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在系统分析对外汉语学习词典编纂史及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基于五大英语学习词典领域内的理论研究及编纂实践，紧扣汉语特点及学习群体的特殊性，首次尝试从理论上搭建体现“编纂者-词典文本-用户”互动的“对外汉语学习词典学”。全书主要围绕对外汉语学习词典的内涵特质界定、外部及内部结构剖析（外部结构、宏观结构、微观结构）、评价与批评体系构建、未来发展与趋势预测等方面搭建对外汉语学习词典学，推动本学科的理论研究与编纂实践。

　　对外汉语学习词典具有外向型、学习性及现代性等特征，在编纂理念、技术操作等多个层面上都有别于内向型语文词典。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的编纂始于明末清初来华西方传教士编写的系列汉外词典，新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对外汉语学习词典则始于1976年北京语言学院编印的《汉英小词典》。至今，我国出版的对外汉语学习词典已接近百部，在数量上填补了留学生无汉语学习词典可用的空白。但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瓶颈问题却是绝大部分汉语学习者并没有选择这些词典，换言之，这些词典并没有满足国际汉语教学领域内广大汉语学习者的需求。同时，对外汉语学习词典学领域的编纂理论研究也比较片面，未成系统。
　　而对应的是，全球范围内国际汉语学习市场的日益膨胀，截至2015年底，全球已有超过190万人在500所孔子学院和1000个孔子课堂注册学习，来华留学生接近40万人，都预示着我们急需建立对外汉语学习词典学，以便尽快弥补对外汉语学习词典在国际汉语教学中的研究短板，编纂出版适合汉语学习者的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

　　蔡永强博士的新著《对外汉语学习词典学》即将付梓，嘱我作序。他发来了这部著作的原稿，我看过之后非常兴奋。对外汉语教学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了，学界关于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都做了很多，也编写了不少教学参考书和工具书，但是在辞书研究领域，系统地研究对外汉语词典学的著作并不多见。在一些语言输出大国，例如英国，语言学习词典已经非常成熟了，相关的研究也很多，而我们在这方面起步比较晚，因此蔡永强博士这部著作的出版弥足珍贵。
　　对外汉语教学（或者叫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汉语作为外语教学）及汉语国际教育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历史并不长，有很多基本的理论问题都还在争议当中，可以说它是一项朝阳事业。从学科的角度看，它具有跨学科的性质，学科所涉及的范围有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教育学、心理学、传播学、现代教育技术等不同领域。从教育者的角度来说，我们要研究汉语、中国文化、中国社会、教学法、学习理论、课程和教材、语言教育技术等等问题；从学习者的角度来说，他们希望以最小的代价、最快的速度学会一门语言，因此教学辅助材料就非常重要，而须臾不可离开的辅助材料就是词典。我们目前比较流行的词典包括《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全球华语大词典》等等，这些词典编写的初衷都不是为对外汉语教学服务的。对外汉语教学用的学习词典有很多特殊性，比方说用来释义的元语言必须是低等级的词汇，而且词汇数量要有限，释义所用例句必须简单明了，词条释义要重视用法等等，这些问题都应该有专门的研究才能做好。永强最近几年一直在海外孔子学院工作，深切了解学习者的需要，深切了解学习过程中学生所遇到的困难，深切了解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领域在学习词典编纂和出版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深切了解海外学者在学习词典研究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因此他把研究的目光落在对外汉语学习词典学上，我觉得这既是工作的驱策，也是逻辑的必然。
　　对外汉语教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已经有数十年的历史，这个名称的定型可以见证那段历史是以来华留学生语言教育为主的。汉语国际教育是这几年才兴起的名称，它的着眼点已经从来华留学生的语言教育扩大为全球范围内的汉语语言教育，有的时候甚至超出了语言教育的范畴。不管怎么样变化，语言教学和语言学习仍然是最基础的内容，而语言学习是离不开词典的。教材编写、语言测试、课堂学习、自主学习都需要有一部好用的词典作为长期伴侣，而要创造这样一部好用的词典必须有前期的研究。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首先应该借鉴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等第二语言教学领域在这个方面所做的工作，然后要吸收传统语文学在这方面积累的经验和成果。