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从城市史研究的视角出发，以近代上海为样本，选取日常消费生活、从追星所见之大众心理、集团结婚、中产阶级联谊团体、“汉奸”检举、上海市参议会选举、“上海小姐”竞选、新中国成立与大众行为的秩序等角度、事例，论述了中国近代新兴中产阶级的产生、成长，以及在风云变幻的历史进程、激荡而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

近代中国究竟有无中产阶级？日本学者岩间一弘从城市史研究的角度出发，证实了近代中产阶级的存在，并通过详细的史料论证了近代新兴中产阶级在上海的诞生与变迁过程。

中文版序言1
译者说明1
绪论 上海的大众时代1
一、　大众时代拉开帷幕1
二、　近代上海的大众消费社会7
三、　诞生大众的秩序结构18
四、　上海政治与职员、工人的动员29
五、　从大众消费到大众动员——20世纪20—50年代的变化与连续60
六、　本书的课题、视点、资料71
上编  从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到战时、战后

第一章  被展示的群众的诞生——由《新闻报》广告所见之新兴中产阶级与大众消费95
一、　从商业广告探求大众消费95
二、　民国时期上海的媒体环境100
三、　图版广告所表现的大众消费115
四、　出现在《新闻报》中的“大众”152
第二章  女影星阮玲玉的自杀与拂晓期的大众消费社会162
一、　如何看待电影女星的自杀162
二、　自杀发生的经过165
三、　聚集在遗体周围的群众168
四、　“谈阮”——围绕阮玲玉自杀的舆论171
五、　被商业利用的自杀175
六、　虚假、不当广告的取缔与消费者意识179
七、　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大众消费社会185
第三章  集团结婚式与新兴中产阶级的大众消费、大众动员193
一、　集团婚礼为什么流行193
二、　包办婚姻、强迫婚姻与“文明结婚”194
三、　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市政府举办的集团结婚式196
四、　战争时期——民间企业、团体的集团结婚式204
五、　战后时期——市政府重新举办集团结婚式207
六、　新中国成立初期——从仪式结婚走向登记结婚210
七、　大众婚礼的流行214
第四章  娱乐与消费的大众动员——战时、战后的联谊会222
一、　关于战时、战后上海新兴中产阶级的视点222
二、　联谊会的设立与运作225
三、　娱乐在战时的意义237
四、　日军进驻公共租界后的联谊会250
五、　战后的联谊会与娱乐253
六、　消费合作社与战时、战后的消费生活265
七、　后世对联谊会评价的变化270
八、　娱乐、消费与动员的一体化273

下编  从战后到新中国成立初期
第五章  “汉奸”检举与战后上海大众——以李泽事件为例289
一、　从李泽事件解读战后上海289
二、　被大众情绪所制裁291
三、　从检举运动到逮捕293
四、　逮捕的余波299
五、　投向辩护人的目光302
六、　“高级职员”的作用305
七、　审判的展开306
八、　审判的迂回曲折与大众情绪的动向309
九、　从检举“汉奸”运动到“五反”运动的连续性311
第六章  市参议员选举与检举“汉奸”运动319
一、　选举反映的时代状况319
二、　选举战与大众320
三、　选举中的歪门邪道与操作323
四、　围绕“汉奸”检举期限的论战326
五、　检举市参议员的谣言与舆论328
六、　选举、检举、大众332
第七章  从“上海小姐”竞选看战后大众社会337
一、　“上海小姐”竞选为什么举办337
二、　上海小姐竞选的举办342
三、　“上海小姐”竞选与大众媒体345
四、　围绕小姐竞选的舆论动态349
五、　“汉奸之女”与“上海小姐之父”354
六、　“上海小姐”出演香港电影359
七、　选美竞选和大众媒体362
第八章  在表现与宣传之间——新中国的成立与大众行为的秩序369
一、　变化中的大众369
二、　“三反”、“五反”运动中的高级职员370
三、　“民主改革补课”运动和职员阶层380
四、　公私合营与“高级职员”、“资方代理人”的立场385
五、　“资方代理人”体验的反右派斗争392
六、　多样化、尖锐化的动员手段和“大众压力”的高涨399
结论  大众的诞生与变貌的活力410
参考文献418

