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两次获得普利策奖的著名历史学家芭芭拉·W. 塔奇曼这次将视线投向自己的国家。塔奇曼以独特的方式精彩地分析了美国革命，将战争置于英国跟法国和荷兰长达数百年的纷争中，展示了为什么这两个国家的救助使得美国独立革命的胜利成为可能。她以崭新的笔触揭示了交战方海军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为乔治·华盛顿将军绘制了一幅精彩的肖像，并通过引人入胜的细节重新描绘了至为关键的约克敦战役。《第yi声礼炮》是部引人入胜的历史著作，生动描写了那些曾经帮助缔造美国的人物和事件。塔奇曼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呈现了动人的细节和宏大的理论，笔触华丽、挥洒。

　　巴巴拉·W·塔奇曼在这部作品中从一个全新的视角书写了美国革命，她的笔下不只有华盛顿和那些浴血奋战的士兵们，还有英军将领罗德尼的挫败与颓丧，法、荷两国出于各自复杂的原因所给予的援助。用乔治·华盛顿的话说，美国“似乎是上苍专门为了展示人类的伟大和幸福而设的”；不过，人类并不如自己所赞颂的那样稳步迈向自由，在真理与无尽的谬误之间，理性所受到的束缚仿佛才是永恒的。

　　说明
　　在本书的叙述中，有许多疑难及不一致的地方：第一处是有关加勒比海向风群岛及背风群岛（Windward and Leeward islands）的旅行，各种西印度群岛地图及现有材料对这两个群岛的位置和标示都不一致。国家地理学会（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绘图部对这种混乱提供了一种解释：在西印度群岛岛链中部，两处群岛“有少量重叠”。根据国家地理学会的说法，多米尼加岛（Dominica）及岛链延至马提尼克岛（Martinique）以北的部分属于背风群岛，而多米尼加岛以南包括巴巴多斯岛（Barbados）和多巴哥岛（Tobago）的部分则属于向风群岛。我把这个问题搁置了，由此引发的争执将不可避免，而我知道确定的知识是多么难寻。
　　第二个问题是，一支海军舰队或舰队中的特定舰只数目常常变化不定。正如我在第233 页脚注中指出的，计数会受到不同海上可见度的影响，还取决于快速帆船和商船是否被计入战舰，以及完成计数后，舰队中是否又有些舰船离开或者加入。
　　18世纪末某种外国货币之价值，或其相对于某种比较知名的货币或当时我们自己货币的价值，自然是所有历史研究中无法避免的问题。这里我最好引用我在有关14世纪的作品《远方之镜》（A Distant Mirror）前言中所说的，由于货币价值及其相对比价一直变化不定，很难确定某一特定时期货币的价值，因此我建议读者不必为这个问题烦心，只要简单地把某个数量的货币想象为一定数量的钱即可。
　　最后，还有不同专家之间的说法不一致的问题。例如17世纪英荷战争中有个著名的事件：有个荷兰海军将领曾经把扫帚系在桅杆上逆泰晤士河而上。关于这个将领的身份，有不同说法。英国历史学家温菲尔德-斯特拉特福德（Wingfield-Stratford）认为此人为特龙普（Tromp），而荷兰历史学家西蒙·沙玛（Simon Schama）教授则认为此人为勒伊特（de Ruyter）。
　　还有关于英王乔治二世为罗德尼上将之教父的说法。罗德尼的传记作者戴维·汉内（David Hannay）主张此说，但另一位传记作者戴维·斯平尼（David Spinney）则称此为“无稽之谈”。