此外，更为重要的，是要注意总结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了解学习者的需求。这个理念可以概括为“借鉴外来，不忘本来，面向未来”。蔡永强总结了国内外相关学者的研究，提出了建立对外汉语学习词典学的设想，勇气可嘉。他在这部著作里对对外汉语学习词典学的内涵与外延、对外汉语学习词典学的宏观结构、微观结构、词典批评、建设辞书强国等内容都做了很有价值的研究。我相信他的研究可以带动语言学习词典的繁荣。当然，在命名方面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对外汉语学习词典学”这个名称在意义上具有不确定性，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争论，因此不如直接叫“汉语第二语言学习词典学”，简称“汉语学习词典学”，这样做既可以避免很多名实方面的困扰，也可以把“汉语国际教育”的内涵涵盖进来。
　　正如蔡永强所说，目前汉语国际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全球孔子学院注册学生人数不断增加，学习需求也越来越多样，与之相适应的内涵建设已经提上议程。教师、教法和教材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其他方面的研究也在进行当中。例如对外汉语课堂教学研究、分课型教学研究、多媒体教学手段研究、语言要素教学研究、语言能力和语言水平测试研究、词汇分级研究、语法分级研究、阅读分级研究、特殊需求的语言教学研究、汉语写作教学研究、篇章教学研究、书面语教学研究、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研究等，不一而足。对外汉语学习词典学为这个学科又增添了一个新的领域。所有这些努力，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解决“汉语难学”的问题，为学习者提供方便。我们也正在开发汉语智能辅助教学系统，这个系统的开发也依赖于学习词典的建构。我期待着蔡永强以及学界同侪共同努力，在各自的领域里积极推动汉语国际教育事业的发展。
　　是为序。
　　崔希亮
　　2016年11月6日星期日
　　于北京语言大学

　　蔡永强，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文学博士。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员，中国社会语言学会会员，北京市语言学会会员。2002年获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硕士学位，2008年获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博士学位。2002年至今于中国人民大学对外语言文化学院、文学院担任对外汉语教师。2010－2011年于日本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部工作，2013年至今担任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主要研究领域：现代汉语与汉语作为外语/二语教学、对外汉语学习词典学、汉语国际推广。在专业学术期刊及其他综合类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30余篇，编写或参与编写对外汉语教材、论文集及工具书多部。

第1章 引言
1.1英语的强势语言地位与五大英语学习词典
1.2汉语国际化与西方传教士编纂的汉外词典
1.3新中国汉语教学与对外汉语学习词典编纂
1.4对外汉语学习词典的尴尬地位
1.5对外汉语学习词典学亟待构建
第2章 对外汉语学习词典学的内涵与外延
2.1词典与词典学
2.2对外汉语学习词典与对外汉语学习词典学
2.3对外汉语学习词典学的理论基础
2.4对外汉语学习词典学的研究维度
第3章 对外汉语学习词典的宏观结构
3.1对外汉语学习词典的外部结构
3.2宏观结构与对外汉语学习词典
3.3对外汉语学习词典的选词立目
3.4对外汉语学习词典的词目编排
3.5对外汉语学习词典的参见设置
第4章 对外汉语学习词典的微观结构（上）
4.1词条结构与信息密度
4.2词条的字体形式
4.3汉语拼音的地位与标注
4.4词频等级的标注与设计
4.5部首和笔画的配置
4.6如何给词项标注词类
4.7外向型语言学习词典的句法信息设置与安排
第5章 对外汉语学习词典的微观结构（下）
5.1释义及多维释义模式
5.2多维释义模式之元语言释义
5.3多维释义模式之语境动态释义
5.4多维释义模式之插图释义
5.5多维释义模式之对译释义
5.6例证及例证编排的原则与技巧
5.7多种方式配置文化语用信息
第6章 对外汉语学习词典批评
6.1对外汉语学习词典批评现状
6.2构建对外汉语学习词典批评标准体系
6.3个案研究：《当代汉语学习词典》（初级本）配例分析
6.4个案研究：《当代汉语学习词典》（初级本）瑕疵举隅
6.5对外汉语学习词典批评的领域拓展
第7章 辞书强国背景下的对外汉语学习词典学
7.1对外汉语学习词典学科建设
7.2对外汉语学习词典学队伍建设6
7.3对外汉语学习词典学发展战略及趋势
参考文献
后 记

　　1.2汉语国际化与西方传教士编纂的汉外词典
　　汉民族没有实行类似历史上英帝国的大规模领土殖民扩张以及缺乏类似美国政治经济特别是文化领域内的对外输出，可能是造成汉语在上述五大参数上处于劣势的重要原因。然而中国历史早期的灿烂文化以及贸易活动的活跃却一直吸引着众多国外人士致力于汉语学习与研究，汉语也早在秦汉时期就开始了国际化之路。
