的犹太移民后裔。黄也平：《今日美国全书》，中国城市出版社1997年版，第847—848页。除以上三大教派外，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重要宗教在美国都有信徒。
三、 宗教现代化
现代社会的急剧变化，科学技术的空前发展，世俗世界观的广泛流行，给宗教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危机，美国基督教主题的历史演变亦表现出显著特点。与欧洲新教改革相比，北美的新教徒最初相当保守，将近一二百年的时间，他们的宗教思想始终围绕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救赎”意味着解脱，洗刷罪恶，不再因原罪而触怒上帝。教徒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与上帝建立友好关系，以逃避炼狱之火，争取来世升入天堂。然而，随着新世界的科学技术蓬勃发展，人与自然形成新的关系；美国的政治经济地位逐渐稳固和提高，国际间的贸易往来和政治交往日益频繁；国内一系列思想文化运动相继发生。在这种环境的刺激下，美国基督教的视点开始偏离耶稣基督，渐渐转向世俗文化和科技前景的终极蕴涵。宗教的现代化并未彻底改变宗教的唯心论本质，现实社会中腐蚀宗教的两大因素——科学与教育的发展，使美国宗教危机的总趋势始终不会改变。美国教会人士在新形势下对传统神学、组织结构、圣礼以及活动宗旨与方式、教际关系进行改革，抛弃某些陈腐立场，甚至提出一些进步纲领，这些“现代化”的措施，暂时消除了部分危机，同时为社会进步提供了文化动力。
这当然不是说，耶稣基督已经离开人们的视线，相反，热情的基督徒（尤其是福音派）对他仍然抱有虔诚的信仰和浓厚的兴趣。而是说，“从整体上看，美国今天的宗教思想并不以基督为中心”。D.L.Carmody， The Republic of Many Mansions， New York： Paragon House， 1990， p.7.而且，只要人类的未知领域、人类暂时不能克服的现实危机或苦难继续存在，人类就仍然需要上帝的精神慰藉。特别是在美国这样一个高度发展的工业化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益疏远，提倡“让世界充满爱’的教会将长期成为安定国家、凝聚社会向心力的强大纽带。上帝文化与现代科技的融合，是当代宗教适应现实最重要的途径之一。狄克等人也指出：“按照定义，社会现代化并不意味着个人宗教热情的丧失。美国，这个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国家，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证明这个事实。”G.Dekker et. al. ed.， Rethinking Secularization，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7， p.2.
四、 世俗化的宗教
假如用一个词来概括美国基督教的特征，最恰当的恐怕莫过于“世俗化”（secularization）。的确有人用“世俗化”概括美国基督教的特征，威尔?赫伯格曾经指出，美国基督教的兴起始终伴随着世俗化过程。他认为：“在美国环境的影响下，历史上的犹太信仰和基督教信仰世俗化，意思是说，作为部分被整合到美国生活方式所规定的更大的整体中。基督教和犹太信仰所以倍受珍视，乃因为它们有助于实现美国人期望共享的理想和标准。凡涉及一切美国人信仰以及官方宗教谈论的上帝，主要都是为了支持和巩固他们信仰的最高价值，这种信仰凝聚在美国生活方式中。宗教的世俗化恐怕已经无以复加。”W.Herberg， Protestant， Catholic， Jew， rev. ed.，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1960， pp.82—83.因此，出现了一种奇怪现象，即所谓“世俗化的宗教”（secularized reli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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