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里希·根茨首次驳斥了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遵循同样原则的说法。他从各种角度展示了两大事件产生、发展和结束的根本性差异，证明了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不同目的。根茨用四个衡量标准——合法性的来源、举措的特征、目标的性质、抵抗的程度对作为政治行动和历史事件的两场革命进行研究和评判。
　　根茨不仅批评了法国革命的起源和历史表现，而且批评了其核心政治理念。他认为，天赋和不可让渡的人权宣言、人民主权的概念在美国革命中是浮华的修辞，而在法国革命中是幻觉和错误。法国革命从美国革命中接受了这两种理念，但它们在法国革命中造成了严重谬误、政治灾难和人类苦难。

本书作者弗雷德里希· 根茨是一位德国外交家和政治家，也是一名保守而客观的思想家和观察家。他是美国和法国革命的最早观察者之一，对两场革命进行了细致的对比和分析。此书是已知最早将美法革命从各个层面进行比较，并得出双方在本质上拥有巨大差异的结论的研究，具有极高的思想和史料价值，是后续中外政治思想史和革命史研究的奠基，亦是重要的参考。

　　弗雷德里希·根茨（Friedrich Gentz, 1764—1832）
　　根茨的母系出自流亡普鲁士的法兰西胡格诺派家庭，是普鲁士大臣弗雷德里希?安茨隆（Friedrich Ancillon）的亲戚。根茨辅佐促成了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奥地利外交达成梅特涅亲王（Prince Metternich），是欧洲保守主义的建筑师和外交家，也是美法革命的最早观察者之一，他撰写的论美法革命的长文发表在《柏林历史杂志》（1800年4月和5月）上。根茨本人也是《历史杂志》创始人、编者和杂志卓越理念的唯一贡献者。

引　言（彼得·科斯洛夫斯基）
前　言（约翰·昆西·亚当斯）
比较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起源和原则
编者注释（彼得·科斯洛夫斯基）
索　引
附录一　反对法国革命的斗争（保罗·F.雷夫）
附录二 弗雷德里希·根茨论革命（罗素·柯克）
附录三 弗雷德里希·根茨与亚当斯家族（刘仲敬）

　　比较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起源和原则
　　北美革命的历程最接近法兰西革命。北美革命的亲历者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法国革命的同时代人和见证人。法兰西革命的某些要角曾经在差不多十年前的美洲舞台上大显身手。美国革命事业大获全胜的完美范例势必对法国旧政体的毁灭者产生直接而有力的影响，超过任何更早的欧洲革命先例。引发法国革命的条件，有很大一部分甚至全部源于法兰西对美国革命的大力介入。大多数法国革命奠基者的辞令和举措只能设想为刻意模仿美国革命的进程、计划、举措、形式、甚至一部分语言。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毫不踟躇地将美国革命视为范例，借此论证自己举措的正当性。
　　所有这些原因都在发挥作用，尤其是人人都对美国革命记忆犹新。美国革命的原则仍然四处流传，人人顺耳；欧洲各地民心激荡、一日千里，事先就偏爱所有相似、甚至仅仅表面上相似的事业。因此，某些人显然有兴趣在同样的基础上肤浅地比较两国革命，混为一谈。诱导大部分公众接受根本错误的观点并非难事，在这个大动乱和活跃、激烈、广泛争论的时期，只有极少数天赋卓绝者能够洞察事件的本质，承担艰难的任务，以长期思索和不懈研究为基础，形成判断。或许，只有为数更少的人愿意这样做。两场革命的相似性取信于人，许多有才有识之士大声疾呼并断然宣布，他们喜欢美国革命。因为根据公认的共同依据，“在美国正当的事物，在欧洲不可能不正当。”美国革命最终取得了至高意义上的光荣和辉煌成就，给美国和大多数其他邦国，乃至英格兰本身带来了毋庸置疑的利益。时间和宁静总会给人们带来判断力。美国革命以更大的温和与公正，终于让最激烈的反对者心悦诚服。依靠这种无法抗拒的类比，法兰西类似的期望似乎获得了正当理由。第二种共同依据远比第一种更危险，因为它取材于空洞的遥远未来，以虚幻的希望盅惑很大一部分人类：“在美国造福于公众的事物，早晚且一定会以类似方式造福于法兰西乃至全欧洲的公众。”
