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说自己读书经验是少、懒、忘的人，如何从书的空白里读出字来，又如何有“书读完了”的自信，以及读人、读物如同读书呢？读完金克木先生的这本《书读完了》，或许可以明白其中一部分原因。
有这样一个老头
一
读书的时候，一个学哲学的朋友经常到我的宿舍聊天。像任何喜欢书的年轻人一样，我们的话题最后总是到达自己心目中的学术大家。有一次，他信誓旦旦地对我讲，在当代中国，只陈寅恪和钱锺书堪称大家，其余不足论。他讲完后，我小心翼翼地问，这两人后面，可不可以再加上一个呢？他毫不犹豫地说，不可能，中国再也没有这个级别的人物了。然后，我给了他一个老头的小册子，并且告诉他，我认为这个老头也堪称大家。
第二天，这位朋友又到我的宿舍来了。他略显得有些疲惫，但眼睛里却充满了光芒。他兴冲冲地告诉我，他有点认同我的看法了，这个老头或许可以列到他的当代大家名单中。临走，他又从我的书架上抽去了这个老头的几本小册子。等我书架上这老头的书差不多被借完的时候，他也开始了辛苦地从各个渠道收集这老头的书的过程，跟我此前一样。
不用说，这个老头就是这本书的作者金克木。为了看到更多如那位朋友样充满光芒的眼睛，我起意编这样一本书。
二
金克木，祖籍安徽寿县。1912年生于江西，1930年北平求学，1935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馆员，1938年至香港任《立报》国际新闻编辑，1939年到湖南省立桃源女子中学和湖南大学任教。1941年，经友人介绍，金克木到印度加尔各答的中文报纸《印度日报》任编辑，1943年至印度佛教圣地鹿野苑钻研佛学。1946年，金克木回国任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1948年起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1949年之后，金克木的经历跟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没有什么两样。上世纪七十年代以还，金克木陆续重印和出版的著作有《印度文化论集》《比较文化论集》《旧学新知集》《末班车》《探古新痕》《孔乙己外传》《风烛灰》等，译作有《通俗天文学》《三自性论》《伐致呵利三百咏》《印度古诗选》《摩诃婆罗多�6�1初篇》等。金克木的一生值得好好写本传记，肯定好玩和复杂得要命。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奇特老头的几个人生片断。
1936年，金克木和一位女性朋友到南京莫愁湖游玩。因女孩淘气，他们被困在一条单桨的小船上。两人谁也不会划船，船被拨得团团转。那女孩子“嘴角带着笑意，一幅狡黠神气，仿佛说，‘看你怎么办？’”年轻气盛的金克木便专心研究起了划船。经过短时间摸索，他发现，因为小船没有舵，桨是兼舵的，“桨拨水的方向和用力的大小指挥着船尾和船头。明是划水，实是拨船”。在女孩的注视下，金克木应对了人生中一次小小的考验。
1939年，金克木在湖南大学教法文，暑假去昆明拜访罗常培先生。罗常培介绍他去见当时居于昆明乡间，时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见到傅斯年，“霸道”的傅所长送他一本有英文注解的拉丁文《高卢战记》，劝他学习。金克木匆匆学了书后所附的拉丁语法概要，就从头读起来。“一读就放不下了。一句一句啃下去，越来兴趣越大。真是奇妙的语言，奇特的书。”就这样，金克木学会了拉丁文。
上世纪四十年代，金克木在印度结识“汉学”博士戈克雷。其时，戈克雷正在校勘梵本《集论》，就邀请金克木跟他合作。因为原写本残卷的照片字太小、太不清楚，他们就尝试从汉译本和藏译本先还原成梵文。结果，让他们吃惊的“不是汉译和藏译的逐字‘死译’的僵化，而是‘死译’中还有各种本身语言习惯的特点。三种语言一对照，这部词典式的书的拗口句子竟然也明白如话了，不过需要熟悉他们各自的术语和说法的‘密码’罢了”。找到了这把钥匙，两人的校勘工作越来越顺利。