　　此外，关于1747年菲尼斯特雷之战（the battle or battles of Finisterre）也众说纷纭。海军历史学家查尔斯·李·刘易斯（Charles Lee Lewis）对待这个问题的方式简单粗暴，直斥其他说法“均不正确”（大意如此！）。历史学家们对此事说法不一，主要是因为菲尼斯特雷先后有间隔很近的数起战斗，而且有两个叫菲尼斯特雷的地方，一个在法国，另一个则真正位于欧洲大陆的尽头—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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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巴拉·W·塔奇曼（Barbara W. Tuchman），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作家，1936和1972年凭《八月炮火》与《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两度获得普利策奖。她偏爱以文学的方式书写历史，她的文字充满戏剧性和画面感，在充分发掘史料的前提下伴随着意味深长的议论和反思。其作品深受大众读者和费正清等历史学家的推崇。
　　奥利弗·B·波拉克曾这样写道：“作为历史学家，塔奇曼不是在为其他历史学家们而写作；在她的著作里，字里行间，千百万大众读者通过她的文字感受到了历史的精彩之处。”

说　明
第一章　“在这里，美利坚合众国的主权第一次得到承认”
第二章　金　岩
第三章　“海上乞丐”—荷兰崛起
第四章　“世上最疯狂的想法”—建立一支美国海军
第五章　海盗— “巴尔的摩英雄”号
第六章　荷兰人和英国人：另外一场战争
第七章　罗德尼上将登场
第八章　法国介入
第九章　革命的低潮
第十章　“一场成功的战斗可以让我们赢得美洲”
第十一章　危急时刻
第十二章　最后的机会—约克镇战役
尾　声
致　谢
参考文献
注 释
索　引

　　第一章
　　“在这里，美利坚合众国的主权第一次得到承认”
　　1776年11月16日，在西印度群岛碧绿的洋面上突然浮现一团团白色烟雾，接着，从圣尤斯特歇斯（St.Eustatius）这座小小的荷属小岛一个不起眼的要塞上传来了轰隆隆的炮声。圣尤斯特歇斯奥伦治要塞（Fort Orange）的这几声炮响，是对美国战船“安德鲁·多利亚”号（Andrew Doria）在进入外国港口时循惯例发出礼炮的回应；当时这艘船桅杆上正挂着美国大陆会议规定的红白相间的条形旗。这来自圣尤斯特歇斯岛的应答礼炮声尽管很微弱，却首次正式宣告了那个世纪最为重大的事件，即一个注定要改变历史进程的、新的大西洋国家（state）已经跻身于国家（nation）的行列。
　　众所周知，美国革命自一开始就对欧洲社会的政府性质产生了实质性影响。马姆斯伯里伯爵（Earl of Malmesbury）詹姆斯·哈里斯（James Harris）曾回忆说，在美国叛乱发生伊始，“荷兰大部分民众的心态就都发生了不同寻常的改变”。圣尤斯特歇斯属于荷兰，而这位伯爵在美国革命取得胜利后曾在荷兰海牙任英国大使多年。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对荷兰执政（Stadtholder，尼德兰元首及奥伦治亲王）的权威的疑虑正在增加……实际上，当美洲的英国殖民者的叛乱取得成功的时候，所有的权威都受到了打击。”这位英国大使正在见证的是—假如还不是事实的话，至少在观念上已是如此—权力原来是贵族和君主行使的专制特权，现在正转变为根植于宪法和人民代表的权力。这种转变发生在1767年到1797年，这恰与他自己的职业生涯相重叠。他认为这段时期“是欧洲历史上的多事之秋”。圣尤斯特歇斯总督约翰尼斯·德·赫拉夫（Johannes de Graaff）自作主张，决定对美国战船“安德鲁·多利亚”号发出的礼炮做出回应，这是背叛英国的殖民地发布《独立宣言》以来，外国首次对美国国旗和美国的独立国地位予以承认。荷兰这次率先承认，也许就此事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不过正如其他争论者所辩解的，我们不妨说是美国总统把奥伦治要塞的礼炮确认为开天辟地之举。1939年，时任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给圣尤斯特歇斯赠送了亲笔签名的牌匾，上面写着：“纪念1776年11月16日由此要塞向美国国旗发出的礼炮，此举系根据时任圣尤斯特歇斯总督约翰尼斯·德·赫拉夫之命做出，是对美国战船‘安德鲁·多利亚’号发出的代表国家的礼炮的回应……由此，表明了美利坚合众国的主权首次得到一位外国官员的正式承认。”就这样，赫拉夫在美国的史册中永远占有了一席之地，尽管此事并不广为人知。