　　十年灾难的经验 确实在相当程度上冷却了这种信仰，但还没有彻底消除它。无论如何，甚至动摇、犹疑的人也没有否定法国革命原则，他们用这种原则为自己辩护，以免自己陷于混乱。他们重新评估外在和偶然的条件，这些条件妨害了革命本来可以带来的利益，借口革命尚未充分完成，归咎于其他同样琐屑的潜在因素。他们设想，两场革命起源的正当性都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其中一场革命的后果比另一场更有益，他们就归因于幸运的青睐，无视人谋不臧。总而言之，两场革命的奠基者同样睿智，理所当然同样正直。
　　因此，比较两场革命的基本特征、来龙去脉和首要原则，肯定不是忘恩负义的任务。不过为了给这种比较做准备，简要介绍美国革命起源的特征，并非无益。这种准备确乎理所当然，因为过去十年几乎耗尽了所有注意力和记忆，革命起源和最初进展的特征即使在同时代人的心中都不再清晰醒目。何况这项大业的画卷有许多要点，在发生当时逃过了几乎所有观察者的注意，后来才有深思、老练的眼睛见著知微，充分领会其生动色彩。
　　英属北美殖民地缺乏欧洲智慧设计的正规典章和未来规划，是欧洲短视和不义的更纯粹产物。政治和宗教的不宽容和动乱驱使第一批殖民者背井离乡，这是他们自力更生的唯一理由。他们筚路经营不及二百年，就形成了一个伟大的邦国，为全世界提供了新的政体。那些将他们逐出家园的欧洲人比他们自己更能体会其中的新意。
　　最初的殖民者人微言轻，欧洲对遥远领地的价值极度无知，因而举措乖方。殖民地突飞猛进、出人意料，肇因于是。这时，北美殖民地居民已经是新移民的二三代子孙了。当时，只有金银才能吸引欧洲各邦政府的注意。他们毫不犹豫，让没有发现这些矿藏的遥远领地听天由命。这样的国家没有希望提供收益，不能立刻增加邦国的岁入，没有理由给予扶植或特殊照顾。
　　然而，辽阔、多产、宜居的土地青睐积极进取和不屈不挠的人民，他们在这里迅速繁衍，人口众多，特别富于创造性的精力。他们的政体简朴，符合他们的需要。这些殖民地不受母国重视，几乎完全遭到遗忘，享受深厚的和平安宁。他们度过了短暂的襁褓时期，飞速成长起来，大踏步走向圆满、协调、光辉灿烂的青春期。他们出乎意料的伟大奇迹唤醒了欧洲人，后者突然从轻率、冷漠的麻木状态转向激烈的侵犯。欧洲人不久就看清了真正的新世界。美洲人已经做好充分准备，跟旧世界一决雌雄。不过，美洲同时也是欧洲财富和幸福的无尽源泉。甚至早在本世纪中叶，欧洲所有海上强国都已经发现了要害之处：欧洲海外领地的唯一价值就是为母国的工业开放不断扩大的市场。英国比其他所有国家更有体会，因为其殖民地正好最接近良治的原则。在所有造福人类的事件当中，美洲的发现名列前茅，原因并不在于君临辽阔领地的空洞主权和开发金银矿藏的无益财产权，而是仅仅在于，销售欧洲产品、交换远方产品的便利和利益日益增长。
　　人们一旦开始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这个伟大的真理，母国就竭尽全力将殖民地贸易集中到本国，给本国和殖民地贸易提供最大程度和最为有利的指导。甚至就在本书写作不久之前，他们还认为，实现这一目的，捷径莫过于垄断。他们只要强迫殖民地居民只能从母国购买他们想要的所有欧洲必需品，只能把自己所有的产品卖给母国，就可望确保母国商人的利益。殖民地市场广阔，重要性年年增加。他们设想，只要采取这样的垄断措施，就能在最优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发展殖民地市场。