上面三个故事，看起来没有多大的相关性，但如果不拘泥于表面的联系，而把探询的目光深入金克木思考和处理问题的方法，这些不相关的文字或许就会变得异常亲密。简单说，这种方法是“眼前无异路”式的，集全部心力于一处，心无旁骛，解决目前遇到的问题。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金克木把自己解决问题的特殊方法和丰富人生经历结合起来，写出了一篇篇珠玉之文。我们选编这本书的目的，就是把这些珠玉相关联的一些收集起来，看能否穿成一条美丽的项链。在编选过程中，我小心翼翼地克制自己，尽量把选文控制在谈读书的范围内——否则，这个选本将是全集的规模。
三
在一个知识越来越复杂，书出版得越来越多的时代，我们首先关心的当然是读什么书。如果不加拣择，见书就读，那每天以几何数量增长的图书，恐怕会炸掉我们的脑子，还免不了庄子的有涯随无涯之讥。那么，该选择哪些书来读，又如何读懂呢？
“有人记下一条轶事，说，历史学家陈寅恪曾对人说过，他幼年时去见历史学家夏曾佑，那位老人对他说：‘你能读外国书，很好；我只能读中国书，都读完了，没得读了。’他当时很惊讶，以为那位学者老糊涂了。等到自己也老了时，他才觉得那话有点道理：中国古书不过是那几十种，是读得完的。说这故事的人也是个老人，他卖了一个关子，说忘了问究竟是哪几十种。现在这些人都下世了，无从问起了。”可是，光“中国古书”就“浩如烟海”，“怎么能读得完呢？谁敢夸这海口？”夸这海口的，正是嗜好猜谜的金克木——“只就书籍而言，总有些书是绝大部分的书的基础，离了这些书，其他书就无所依附，因为书籍和文化一样总是累积起来的。因此，我想，有些不依附其他而为其他所依附的书应当是少不了的必读书或则说必备的知识基础。”“若为了寻求基础文化知识，有创见能独立的旧书就不多了。”就中国古书而言，不过是《易》《诗》《书》《左传》《礼记》《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等数种；就外国书而言，也不过《圣经》《古兰经》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狄德罗、培根、贝克莱、康德、黑格尔、荷马、但丁、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人的著作。
略微深入接触过上列之书的人都不免生疑，这些“‘太空食品’一样的书，怎么消化？”选在第一辑里的文章，前一部分是金克木勾画的“太空食品”谱系，有了这个谱系，我们可以按图索骥，不必在枝枝杈杈的书上枉费精神。后一部分，则是对这些书的消化之道，体现了金克木自己主张的“生动活泼，篇幅不长”风格，能让人“看懂并发生兴趣”。认真看完这些文章，直接接触原作（即便是抽读或跳读），再配合简略的历史、哲学史、文学史之类，“花费比‘三冬’多一点的时间，也可以就一般人说是‘文史足用’了”。照此方法读下去，不知道我们是不是有幸某天会惊喜地发现——“书读完了”。
可是，古代的书跟我们的时代差距那么大，西方的书跟我们的思维习惯那样不同，印度的书有着各种不可思议的想象，如何拆除这些壁垒，明白作者的弦外之音，从容地进入书的世界，跟那些伟大的写作者共同探讨人心和人生的奥义呢？金克木提供的方法是“福尔摩斯式读书法”与“读书得间”——这是本书第二辑的内容。
四