本书对自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开始，历经中日战争、战后，直至人民共和国初期上海社会的变化与连续进行考察。重视日常生活史视点，尽可能从正面瞄准近旁的生活世界，从而描述与历来政治社会史不同的社会史。具体而言,就是从当时的新兴阶层——新中间层（以从事精神、脑力劳动的工薪生活者为主的阶层）的生活体验开始进行解说，逼近城市大众社会的迫力。即在关注近代上海新中间层的消费、动员以及他们参与的活动的同时，明确1920～50年代大众行动的变化与连续性，从而刻画出“大众的诞生与变貌”这一城市社会史的展开。本书主要以上海图书馆所藏的报纸、杂志、图书为资料， 以上海市档案馆所藏的未公开文件为补充进行分析。特别因以大众作为研究对象，故尽可能阅读多种大众报纸、杂志的记事。
上编以自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开始，历经中日战争及战后时期的大众消费与大众动员为中心，进行审视。
第一章“群众诞生的展示——从《新闻报》广告所见之新兴中产阶级与大众消费”，首先对民国时期城市广告媒体的发达状况进行概览，在此基础上对最为近代上海公司职员所爱读的商业报纸《新闻报》予以检讨。具体而言，第一：从《新闻报》记者撰写的回忆录，以及当时新闻学者的论述中，确定《新闻报》的成长过程中，既有世界性的一面，也有中国独特的一面。第二：收集《新闻报》所登载的图版广告。如果分析上述广告中出现的人物图像，即可对城市的消费领袖、大众消费者的社会阶层进行考察。此外，分析工薪生活者（白领）是如何出现在广告中的话，就会明白当时新中间层的消费倾向。进而对广告图版所描绘的工薪生活者消费生活的状态进行观察。第三：对有群众登场的广告图版予以注目。通过观察怎样的群众被描绘于何种场合，即可明确广告媒体充满于城市生活空间，大众消费在日常生活的各种场面中扩大的状态。
第二章《女影星阮玲玉的自杀与拂晓期的大众消费社会》，论述了1930年代上海影星阮玲玉的丑闻与自杀。通过观察、审视阮玲玉自杀事件在媒体与大众中掀起的波纹，以及该事件在很大程度上被商业炒作的情况，以明确拂晓期大众消费社会颇为粗糙的实际状况。在对围绕阮玲玉自杀原因展开的议论进行整理的同时，进一步考察阮玲玉自杀事件的商业利用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于大众情绪、行动的批判、抵触及规范。此外还包括关于取缔医药品不当广告的事例研究，特别是通过仔细查阅上海市政府卫生局的公文档案，明确国民政府处理消费者投诉的过程。通过上述研究作业，验证民国时期城市中诞生不久的大众消费社会是如何形成秩序的。
第三章《集团婚礼与新兴中间层的大众消费、大众动员》，对1930年代中叶开始在中国流行的集团结婚仪式这一大众行为进行考察。在市政府、民间集团结婚服务社等机构操持下，集团结婚仪式频繁举行。集团结婚仪式何以在近代中国城市如此盛行呢？何以如此之多的人愿意举办集团婚礼呢？在集团结婚仪式中，新人与出席者究竟有何感受，又有怎样的表现？对于这些疑问，通过关注当时使结婚得以成立的社会、法律要件的变化，进而则是上海大众社会的形成、大众消费与大众动员的相互关系；同时仔细查阅报纸、杂志的相关报道及同业公会的文件等予以解明。