　　这种体制存在根本性错误，不过他们的错误情有可原。财富性质和来源的真正原理，商业国家的真正利益所在，仅仅在极少数天才的脑海中萌芽，甚至还未成熟，更不用说获得普遍认可了。不仅如此，如果哪个国家为时过早地奉行这些卓越的原理，一方面放弃所有偏见，另一方面断绝所有琐屑的嫉妒，切实有力地确信，一切真正的贸易政策和殖民地贸易最明智的原则必须以自由权利和普遍竞争为基础，它就不可能不为这些原则牺牲自己。它单方面开放自己的殖民地，其他国家却不对它开放自己的市场，那么它的殖民地就有落入其他国家之手的危险。如果商业大国普遍一致地愚蠢，它就没有单独明智的特权。因此，基于垄断的殖民地贸易体系
　　聊胜于无。一个国家如果处在英格兰的地位，即使有幸根据长期的经验和深刻的反思而预见到垄断体制的后果，仍然别无选择。
　　在这些条件下，英格兰政策的最高目的必然是确保自己独占殖民地贸易。垄断贸易体制从殖民地和母国的原有关系中自然产生，对邦国并无困难，因为移民从来不曾获得丝毫支持。殖民地垄断的建立代价不菲，维持更加昂贵。占据殖民地构成了战争的理由。法兰西和英格兰鏖战八年，1763 年签订了《枫丹白露条约》。仅仅为殖民利益，英国国债增加了一亿斯特林（sterling）。加拿大的征服本身不值此数的十分之一。如此靡费，巩固贸易垄断体制才是合理的最终目的。甚至英法战争结束后造成北美独立的不幸分歧，对英格兰是否害多益少，仍然很成问题。法兰西在北美的势力灰飞烟灭，英国殖民地的政治存在由此功德圆满。殖民者的财富
　　和活力仍然飞速增长，早晚会危及他们和母国的联系，他们却自觉安若磐石。这种联系永远维持的可能性变得更加微乎其微。即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这种联系也很难再延续一百年。没有任何邦国统治殖民地的原则比英格兰更自由、更平等，但违反自然的体制束缚了一个伟大民族的成长并将垄断贸易的利益交给远在一千里格（长度单位，一里格约为三英里或三海里）以外的国家，即使最自由的体制也不可能永远这样维持下去。* 不过若非英格兰陷入最可鄙的迷狂，除了垄断贸易之利还要从美洲公共税收谋取另一项眼前利益，垄断体制肯定还能自己维持五十年，解散的方式会比现在更温和，更愉快。
　　难以判断，当时的大臣最初施行这种有害的计划，是出于哪一种隐秘的动机和哪方面的估算。他们最情有可原的理由就是，希望减轻大不列颠居民特别是地主的税负——战争大大加重了这种当时最为不合时宜的负担。北美恰好最缺乏正币，这个国家几乎不可能征收英国人闻所未闻的真正重要税收。如此征税势必遭遇成千种障碍，最终的财政收益总会化为乌有，几乎不可能逃过任何财经行家的明鉴。如果我们留心所有各方面，细心评判大臣的表述和他们后来喜爱的已知观念和美洲事务的全过程，我们几乎不能不相信，人们通常认为，猜忌国会无限主权是最初财政计划的结果，其实倒不如说是这种计划的合理动机。他们暗中担心美国人渐渐厌倦了枷锁，因此误入歧途，想进一步收紧美国人身上的链条。
　　1763年条约刚刚缔结，这种肆无忌惮的事业就迈出了第一步，预示着最不祥的前景。财政大臣乔治?格兰维尔虽然在一切方面都是可敬而优秀的政治家，但他的心灵或是不够伟大，或是有欠灵活，没有面面俱到地考虑新体制，却自认为能强行贯彻。就在当时，他借助各种苛刻的国会法案，尽可能恢复英格兰和殖民地的垄断贸易原则，运用最具压迫性的规章，追查美洲人的走私贸易。由此，众心不悦，民怨鼎沸。他提出的第一项措施就是对法庭纪录、新闻报纸等项目征收印花税。1765年初，国会予以批准。
　　迄今为止，殖民者除了必需的内部管理开支，不纳任何其他税。这些相应的固定费用都微不足道，每个殖民地都有几个代表会议审核开支。万一出现紧急情况，例如最近的战争，殖民地就会召集这些会议，向政府提供非常和自愿的捐献，但国会通过法案征收公共税款，北美一向无此前例。如果国会立法规范贸易，往往会开启一个微不足道的先例或明显的义务，却不会在公共事务中留下丝毫策划的痕迹。策划的目的是，让美洲人立刻为不列颠帝国共同的亟需而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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