在金克木看来，要真正读懂一本书，不能用“兢兢业业唯恐作者打手心读法，是把他当作朋友共同谈论的读法，所以也不是以我为主的读法，更不是以对方为资料或为敌人的读法。这种谈论式的读法，和书对话……是很有趣味的”。“一旦‘进入角色’，和作者、译者同步走，尽管路途坎坷，仍会发现其中隐隐有福尔摩斯在侦探什么。要求剖解什么疑难案件，猜谜，辩论，宣判。”这里面有两层意思，一层是要有尚友古人的胸襟和气魄，敢于并且从容地跟作者交朋友（却并不自认能比作者更好地理解他本人）；一层是跟着作者的思路前进，看他对问题的描述或论证能否说服我们。这样做也有两重收获，一是读书时始终兴致昂然，二是读会的书就成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有字的部分有了方法，怎么读那些书间的空白呢？——这或许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古人有个说法叫‘读书得间’，大概是说读出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于无字处看出字来。其实行间的空白还是由字句来的；若没有字，行间空白也没有了。”“古书和今书，空白处总可以找出问题来的。不一定是书错，也许是在书之外，总之，读者要发现问题，要问个为什么，却不是专挑错。”这就是金克木的“得间读书法”。用这个方法读书，可以明白写书者的苦心孤诣和弦外之音，进而言之，说不定还会发现古人著述的秘密。
金克木曾提到佛教文献的一个特点：“大别为二类，一是对外宣传品，一是内部读物。”照此分类，金克木认为，佛教文献里的“经”，大多是为宣传和推广用的，是“对外读物”。“内部读物”首先是“律”，其次是算在“论”里的一些理论专著，另外就是经咒。如此一来，佛教典籍，除了“经”，竟大部分是“对内”的（“经”里还包含很多对内部分）。对内的原因，或是记载了“不足为外人道”的内容，外人最好不要知道；或是满纸术语、公式，讨论的问题外人摸不到头脑，看了也不懂。更深层的原因是，“佛教理论同其他宗教的理论一样，不是尚空谈的，是讲修行的，很多理论与修行实践有关。当然这都是内部学习，不是对外宣传的”。
“不但佛书，其他古书往往也有内外之别。讲给别人听的，自己人内部用的，大有不同。这也许是我的谬论，也许是读古书之一诀窍。古人知而不言，因为大家知道。”在金克木看来，恍兮惚兮的《老子》和思维细密的《公孙龙子》，里面本有非常实在的内容，“不过可能是口传，而记下来的就有骨无肉了”。现在觉得浅显，仿佛什么人都能高谈一番的《论语》，也因为“是传授门人弟子的内部读物，不像是对外宣传品，许多口头讲授的话都省略了；因此，书中意义常不明白”。连公认为历史作品、仿佛人人了解的《史记》，金克木也看出是太史公的“发愤之作”，所谓“传之其人”，就是指不得外传。正因如此，书中的很多问题，“‘预流’的内行心里明白，‘未入流’的外行莫名其妙”。知道了这些古人的行间甚至字间空白，或许书才会缓缓地敞开大门，迎我们到更深远的地方去。
当然，读过了书，如果不能让书活在当下，“日日新，又日新”，那也不过是“两脚书橱”。如何避免这个问题，怎样才能在书和现实的世界里出入无间？这正是本书第三辑的内容——“读书�6�1读人�6�1读物”。
五
金克木写过一篇题为《说通》的小文章，里面说：“中国有两种文化，一个可叫‘长城文化’，一个可叫‘运河文化’。‘长城文化’即隔绝、阻塞的文化。运河通连南北，是‘通’的文化。”对社会，对读书，金先生都反对隔绝、阻塞的长城文化，倡导“通”的运河文化。
金克木出版的单行本中，如《旧学新知集》《探古新痕》《蜗角古今谈》等，书名都蕴含着“古”“今”“新”“旧”的问题。如他自己所说，他的文章，“看来说的都是过去……可是论到文化思想都与现在不无关联”。“所读之书虽出于古而实存于今……所以这里说的古同时是今。”金克木关注的，始终是古代与现在的相通性，且眼光始终朝向未来。对他来说，“所有对‘过去’的解说都出于‘现在’，而且都引向‘未来’”。脱离了对“现在”的反应和对未来的关注，古书不过是轮扁所谓“古人之糟粕”，弃之不足惜的。
只是，在金克木看来，单单读通了书还不行，“物是书，符号也是书，人也是书，有字的和无字的也都是书”，因此需要“读书�6�1读人�6�1读物”。“我读过的书远没有听过的话多，因此我以为我的一点知识还是从听人说话来的多。其实读书也可以说是听古人、外国人、见不到面或见面而听不到他讲课的人的话。反过来，听话也可以说是一种读书。也许这可以叫作‘读人’。”“读人”很难，但“不知言，无以知人也”，“知言”正是“知人”和“知书”的重要一步。最难的是读物，“物比人、比书都难读，它不会说话；不过它很可靠，假古董也是真东西”。“到处有物如书，只是各人读法不同。”读书就是读人，读人就是读物，反过来，读物也是读人，读人也是读书。这种破掉壁垒的读书知世方法，大有古人“万物皆备于我”的气概，较之“生死书丛里”的读书人，境界要雄阔得多。