　　1.2.1明清之前的汉语学习与传播
　　秦汉时期张骞奉命西使开辟“丝绸之路”，汉语亦成为当时商贸活动的交易语言之一，东汉洛阳还专门设立了供外戚及大臣子弟读书的太学——“四姓小侯学”。据《后汉书》记载，“显宗（即明帝）复为功臣子孙，四姓末族，别立学舍，搜选高能，以授其业，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匈奴遣派子弟来汉朝留学学习汉语，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留学生教育。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空前兴盛，很多佛教僧侣来华从事译经等佛教活动，亦曾促使敦煌、凉州等地当时僧人汉语培训班形式的汉语学习，著名僧侣鸠摩罗什即为当时精通汉语文的大师，堪称“译界第一流宗匠”（梁启超语）。
　　隋唐时期随着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居住在长安的外国人和留学生（主要为经贸人士、官派使节留学生、从事宗教活动的人士）逐渐增多，汉语学习与教学的重要性得到凸显。为了正规化汉语教学，唐朝成立了专门的留学生管理机构鸿胪寺和留学生教育机构国子监，通过汉语水平选拔考试的学生在鸿胪寺办理入学手续后能够到国子监学习，唐朝政府负责一切学习费用。据《新唐书》记载，“自天下初定，增筑学舍至千二百区，虽七营飞骑，亦置生，遣博士为授经。四夷若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相继遣子弟入学，遂至八千余人”，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崔致远、空海等均为当时集大成者。
　　宋朝时期，中国的经济、文化、科技在世界范围内遥遥领先。著名史学家陈寅恪曾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著名历史学家漆侠亦曾曰，“在两宋统治的三百年中，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居于世界的最前列，是当时最为先进、最为文明的国家。”当时中国和朝鲜、日本、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以及西亚阿拉伯地区国家关系密切，贸易往来及文化交流频繁。为发展对外贸易，宋朝在东南沿海设立蕃学专门教授外来侨民子女汉语和文化；同时，与汉朝并存的少数民族政权也深受中原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和先进的民族文化影响，心理上主动向中原文化靠拢，并根据汉字自创契丹文字、女真文字、西夏文字等民族文字。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疆域规模最大的朝代，施行对外开放政策，陆路直达俄罗斯、东欧、中东和非洲国家，水路直达印度、波斯、中东和非洲国家，并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外交关系，极大加深了中外文明的交流和发展。元朝统治者在进驻中原前后也非常重视汉语教育与学习，注重培养汉语人才，后来在元大都设立蒙古国子学和蒙古国子监，实行双语教学制度，要求学生兼顾学习蒙古族游牧文化和汉族儒学文化，兼修蒙古族语言文字和汉语言文字，不但深化了蒙汉文化交流，而且培养了大批蒙汉兼通的统治人才。这时期的汉语教学有两个标志性事件，一是高丽开始接受元政府册封学习汉语，并形成了《老乞大》和《朴通事》两本最早的对外汉语口语教材；二是由于蒙古铁骑打通了欧亚大陆通道，一些天主教传教士开始来到中国进行传教活动，意大利人孟高维诺（Giovanni da Montecorvino，1247－1328）便是其中之一，他翻译了大量圣经的经文和诗篇，被奉为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先驱。此间，意大利著名旅行家兼商人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游记》描述了他在东方最富庶的国家——中国的见闻，这引起了欧洲人对东方大国——中国的热切向往。
　　1.2.2明清时期的汉语学习与汉外学习词典编纂
　　基于元朝欧亚大陆交通的打通，明清时期的汉语学习与研究，一直是伴随欧洲传教士进入中国开展起来的。来华传教士用中文传播西方的科技、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广泛接触和合作，并在熟练掌握汉语后撰写了大量汉语著作，可以说来华传教士开启了欧洲汉语学习和汉学研究的风气，开启了欧洲人汉语学习的序幕。因“苦于风土人情之不谙，语言文字之隔阂”（张西平2005），西方传教士不得不克服重重困难，想方设法学习汉语、研究汉语。第一批入华的是以耶稣会传教士为主导和核心的天主教传教士，以罗明坚（Michel Ruggieri）和利玛窦（Matter Ricci）为首的这一批来华传教士对汉语展开了系统学习和研究。罗明坚在中国语言文字研究、中国典籍翻译、向西方介绍中国制图学、以中文形式进行写作等方面为未来西方汉语发展奠定了基础，被称为“西方汉学之父”。利玛窦则凭借“西方僧侣”身份以“汉语著述”的方式传播天主教教义以及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对中西方交流做出了极大贡献。