第四章《娱乐与消费的大众动员——战时、战后的联谊会》，从中日战争时期上海规模得到扩大的、由工薪生活者结成的敦睦及相互扶助团体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4家，探明其活动情况，从而对战时及战后时期工薪生活者的消费与娱乐进行考察。就主要内容而言，联谊会的活动可分为两部分。首先饶有趣味之处是戏剧演出、合唱、体育等娱乐项目。虽然职员们也将上述娱乐活动运用于抗日救国运动中，但是本书论述的重点则在于联谊会如何使文化、娱乐活动大众化，将其利用于政治宣传与动员之中。中共地下党组织积极地参与了联谊会的活动。本书主要运用1980年代后半期之后作为党史一环编纂而成的各种史料集，对战时、战后新中间层的业余生活予以考察，注意使论述不产生偏向。联谊会的另一项主要活动是通过消费合作社向工薪生活者提供生活支援，即生活必需品的配给销售及福利保健服务等。从消费合作社的活动中，可探究工薪生活者在战时、战后消费生活的实际状况，从而验证非商业基础上的大众消费的普及方式。
下编以中日战争结束后开始、至人民共和国初期的大众活动及大众动员为中心进行论述。第五、六、七章分别以1946年上海发生的李泽事件、市参议员选举、上海小姐评选为例进行论述，上述事件均与揭发“汉奸”运动具有很深的关联，将战争结束不久的上海大众卷入其中，引发诸多反响与议论，动摇了社会秩序，属于重大的媒体活动。
第五章《揭发“汉奸”与战后上海的大众——以李泽事件为例》，将李泽事件作为媒体活动予以考察，在着眼于传媒作用的同时，明确对于“汉奸”的大众情感被抬高到了何种程度。进而对在战后上海，大众感情是如何被反映到政治之中这点进行验证。也就是说，验证对于“汉奸”容易产生过热倾向的大众感情，国民党政权各部门及中共地下党组织是如何应对并加以利用的。此外，本章还想明确为“汉奸”进行辩护的律师所持的理论，以及大众投向他们的视线。主要资料源自多种多样的小报。此外，还通过阅读上海市政府警察局、社会局、调查处的报告及书简，论证国民党政权内部的权力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运动及裁判的走向。1946年的市参议员选举，是上海历史上的首次普选。但是议会成立后，当选为议员的行业实力派人物被控告为“汉奸”的谣言却广为传播。
第六章《市参议员选举与揭发“汉奸”运动》，在关注选举前后的混乱状况与舆论动向的同时，对揭发“汉奸”运动如何使地方秩序发生动摇，以及此后秩序如何得到重建进行考察。从各种小报材料中解读上海大众是如何通过投票、媒体等方式介入战后地方秩序重建工作的。评选上海小姐，是杜月笙等人接受国民党政权委托、对苏北难民展开慈善救济而推行的一项大型活动。
第七章《从“上海小姐”评选所见之战后大众社会》，首先检讨、论证有城市中间层女性出场参赛的美女评选，引发了怎样的社会反响。在评选中进入决赛的谢家骅，虽然作为“汉奸的女儿”遭到批判，却依然与大富豪结婚，主演香港影片，还在公众之前暴露了与丈夫的纠纷。以小报为主要史料，明确谢家骅与战后上海媒体、大众感情之间具有怎样的关联。
第八章《演技与宣传之中——共产党支配的确立与大众行动的秩序》，对1950年代党政干部对私营企业（包括公私合营企业）职员，尤其是精英职员（“高级职员”、“资本家代理人”）的动员现场进行了检讨、论证。本章对“三反”、“五反”运动及公私合营予以概观，尤其对“民主改革补课”运动及反右斗争予以详细审视，以追踪中共政权确立对企业职员支配的过程。明确企业职员在职场（“单位”）这一日常生活场合中采取怎样的大众行动，以及如何体验来自大众的威胁。考察民国时期的动员手段及大众行动的秩序，在人民共和国初期的政治运动时代里是如何被继承，又是怎样发生变化的。作为史料，详细查阅了在各企业内开展政治运动的基层党政组织的报告，进而参考了当时从上海流亡至海外的人士的回忆录，以图呈现出私营、公私合营企业职员们的生动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