钱锺书力倡“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意在沟通东西，打通南北，要人能“通”。金克木“读书�6�1读人�6�1读物”的“通”，与钱锺书的东西南北之“通”，是一是二，孰轻孰重，颇值得我们好好思量。毫无疑问的是，有了这个“读书�6�1读人�6�1读物”的通，金克木那些看起来不相联属的人生片断和东鳞西爪的大小文章，就有了一个相通的根蒂。
当然，书是否真的能够读完，书、人和物是不是真的能通，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事，要亲身体味领受才好。能确定的只是，金克木提示了一个进入书的世界的方便法门。
六
临了，要说明一下书中数字、标点的用法和文章的写作年份问题。为尊重原作，我们不对金克木先生与现行规定不一致的数字和标点符号用法强做统一，而是按其习惯照排。文章末尾原有年份的，一仍其旧。部分未标明年份的，编者根据各种资料推定写上，为与原标年份区别，加括号——如（一九八四年）——标明。另有少数年份尚难确定的，阙疑。部分文章在发表之后，结集时金先生另加了“评曰”，或指点文章读法，或又出新意，本书一起收入，以观其妙。
最后，感谢金木婴女士授权此书出版，并应编者之邀写了后记。
黄德海
2005年12月写
2016年10月改写
金克木（1912-2000），祖籍安徽寿县，1912年生于江西。1930年北平求学，1935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员，1938年去香港任《立报》国际新闻编辑，1939年在湖南省立桃源女子中学和湖南大学。1941年至印度加尔各答中文报纸《印度日报》任编辑，1943年于印度佛教圣地鹿野苑钻研佛学。1946年回国，任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1948年起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
著作有《印度文化论集》《比较文化论集》《旧学新知集》《末班车》《探古新痕》《孔乙已外传》《风烛灰》等，译作有《通俗天文学》《三自性论》《伐致呵利三百咏》《印度古诗选》等。
“书读完了”
有人记下一条轶事，说，历史学家陈寅恪曾对人说过，他幼年时去见历史学家夏曾佑，那位老人对他说：“你能读外国书，很好；我只能读中国书，都读完了，没得读了。”他当时很惊讶，以为那位学者老糊涂了。等到自己也老了时，他才觉得那话有点道理：中国古书不过是那几十种，是读得完的。说这故事的人也是个老人，他卖了一个关子，说忘了问究竟是哪几十种。现在这些人都下世了，无从问起了。
中国古书浩如烟海，怎么能读得完呢？谁敢夸这海口？是说胡话还是打哑谜？
我有个毛病是好猜谜，好看侦探小说或推理小说。这都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我却并不讳言。宇宙、社会、人生都是些大谜语，其中有日出不穷的大小案件；如果没有猜谜和破案的兴趣，缺乏好奇心，那就一切索然无味了。下棋也是猜心思，打仗也是破谜语和出谜语。平地盖房子，高山挖矿井，远洋航行，登天观测，难道不都是有一股子猜谜、破案的劲头？科学技术发明创造怎么能说全是出于任务观点、雇佣观点、利害观点？人老了，动弹不得，也记不住新事。不能再猜“宇宙之谜”了，自然而然就会总结自己一生，也就是探索一下自己一生这个谜面的谜底是什么。一个读书人，比如上述的两位史学家，老了会想想自己读过的书，不由自主地会贯串起来，也许会后悔当年不早知道怎样读，也许会高兴究竟明白了这些书是怎么回事。所以我倒相信那条轶事是真的。我很想破一破这个谜，可惜没本领，读过的书太少。