期间，罗明坚和利玛窦合作编写了最早的汉语-欧洲语言双语词典《葡汉词典》，叶尊孝（Basilio Brollo，1648-1704）则编写了《汉拉词典》，以汉字部首检索兼汉字注音检索体系解决了汉外词典中汉字词语的检索难题。第二批入华的传教士是以汉语学习的开拓者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为代表的基督教新教来华传教士，随着清末的被迫开放，来华外交官和商人也加入了汉语学习的行列，从而形成了明清时期西方人学习汉语的第二次高潮。面对当时清政府的禁教措施及汉语教师和教材的匮乏，马礼逊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学习，最终掌握汉语并成为汉学大师。马礼逊在华期间完成了《圣经》汉译，撰写了《通用汉言之法》、《汉语会话集》等多部汉语学习著作，编撰完成了3部6卷本《华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ree Parts）（其中《字典》三卷，《五车韵府》两卷，《英汉字典》（An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一卷）。马礼逊的《华英字典》篇幅巨大，与叶尊孝的《汉拉词典》以及后来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的《汉英字典》（A Chinese and English Dictionary: Containing All the Words in the Chinese Imperial Dictionary, 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 Radicals）和《英汉字典》（An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的《汉英韵府》（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瞿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的《华英字典》（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等汉学大家编纂的词典均有渊源关系，都是旨在为“传教士学习中国语言文化、了解中国社会政治、熟悉中国风俗习惯服务，所以尤注重华夏文化的独特之处，释义涉及宗教、神话、哲学、科学、文学、文化、艺术、教育、体制、传统、礼仪和风俗等方面”（徐时仪2016）。明清时期，除了大批传教士来华学习研究汉语，中国也向国外派出汉语教师。如沈福宗（Michael Alphonsius Shen Fu-Tsung，1657－1692）曾于1681年由澳门出发前往欧洲，会见罗马教皇、法国和英国国王及当地社会名流，把中国语言文字、儒家学说传播到欧洲。作为中国首位赴法留学生，黄嘉略堪称法国汉语教学的奠基人，在法期间翻译中国小说传播西方文化，并编撰《汉语语法》、《汉法字典》等帮助法国人学习汉语。容三德在英国期间，曾经是马礼逊的汉语老师；戈鲲化、郭栋臣等人也曾分别赴往欧美国家从事教外国人学习汉语的工作。
　　因此欧洲人学习汉语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当时来华传教士带动的，这些来华传教士注意到“苦于风土人情之不谙，语言文字之隔阂”对其传教工作带来的影响，转而开始学习、研究汉语，并在熟练掌握汉语后著书立说。虽然他们学习汉语的初衷是为了传教，但他们学习汉语的过程、特点以及克服重重学习困难与障碍的方法对于后续学习者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特别是传教士编写的一些汉外词典，更是他们亲自学习和研究汉语的经验总结，对欧洲其他汉语学习者学习汉语发挥了重要作用。伦敦传教会曾对《华英字典》给予高度评价，称“这项工作的完成，不但能使未来派往中国的传教士受益无穷，也将使别的要求学习中文以便前往中国经商或从事其他行业的人得到无可计量的帮助。”马礼逊本人对他的字典也充满自信，“倘若使用马礼逊博士编纂的《华英字典》和他的其他出版物，对想要学习中文的英、美人士将会有相当的便利。同样，也便于欧洲其他国家的人学习中文”（顾长声2004）。一位名叫罗斯（Rev. Ross）的牧师1818 年也曾致信马礼逊，“你编纂的字典在欧洲大陆流传极广，我在荷兰海牙国王的私人博物馆里看到了字典的第一册，……，我相信当字典全部完成后，它对每一个学习中文的学生而言，将是一个无价的宝藏”（Eliza1834）。除了马礼逊、卫三畏、瞿理斯、麦都思四人的词典知名度较高外，这一时期完成的汉英词典还有司登得（George Carter Stent）的《汉英袖珍字典》（A Chineseand English Pocket Dictionary）、鲍康宁（Frederick William Baller）的《汉英分解字典》（An Analytical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季理斐（Donald MacGillivray）的《英华成语合璧字集》（A Mandarin-Romanized Dictionary of Chinese with Supplement of New Terms and Phrases）（黄春宇2015）。这类汉英词典可能“自身并不具备系统的词典学理论，以致词典结构不严谨，词条松散，释义随意，例证缺乏，功能单一，信息贫乏”（雍和明等2006），但这些词典的从无到有却充分印证了当时这些传教士对汉语学习与研究的重视，在他们的意识里，拥有一部词典是学好一门语言不可或缺的。这些汉英字典寄托着传教士们深深的传教热情，传教是他们编撰这些工具书的原动力，虽然当代学者对词典质量褒贬不一，但这些词典对当时外国人学习汉语和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直至今日，仍有一些汉语学习者选择这些词典作为工具书，而且这些词典的编纂理念、编排方式、信息取舍等方面对当代汉英词典的编写也仍然具有借鉴价值。
