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汉语词汇的历史研究，可以从两个方向入手，在多数情况下，我们依据历史文献，从古到今，观察历代文献所使用或记载的词汇成分，考察不同时代汉语词汇的面貌，由此了解汉语词汇在历史变化中不同成分增入与消减的情况。当然，我们也可以反过来，从当今或某个历史平面出发，对处在同一共时平面的词汇成分，向上追溯，由今及古，考察词汇的历时变化。两个方向，切入的角度不同，其观察和分析的着力点也不相同，得到的结果也会有差异。

语言存在于应用之中，并且通过应用互相传授而代代传承。在漫长的汉语历史发展过程中，汉语除了在汉族群体内递相传授之外，还可能出现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本群体内部的分化，群体中不同的成员在学习和使用自己的语言时，由各种原因发生各种变化，不同的变化在不同的人群中留存，逐渐造成语言的分歧和分化；一是与其他的语言群体发生接触和交流，在交流中受其他语言的影响而发生变化。

通常认为，方言作为一种语言的变体，是分化的结果。分化可能是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人们因为长期互相隔绝或相对隔绝，导致语言传承过程中的各种变异形成的差异，在不同地域的人群中累积而成；但是，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语言接触过程中，本来使用其他语言的群体接受了某种语言，同时，他们又把自己原有的某些语言习惯带进了这种语言，从而导致这种语言的局部性变化，也形成了复杂的汉语方言关系。

关系复杂的汉语方言，在西方学者眼里，往往被看作不同的语言，这显然与民族传统的差异有关。当今正在为维持走向松散统一的欧盟而努力西方社会，他们的民族观和语言观趋向分离，形成了今日印欧语系中的众多语言。而中国的社会，很早就有大一统的倾向，春秋战国虽然诸侯众多，纷争频繁，但“天下”和“天子”的概念却是深入人心的，当时的人们就是在这样的观念之下“周游列国”。中国历史上，“国”在很长时期内，都只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行政概念，上面另有统辖他们、代表一统天下的“天子”。到秦汉时期，这种大一统的格局完全定型，大一统的中国，不仅在政治和军事方面，更在思想文化和语言文字等多个方面，展示出自己的凝聚力，其中秦始皇的书同文政策，确定了汉字的统一标准，影响至今。

统一的汉字跨越了时空的限制，对于汉语产生深远影响。使用不同方言的人们，采用同样的汉字彼此沟通，方言与汉字形成了密切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进而渗入到语音层面，至今从事汉语方言研究的学者，都会从《广韵》等古代语音系统中，寻找现代方音的“根”。因此，尽管汉语方言间的差别很大，但通过汉字的记录，方言口语在向书面语转化后，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这种差别。当然，记录方言口语的汉语文献并不能消除方言的隔阂，像清代韩邦庆《海上花列传》这样在人物对话中大量直录方言的书籍，其他方言区的读者还是很难读懂的。但在一种文献中，汉字同时记录共同语和方言，使得二者的界限淡化；同时，各地人们采用书面语写下的文辞，则具有跨方言的特点，汉字的这些功能，强化了我们在语言上的认同感。从情感上看，我们对汉语的认同感，出自我们对自己民族文化的向心力，它与我们对自己文化和自己民族的认同感是一致的，这种认同感强化了彼此之间的情感关联，也有益于彼此通过语言的交流。

由于复杂的历史关系，由语言使用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种种分化性的变化，最后都沉积在某一个语言使用群体的用语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方言。因此，在共时的地域方言之中，内部包含了各种丰富的历史关系，不是仅仅通过追寻一条或两条线索就可以理清的。

赣方言区地处内陆，与今北方方言的西南官话和江淮官话区，以及湘、吴、闽、客家等方言区毗邻，这些地区人们在数千年间的来往交流，形成了复杂的语言历史关系，也铸就了今天赣方言的面貌。复杂的历史背景，使得要理清积存在赣方言中的这些关系，成为一件很困难的事。

肖九根是一位有心人，也是一位老成、执着的学者，他热爱自己的母方言，孜孜不倦，长期致力于探寻积存在自己母方言中的各种历史语言关系，结合文献梳理和田野考察，搜集了大量资料，并采用多维方言史观对这些材料展开分析。本书是他多年钻研的一个结晶，其中从词汇的角度，不仅梳理了留存在当代赣方言中的上古以前古楚语和古吴语的成分，也一一清点了秦汉以下历代汉语留在当代赣方言中的痕迹，为客观、历史地了解赣方言作了切实的工作，也为我们对其他方言历史面貌的了解和分析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欣闻本书有幸得到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谨作小序，以表祝贺。

俞理明 2017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