　　“安德鲁·多利亚”号—这场历史剧的主角—并不寻常，它在历史上声名卓著。1775年10月13日，大陆会议通过法案创建了大陆海军，而这艘船正是最初征用的四艘船只之一。这些船均由商船改造而成。此后不久，这艘战船就参加了首次战斗。此船系小型双桅帆船，前桅为横桅，主桅为纵桅，经过改造，可以为新创建的美国海军执行战斗任务。根据大陆会议的指令，这艘船在10月23日驶离靠近费城的新泽西海滨城镇格洛斯特（Gloucestor），准备驶往圣尤斯特歇斯装运军事物资，并将《独立宣言》的一份副本递交给赫拉夫总督。这种船帆的面积有限，只能借助西风带航行，因此这艘船只用了三个星期多一点儿的时间乘风破浪，于11月16日就抵达目的地，这个成就可谓不同寻常。当时从北美到欧洲的往返航行时间因船的类型不同而差异很大，通常吨位较大的战船要比装有大炮的护卫舰（frigate）及商船要花更多的时间。此外也受制于风向，有时风向飘忽不定，会从吹向东方的盛行西风带转为方向相反的东风。在美国革命时期，向东驶向欧洲的航行被称为“顺行”（downhill），通常需要三周到一个月的时间，而向西驶向美国的航行被称为“逆行”（uphill），要逆着风和湾流航行，航程大约需要三个月。
　　如果没有后面发生的事，圣尤斯特歇斯岛的礼炮之举本无足轻重。这位总督违抗本国政府的指令，有意鼓励荷兰人与北美殖民地从事军用物资方面的贸易，并答应会继续从圣尤斯特歇斯岛运送物资。这对拯救美国革命至关重要，因为革命力量在初期势单力薄，军火严重匮乏。乔治·华盛顿曾写到，在战争第一年时，整个美国军营里“每个人平均还分不到9发子弹”。到了10月份，这些殖民地展开武力对抗已经半年了，华盛顿在给他兄弟的信中写道：“我们几乎每天都要饱受炮击之苦，却由于弹药匮乏无法进行任何还击，因为我们要把有限的弹药留在比大炮射程更近的近距离搏杀时，等到那些英国老爷们胆敢从掩体中走出来的时候用。”在1775年6月邦克山（Bunker Hill）的那场恶战中，美军的弹药已经快要耗尽了，士兵们只能用滑膛枪的枪托与英军肉搏。由于英国一直担心美洲殖民地可能会揭竿而起，有意让殖民地依靠母国英国提供军用物资，所以殖民地本身没有任何制造武器或者弹药的能力，也缺乏硝酸钾这样的原材料，以及制造军火所需的技术和设备。从欧洲经由西印度群岛转运的弹药就成了唯一的军火来源。荷兰为中立国，而且荷兰人生性喜好贸易，又经常从事远洋航行，这样荷兰就成了主要供应商，而圣尤斯特歇斯岛居于与殖民地秘密贸易的要冲，自然成了各国货物汇集的仓库。英国人想方设法阻止这种运输，有时会追逐运输船只一直到圣尤斯特歇斯港，然而荷兰船员对当地的风向和潮汐等情况知之甚详，总是能够成功摆脱追逐者，毫不屈服地继续航行下去。英国人变得恼火起来，抗议说殖民地那些“背信弃义的反叛者”不应当受到任何来自其友邦的“援助和给养”—詹姆斯·哈里斯爵士的前任、被约翰·亚当斯形容为“趾高气扬”的英国公使约瑟夫·约克爵士（Sir Joseph Yorke）用傲慢的语言传达了英国的愤怒。约瑟夫爵士系大法官［第一代哈德威克伯爵菲利普（Philip，first Earl Hardwicker）］之子，在海牙外交界可是位不可一世的大人物。根据曾经拜访过他的英国威廉·拉克索尔爵士（Sir William Wraxall）的描述，此人“殷勤好客又慷慨大方”，但给人的印象更多的是傲气而非热情，因为其举止“刻板而拘泥于礼数”，而这种风范显然很投执政奥伦治亲王的胃口。拉克索尔爵士曾说，亲王对他“怀有一种子女对父母那样的崇敬”。然而，大使的风度对那些从事商船运输的商人影响很有限。这些商人更关注生意，而非外交上的繁文缛节。