据说二十世纪的科学已不满足于发现事实和分类整理了，总要找寻规律，因此总向理论方面迈进。爱因斯坦在一九○五年和一九一五年放了第一炮，相对论。于是科学，无论其研究对象是自然还是社会，就向哲学靠拢了。哲学也在二十世纪重视认识论，考察认识工具，即思维的逻辑和语言，而逻辑和数学又是拆不开的，于是哲学也向科学靠拢了。语言是思维的表达，关于语言的研究在二十世纪大大发展，牵涉到许多方面，尤其是哲学。索绪尔在一九○六到一九一一年的讲稿中放了第一炮。于是本世纪的前八十年间，科学、哲学、语言学“搅混”到一起，无论对自然或人类社会都仿佛“条条大路通罗马”，共同去探索规律，也就是破谜。大至无限的宇宙，小至基本粒子，全至整个人类社会，分至个人语言心理，越来越是对不能直接用感官觉察到的对象进行探索了。现在还有十几年便到本世纪尽头，看来越分越细和越来越综合的倾向殊途同归，微观宏观相结合，二十一世纪学术思想的桅尖似乎已经在望了。
人的眼界越来越小，同时也越来越大，原子核和银河系仿佛成了一回事。人类对自己的生理和心理的了解也像对生物遗传的认识一样大非昔比了。工具大发展，出现了“电子计算机侵略人文科学”这样的话。上天，入海，思索问题，无论体力脑力都由工具而大大延伸、扩展了。同时，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的相继出现，和前半世纪的相对论一样影响到了几乎是一切知识领域。可以说今天已经是无数、无量的信息蜂拥而来，再不能照从前那样的方式读书和求知识了。人类知识的现在和不久将来的情况同一个世纪以前的情况大不相同了。
因此，我觉得怎样对付这无穷无尽的书籍是个大问题。首先是要解决本世纪以前的已有的古书如何读的问题，然后再总结本世纪，跨入下一世纪。今年进小学的学生，照目前学制算，到下一世纪开始刚好是大学毕业。他们如何求学读书的问题特别严重、紧急。如果到十九世纪末的几千年来的书还压在他们头上，要求一本一本地去大量阅读，那几乎是等于不要求他们读书了。事实正是这样。甚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本世纪的书也不能要求他们一本一本地读了。即使只就一门学科说也差不多是这样。尤其是中国的“五四”以前的古书，决不能要求青年到大学以后才去一本一本地读，而必须在小学和中学时期择要装进他们的记忆力尚强的头脑；只是先交代中国文化的本源，其他由他们自己以后照各人的需要和能力阅读。这样才能使青年在大学时期迅速进入当前和下一世纪的新知识（包括以中外古文献为对象的研究）的探索，而不致被动地接受老师灌输很多太老师的东西，消磨大好青春，然后到工作时期再去进业余学校补习本来应当在小学和中学就可学到的知识。一路耽误下去就会有补不完的课。原有的文化和书籍应当是前进中脚下的车轮而不是背上的包袱。读书应当是乐事而不是苦事。求学不应当总是补课和应考。儿童和青少年的学习应当是在时代洪流的中间和前头主动前进而不应当是跟在后面追。仅仅为了得一技之长，学谋生之术，求建设本领，那只能是学习的一项任务，不能是全部目的。为此，必须想法子先“扫清射界”，对古书要有一个新读法，转苦为乐，把包袱改成垫脚石，由此前进。“学而时习之”本来是“不亦悦乎”的。
文化不是杂乱无章而是有结构、有系统的。过去的书籍也应是有条理的，可以理出一个头绪的。不是说像《七略》和“四部”那样的分类，而是找出其中内容的结构系统，还得比《四库全书提要》和《书目答问》之类大大前进一步。这样向后代传下去就方便了。
本文开始说的那两位老学者为什么说中国古书不过几十种，是读得完的呢？显然他们是看出了古书间的关系，发现了其中的头绪、结构、系统，也可以说是找到了密码本。只就书籍而言，总有些书是绝大部分的书的基础，离了这些书，其他书就无所依附，因为书籍和文化一样总是累积起来的。因此，我想，有些不依附其他而为其他所依附的书应当是少不了的必读书或则说必备的知识基础。举例说，只读过《红楼梦》本书可以说是知道一点《红楼梦》，若只读“红学”著作，不论如何博大精深，说来头头是道，却没有读过《红楼梦》本书，那只能算是知道别人讲的《红楼梦》。读《红楼梦》也不能只读“脂批”，不看本文。所以《红楼梦》就是一切有关它的书的基础。