　　1.2.3民国时期的汉语学习与汉外学习词典编纂
　　民国时期，战争频仍民不聊生，世界范围内学习汉语人数极其有限。这一时期的汉语学习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出于交流需要，一些中国老师出国教授汉语，如著名作家老舍在伦敦教授官话和中国古典文学，并参与录制了世界上最早的多媒体汉语教材《言语声片》（全套教材由两本教科书和十六盘唱片组成）。著名作家萧乾也是当时有名的中外文化交流使者，曾多次出访欧美及东南亚国家并教授汉语。二是一些教会和传教士在华组织的汉语教学工作，当时的华北协和语言学校就是外国人建立的具有教会性质的汉语教学机构，裴徳士、司徒雷登、史迪威、恒安石、费正清等一批汉学家、外交家均出自该学校，他们对向美国传播中国汉语言文化及发展中美关系影响深远。此间，1928年出版的Courtenay H. Fenn《五千字典：范氏汉英袖珍词典》（The Five Thousand Dictionary: Fenn’s Chinese-English Pocket Dictionary）是当时颇具影响力的一部汉英字典。1931年澳大利亚传教士马修斯（Robert Henry Mathews）在鲍康宁《汉英分解字典》基础上编纂完成的《汉英字典》（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Compiled for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哈佛大学燕京学社为满足当时美国本土对汉英词典的需求于1942年影印出版了这本词典，影响也很大，受到很多汉语学习者追捧。
　　民国时期，除了传教士编写的一些汉英词典，为了给当时学习英语的中国人提供参考书，中国一些学者在借鉴传教士所编写汉英词典的基础上也编写了一些汉英词典。张在新主编的《汉英辞典》（Commercial Press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1912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编者在“例言”中指出，“独由汉译英尚付阙如其西人所编如五车韵府等意在饷遗彼国探讨汉文之士而不甚适于吾国之用学者病焉”，李玉汶也在其编写的《汉英新辞典》“序二”提到，“民国元年。有张君在新汉英辞典出。内容简明。售价亦廉。我国人所著汉英字典。以兹为滥觞”。因此《汉英词典》可谓是中国境内最早的汉英词典。之后，北洋大学李玉汶编写的《汉英新辞典》（A New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191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圣约翰大学译学教师张鹏云编写的《汉英大辞典》（A Complete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陆费执和严独鹤主编的《中华汉英大辞典》（Chung Hw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1930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盛榖人编写的《世界汉英辞典》（The World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1931 年世界书局出版）也颇具影响力。虽然这些词典“就其质量而言存在着不少缺憾，……，立目标准相对松散，误译相对较多，例证相对缺失”（高永伟2010），但它们开创了国人自编汉英词典的历史，为国人学习英语提供了一种重要参考工具，同时也为新中国英汉词典的编纂提供了经验借鉴。
　　周有光先生曾在“《ABC汉英词典》序言”中给予汉英词典高度评价，“双语词典是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往来交流的桥梁。……在汉语国家和汉语地区的经济和文化迅速发展的今天,汉语和英语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迫切需要有水平更高的、内容更丰富的现代双语词典。从英语到汉语的双语词典比较多,从汉语到英语的双语词典很少”。“在从汉语到英语的双语词典的历史上,有四个里程碑。第一个里程碑是马修斯(R.H.Mathews)的《汉英词典》(1931,美国修订版1947)。第二个里程碑是林语堂的《当代汉英词典》(1972,更新版1987)。第三个里程碑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汉英词典》(1978,修订本1995)。第四个里程碑是这本《汉英词典》(1996)。”
　　1.3新中国汉语教学与对外汉语学习词典编纂
　　1.3.1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的起步