　　英国的纽约副总督（Lieutenant-Governor）卡德瓦拉德·科尔登（Cadwallader Colden）曾在1774年11月警告伦敦说：“此地与荷兰之间的违禁品贸易已经达到空前的规模……必须对走私者采取行动，但是这并不容易，因为来自荷兰或者圣尤斯特歇斯岛的船只并不直接停靠本港口，而是进入我们的海岸线及河流上的无数港湾和溪流，把违禁品装上更小的船运走。”
　　与约克爵士有联系的线人很多，他们向他透露了这些违禁品是怎样被转运出去的。他发现有位非常活跃的运货商，名叫艾萨克·范达姆（Isaac Van Dam），是个住在圣尤斯特歇斯岛的荷兰人。他充当美国人的中间人，将大量货物和钱款发往法国，用来购买那些经由圣尤斯特歇斯岛转运到美国的军火。对一个英国使节来说，看着违禁物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大行其道，这无疑让他饱受痛苦。“我们那自诩的海上帝国已经无足轻重了，”约瑟夫·约克公爵哀叹道，“我们也许会罚没一些贝类，然而我们的邻居会享用到牡蛎。”
　　英国被这种走私贸易激怒了，于1774年宣布，向殖民地出口“战争物资”系违法行为，并表示，英国作为交战国，有权对货船物资搜查并罚没。英国接着对荷兰政府发出威胁，要求禁止荷兰臣民运送军用物资。与一个世纪以前相比，那时的情况已经迥然不同了。一个世纪以前，荷兰和英国为了争夺海上霸权进行了一系列对抗。据传，荷兰的海军上将勒伊特曾经溯泰晤士河而上，长驱直入，一直打到了敌国首都的大门口。他将一把扫帚钉在桅杆上，表明自己决心要把英国人从英吉利海峡中彻底清扫干净。由于这个愿望未能实现，他开始肆意焚烧英国船只，并将英国皇家海军的主力舰“皇家查尔斯”号（Royal Charles）拖走。这个不幸的事件让曾任海军部秘书的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痛苦万分。他在1667年6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我感觉非常沮丧，头脑中满是这个不幸的消息……因为荷兰人砸断了锁链，烧毁了我们的船，尤其是‘皇家查尔斯’号，实际上我担心的是整个帝国正在解体。”泰晤士河上船只燃起的熊熊大火在伦敦清晰可见。然而在整个17世纪，英荷战争并未分出胜负，两国都得出这样的结论：争夺霸权得不偿失，加上两国当时又都忙于应付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入侵，因此一致对敌要比互相厮杀更符合共同利益。1678年，英国和荷兰 通过缔结一系列条约结成共同防御联盟，规定双方的任何一方受到第三方入侵时，对方均有义务提供援军或其他帮助。在这种关系维持了近百年后，英国对荷兰非常不满，因为荷兰非但没有根据从前的条约规定，提供英国人要求的6000人援军，反而帮助美国军队充实他们的弹药库，使得革命得以持续下去。
　　在18世纪70年代，英国有100艘战列舰（指配有60门以上火炮的战舰），而荷兰同等规模的战舰只有11艘。荷兰政府很明白，自己的海军力量比英国弱，因此只能满足英国的要求，停止向殖民地提供战争物资。1775年3月，荷兰统治者向其臣民宣布，半年之内禁止向殖民地出口违禁物（武器弹药）、海军备用物资（供修理用的木材、帆用绳索以及所有维持舰船正常功能的材料）甚至衣物。对违禁者没收货物并处以巨额罚款，如无法缴清罚款，则处没收船只。到了8月，禁运又从半年延长为一年，在这之后的两年里又经过两次延期。运送这些物资本来获利极大，这不可接受的禁令让商人阶层非常恼火，他们照样我行我素。结果自然是走私更加猖獗，以至于约瑟夫·约克爵士接到指示，通知荷兰的立法机构荷兰国会说，英国战舰已经接到命令，今后对圣尤斯特歇斯岛要“提高警惕，不必太客气”。英国开始严密监视，结果连海员们的补给都出现了困难。这在荷兰国内引起了愤慨，于是有人提议去包围约瑟夫·约克爵士的大使官邸以示报复，不过历史记录中并无证据表明，这种不符合外交礼节的做法真的付诸实施了。1776年1月，英王乔治三世下令投入使用更多的战舰，因为“各种情报表明，主要是圣尤斯特歇斯岛—当然也包括其他岛屿—在这个冬天给美国人供应军火”。