如果这种看法还有点道理，我们就可以依此类推。举例说，想要了解西方文化，必须有《圣经》（包括《旧约》《新约》）的知识。这是不依傍其他而其他都依傍它的。这是西方无论欧、美的小孩子和大人在不到一百年以前个个人都读过的。没有《圣经》的知识几乎可以说是无法读懂西方公元以后的书，包括反宗教的和不涉及宗教的书，只有一些纯粹科学技术的书可以除外。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书与《圣经》无关，但也只有在《圣经》的对照之下才较易明白。许多古书都是在有了《圣经》以后才整理出来的。因此，《圣经》和古希腊、古罗马的一些基础书是必读书。对于亚洲，第一重要的是《古兰经》。没有《古兰经》的知识就无法透彻理解伊斯兰教世界的书。又例如读西方哲学书，少不了的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狄德罗、培根、贝克莱、康德、黑格尔。不是要读全集，但必须读一点。有这些知识而不知其他，还可以说是知道一点西方哲学；若看了一大堆有关的书而没有读过这些人的任何一部著作，那不能算是学了西方哲学，事实上也读不明白别人的哲学书，无非是道听途说，隔靴搔痒。又比如说西方文学茫无边际，但作为现代人，有几个西方文学家的书是不能不读一点的，那就是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高尔基，再加上一部《堂吉诃德》。这些都是常识了，不学文学也不能不知道。文学作品是无可代替的，非读本书不可，译本也行，决不要满足于故事提要和评论。
若照这样来看中国古书，那就有头绪了。首先是所有写古书的人，或说古代读书人，几乎无人不读的书必须读，不然就不能读懂堆在那上面的无数古书，包括小说、戏曲。那些必读书的作者都是没有前人书可读的，准确些说是他们读的书我们无法知道。这样的书就是：《易》《诗》《书》《春秋左传》《礼记》《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这是从汉代以来的小孩子上学就背诵一大半的，一直背诵到上一世纪末。这十部书若不知道，唐朝的韩愈、宋朝的朱熹、明朝的王守仁（阳明）的书都无法读，连《镜花缘》《红楼梦》《西厢记》《牡丹亭》里许多地方的词句和用意也难于体会。这不是提倡复古、读经。为了扫荡封建残余非反对读经不可，但为了理解封建文化又非读经不可。如果一点不知道“经”是什么，没有见过面，又怎么能理解透鲁迅那么反对读经呢？所谓“读经”是指“死灌”“禁锢”“神化”；照那样，不论读什么书都会变成“读经”的。有分析批判地读书，那是可以化有害为有益的，不至于囫囵吞枣、人云亦云的。
以上是算总账，再下去，分类区别就比较容易了。举例来说，读史书，可先后齐读，最少要读《史记》《资治通鉴》，加上《续资治通鉴》（毕沅等的）、《文献通考》。读文学书总要先读第一部总集《文选》。如不大略读读《文选》，就不知道唐以前文学从屈原《离骚》起是怎么回事，也就看不出以后的发展。
这些书，除《易》《老》和外国哲学书以外，大半是十来岁的孩子所能懂得的，其中不乏故事性和趣味性。枯燥部分可以滑过去。我国古人并不喜欢“抽象思维”，说的道理常很切实，用语也往往有风趣，稍加注解即可阅读原文。一部书通读了，读通了，接下去越来越容易，并不那么可怕。从前的孩子们就是这样读的。主要还是要引起兴趣。孩子有他们的理解方式，不能照大人的方式去理解，特别是不能抠字句，讲道理。大人难懂的地方孩子未必不能“懂”。孩子时期稍用一点时间照这样“程序”得到“输入”以后，长大了就可腾出时间专攻“四化”，这一“存储”会作为潜在力量发挥作用。错过时机，成了大人，记忆力减弱，理解力不同，而且“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再想补课，读这类基础书，就难得多了。