　　新中国成立后，汉语教学事业逐步步入正轨化发展渠道。新中国真正的对外汉语教学肇始于1950年清华大学“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该专修班次年接收了来自东欧国家的33名留学生。当时的清华大学教务长、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教授任专修班班主任，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任外籍留学生管理委员会主席并负责业务工作，邓懿、杜荣、傅惟慈、熊毅、王还、钟梫、赵淑华、周祖谟、朱德熙、郭良夫、杨玉秀、李德津、冯忆罗、焦庞颙、张维、陈承运等老一辈语言学家和知名学者曾先后陆续加入了汉语教学或管理队伍（刘珣2000，程裕祯2005）。1958年新中国第一部对外汉语教材《汉语教科书》（邓懿主编）正式出版、1965年1月中国唯一一所以对外汉语教学为主要任务的大学——北京语言学院（后先后更名为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北京语言大学）成为这一时期的标志性事件。据统计，1950－1965年中国共接收培养各类来华留学生7200余人。建国初期对外汉语教学的开展，为老一辈汉语教师提出一个崭新的研究课题，周祖谟1953年发表的“教非汉族学生学习汉语的一些问题”（《中国语文》第7期），王学作、柯炳生1957年联名发表的“试论对留学生教授汉语的几个基本问题”（《教学与研究》第2期），钟梫1965年发表的“十五年（1950-1965年）外国留学生汉语教学总结”被认为是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滥觞之作。
　　1.3.2新中国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编纂的尝试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1978年6月23日发表的关于扩大派遣出国留学生的重要讲话成为来华留学生迅速增加的契机，伴随改革开放的进程，来华留学生人数不断增长，1978年来华留学生的在校人数仅为1236人，而到了1990年在校人数上升为7494人（侯颖2012）。随着来华留学生人数的不断增加，教学规模及教师队伍的不断扩大，如何帮助外国留学生学习汉语掌握汉语渐渐成为学者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在汉语教材、汉语教师、汉语教学法等诸多研究领域中，汉语学习词典也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相对于早期传教士为帮助汉语学习者而编写的汉英学习型词典，以及中国学者为协助国内英语学习者学习英语而编写的英汉学习型词典 ，中国学者自己编写的供外国人学习汉语使用的对外汉语学习型词典起步是非常晚的，关于词典编写等方面的相关研究也相对比较落后。1976年，北京语言学院首次编印了专门供外国人学习汉语使用的《汉英小词典》、《汉法小词典》，这可以视作真正意义上的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的滥觞。1980年，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了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八百词》，词典“选词以虚词为主，也收了一部分实词。每一个词按意义和用法分项详加说明，可以供非汉族人学习汉语时使用，一般语文工作者和方言地区的人学习普通话也可参考。”王还先生对该词典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汉语词典从来没有讲过词的用法”，“《现代汉语八百词》是一本好词典”，“是第一部讲汉语词的用法的词典”（王还1981）。198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北京语言学院编写组编纂的《简明汉英词典》（另有汉法、汉德、汉西、汉朝等多个版本），收入单字3065个、词条20000个，“解释清楚，翻译准确，设计合理，附录实用”，是新中国第一部“专门供外国学生学习汉语使用的双语词典”（黎天睦1984）。
　　此后的三十多年间，又有一批专供留学生学习汉语使用的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相继出版问世，如孙全洲《现代汉语学习词典》（1995），李忆民《现代汉语常用词用法词典》（1995），李晓琪《汉语常用词用法词典》（1997），邵敬敏《汉语水平考试词典》（2000），刘镰力《汉语8000词词典》（2000），徐玉敏《当代汉语学习词典》（初级本）（2005），杨金华《留学生汉语习惯用语词典》（2009），鲁健冀、吕文华《商务馆学汉语词典》（2007），周上之《汉语常用离合词用法词典》（2011），施光亨、王绍新《汉语教与学词典》（2011），崔乐、侯敏《外国人汉语新词语学习词典》（2012），李禄兴《新HSK5000词分级词典》（一～三级/四～五级/六级）（2013/2014），郭先珍、张伟、周行健《汉语5000词用法词典》（2015）等，都是影响比较大的学习型词典，代表了一段时期内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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