若不是尤斯特歇斯岛的运输者们始终不屈不挠地违抗禁运令，逃避那些追逐他们的人，美洲叛乱是否会一直持续到那时，恐怕还很难说。从军事上说，这是个非常困难的时期。由于1776年8月的长岛会战（Battle of Long Island），美军已遭受重挫，英军控制了纽约和纽约海岸地区。不过华盛顿至少已将自己的部队安全撤回曼哈顿，在那里仍可以维持新英格兰和南部的联系，而英军的主要战略意图正是要切断这种联系。不久英军进入宾夕法尼亚，并危及费城—召开大陆会议的地方。在1776年圣诞节的时候，大陆会议撤到了巴尔的摩（Baltimore）。1777年9月，威廉·豪爵士（Sir William Howe）率领海陆大军，浩浩荡荡地沿切萨皮克湾（Chesapeake Bay）北上，跨过特拉华河（Delaware），进入并占领了费城—当时美国最大的城市、制造业重镇和商业中心。英军占领费城，这意味着已经封锁了美国的两大港口，切断了货物运输的通道。然而，荷兰人不愿意放弃这桩赚钱的买卖，转而潜入那些小港口和河流入口，继续提供枪支和弹药，使得爱国者们可以继续为独立而战。
　　然而，失去华盛顿要塞（Fort Washington）使得独立事业又一次遭受重创。华盛顿要塞位于哈莱姆高地（Harlem Heights），跟新泽西的李堡（Fort Lee）遥遥相对，失去此要塞意味着失去对哈德孙河的控制，也使河对岸的新泽西门户洞开，很容易遭受英军侵入。这次挫败意味着只有发动一次大的反攻，方能重新夺回失地。但美军已经狼狈不堪，缺衣少药，伤员无人救护，本来就亟须补充兵力，征募的士兵又大多是短期的，这在部队持续减员的情况下无异于雪上加霜。华盛顿顶多能够搜罗到2500人，而其对手豪则有上万人。尽管实力相差悬殊，华盛顿在危急关头总能出奇制胜，化险为夷。就在大陆会议成员们为了保全性命而逃跑的那个圣诞节，华盛顿率领他那支精疲力竭的队伍，再次渡过特拉华河，在特伦顿（Trenton）战役中对黑森雇佣军（Hessian）予以迎头痛击，迫使其投降，俘获1000人。就华盛顿的独立事业而言，此次大捷在鼓舞人心、提振士气方面的作用是无可比拟的。
　　荷兰人民亦表现出类似的大无畏精神。凭借这种精神，荷兰人民对西班牙的统治展开了长达80年的反抗，通过航海建立了一个海外帝国，在17世纪跻身于大国之列。尽管荷兰今非昔比，每况愈下，但对英国人蛮横霸道地规定什么东西可以装运，什么东西不能，以及服从搜查或罚没之类的指令，荷兰人并不买账。
　　在荷兰人向“安德鲁·多利亚”号发射礼炮致意后的5年里，荷兰和英国人之间的敌对情绪达到顶峰，这对美洲殖民地的命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到1776年1月，敌对情绪已经公开化。圣尤斯特歇斯岛临时总督亚伯拉罕·海利格（Abraham Heyliger）措辞严厉地表示，英国人在追逐那些驶向尤斯特歇斯岛的船只时，“为所欲为，已经悍然践踏了所有文明国家的法律”。这番抗议—其措辞比起最初的版本已经有所缓和—并未直接向英国人提出，而是转给了位于阿姆斯特丹，主管与美洲贸易的西印度公司。掌管英国背风群岛基地的海军上将詹姆斯·扬（Admiral James Young）也针锋相对，马上谴责“大不列颠国王陛下那些叛逆的臣民……和……圣尤斯特歇斯岛之间的邪恶勾当”。在那个月晚些时候，英王乔治还命令海军部要“提高警惕”。
　　根据禁运令，向殖民地运送军用物资已属违法，仍能运送要归功于岛府当局的美意，尤其要归功于总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约翰尼斯·德·赫拉夫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个职位，完全是由英国人的另外一次抗议促成的—他们抗议赫拉夫的前任温特总督（Governor De Windt）过于同情美国人的独立事业，在阻止违禁贸易方面不够有力，要求撤换他。温特在1775年去世，荷兰正好任命赫拉夫—已任岛府秘书24年之久—取而代之，这样看起来并非屈从于他国的要求。