以上举例的这些中外古书分量并不大。外国人的书不必读全集，也读不了，哪些是其主要著作是有定论的。哲学书难易不同；康德、黑格尔的书较难，主要是不懂他们论的是什么问题以及他们的数学式分析推理和表达方式。那就留在后面，选读一点原书。中国的也不必每人每书全读，例如《礼记》中有些篇，《史记》的《表》和《书》，《文献通考》中的资料，就不是供人“读”的，可以“溜”览过去。这样算来，把这些书通看一遍，花不了多少时间，不用“皓首”即可“穷经”。依此类推，若想知道某一国的书本文化，例如印度、日本，也可以先读其本国人历来幼年受教育时的必读书，却不一定要学校中为考试用的课本。孩子们和青少年看得快，“正课”别压得太重，考试莫逼得太紧，给点“业余”时间，让他们照这样多少了解一点中外一百年前的书本文化的大意并非难事。有这些作基础，和历史、哲学史、文学史之类的“简编”配合起来，就不是“空谈无根”，心中无把握了，也可以说是学到诸葛亮的“观其大略”的“法门”了。花费比“三冬”多一点的时间，也可以就一般人说是“文史足用”了。没有史和概论是不能入门的，但光有史和概论而未见原书，那好像是见蓝图而不见房子或看照片甚至漫画去想象本人了。本文开头说的那两位老前辈说的“书读完了”的意思大概也就是说，“本人”都认识了，其他不过是肖像画而已，多看少看无关大体了。用现在话说就是，主要的信息已有了，其他是重复再加一点，每部书的信息量不多了。若用这种看法，连《资治通鉴》除了“臣光曰”以外也是“东抄西抄”了。无怪乎说中国书不多了。全信息量的是不多。若为找资料，作研究，或为了消遣时光，增长知识，书是看不完的；若为了寻求基础文化知识，有创见能独立的旧书就不多了。单纯资料性的可以送进计算机去不必自己记忆了。不过计算机还不能消化《老子》，那就得自己读。这样的书越少越好。封建社会用“过去”进行教育，资本主义用“现在”，社会主义最有前途，应当是着重用“未来”进行教育，那么就更应当设法早些在少年时结束对过去的温习了。
一个大问题是，这类浓缩维他命丸或和“太空食品”一样的书怎么消化？这些书好比宇宙中的白矮星，质量极高，又像堡垒，很难攻进去，也难得密码本。古时无论中外都是小时候背诵，背《五经》，背《圣经》，十来岁就背完了，例如《红与黑》中的于连。现在怎么能办到呢？看样子没有“二道贩子”不行。不要先单学语言，书本身就是语言课本。古人写诗文也同说话一样是让人懂的。读书要形式内容一网打起来，一把抓。这类书需要有个“一揽子”读法。要“不求甚解”，又要“探骊得珠”，就是要讲效率，不浪费时间。好比吃中药，有效成分不多，需要有“药引子”。参观要有“指南”。入门向导和讲解员不能代替参观者自己看，但可以告诉他们怎么看和一眼看不出来的东西。我以为现在迫切需要的是生动活泼，篇幅不长，能让孩子和青少年看懂并发生兴趣的入门讲话，加上原书的编、选、注。原书要标点，点不断的存疑，别硬断或去考证；不要句句译成白话去代替；不要注得太多；不要求处处都懂，那是办不到的，章太炎、王国维都自己说有一部分不懂；有问题更好，能启发读者，不必忙下结论。这种入门讲解不是讲义、教科书，对考试得文凭毫无帮助，但对于文化的普及和提高，对于精神文明的建设，大概是不无小补的。这是给大学生和研究生作的前期准备，节省后来补常识的精力，也是给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放眼观世界今日文化全局的一点补剂。我很希望有学者继朱自清、叶圣陶先生以《经典常谈》介绍古典文学之后，不惜挥动如椽大笔，撰写万言小文，为青少年着想，讲一讲古文和古书以及外国文和外国书的读法，立个指路牌。这不是《经典常谈》的现代化，而是引导直接读原书，了解其文化意义和历史作用，打下文化知识基础。若不读原书，无直接印象，虽有“常谈”，听过了，看过了，考过了，随即就会忘的。“时不我与”，不要等到二十一世纪再补课了。那时只怕青年不要读这些书，读书法也不同，更来不及了。
……
（一九八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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