　　在向西印度公司申请这个职位的众多候选人中，赫拉夫被视为一个很有实力的竞争者。有的人认为他具备当选的条件，另外的人认为他不具备，甚至有居民抱怨说他的妻子“极为吝啬，她给我们吃三天前的剩饭”。还有更糟的—“你知道她的餐桌布是从哪儿弄的吗？从奥斯纳布吕克（Osnabrück）弄的！你见过哪个体面人用这种桌布吗？更别说有哪个普通人会喜欢这种东西。”尽管当地人对他没有好感，赫拉夫还是得到了任命。他于1729年生于圣尤斯特歇斯的一个富裕家庭，和萨姆·亚当斯（Sam Adams）同一时代。他在荷兰接受教育，又回到圣尤斯特歇斯，跟当时的总督亚伯拉罕·海利格的女儿结了婚，很快升任邻岛圣马丁（St.Maarten）的指挥官，又在圣尤斯特歇斯岛担任执政秘书之后，接手他岳父曾担任过的总督一职。他于1776年9月5日宣誓就职，才任职9个星期便酿成“安德鲁·多利亚”号危机。据说他是岛上最富有的商人和种植园主，占据了岛上私有土地的1/4，拥有300个奴隶，并住在一所豪宅里—这处宅子是50年前由当时最富裕的商人建造的景观房。赫拉夫用与阿姆斯特丹富裕的摄政王们家里一样的锡制器皿、代尔夫特（Delft）出产的陶瓷以及抛光的红木，装饰那些宽敞的房屋的装修风格也与摄政王们家里不相上下。此外，据说他还拥有16艘船，从事欧洲和圣尤斯特歇斯之间的贸易。他在家里的二层楼阳台上，可以看到满载货物的船只进出港口，据说这些货物每年能给他带来3万美元的收入。很多当地居民抱怨说，他还持有大量抵押资产，这可以让很多人听命于他。加之他把很多亲友安插到政府部门任职，因而他完全掌控了圣尤斯特歇斯的五人议会（Council）。议会成员与他属于同一阶层，都是生活优裕的商人和农民，而教议会（the church consistory）的大部分成员亦属于此阶层。他们这个小团体本着自身利益管理政务、司法，这在其他地方也并非罕见。当地人抱怨说总督行事专断，像个独裁者，这也表明赫拉夫并非那种有名无实或不在其位的总督，而是对岛上事务有充分了解和掌控。
　　如果英国人指望他能在港口派驻卫兵查禁走私贸易的话，那么他们的愿望只能落空了。事实证明，他比他的前任更加同情美国的独立事业。停靠在临近的英属岛屿圣基茨（St. Kitts）的“西福德”号（Seaford）指挥官—海军上尉科尔包伊斯（Captain Colpoys）抗议说该港口“无条件向一切美国船只开放”。而驻圣尤斯特歇斯岛的美国代理商、来自马里兰的范比伯则在写给家人的信中说：“我跟国王陛下的总督关系极为融洽……现在每天都有我们的旗帜在路上飘扬……总督每天都表示他热切希望保护这儿跟我们之间的贸易。”雇用了总督的荷属西印度公司不可能对这种态度一无所知。鉴于他们热切地想增加美国贸易的收益，赫拉夫能够得到任命，无疑恰恰是因为这种态度。
　　赫拉夫的领地—小小的圣尤斯特歇斯岛，或当地人常说的斯塔蒂亚（Statia）—有一些显著的特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当局并不非常确定其具体位置。在历史书籍、地图以及18世纪的惯用法中，它总是被列为背风群岛的一部分，然而在当地旅游局出版的一种小册子中，它又被归入向风群岛。对于大多数读者，大约都和我一样对航海是外行，这种奇怪的矛盾似乎无关宏旨，可是在帆船时代这至关重要。“背风”是指顺风的方向，因此通常指朝向陆地的方向，而“向风”则是逆风，指能够充满船帆的风所来的方向，因此跟背风的意思截然相反，这对航海活动有决定性的影响，两者之意正如“里外”一样，截然不同。对于这样一个曾经是加勒比海上最富裕的港口，对美国历史有过举足轻重作用的地方，这种命名的不确定性显得过于随意甚至草率了。如果我们对印刷错误所导致的这类混乱忽略不计的话，目前可以比较明确的是，圣尤斯特歇斯岛与维尔京群岛一样，应归属于小安的列斯群岛（the Lesser Antilles）中的背风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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