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印章是文明发源和进化的象征和载体, 是各种文化交流的中介和代表, 更是各个时代个体和组织进行交换、取信、宣示和追责的依据, 具有很高的历史研究价值, 其中的精品还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本书的内容是金涌院士个人收藏和考证的汇集, 是作者多年心血的结晶。出版此书, 可以让更多的金石爱好者分享其中的愉悦, 也可以使之更好地传承下去。
序?世界文明史说明，人类从蒙昧进化到个体自我认知后，为了彼此区分而有了名字，通过交流形成语言，为了记录语言而创制了文字；生产发展，财富积累，社会逐渐形成高、低、贵、贱差别，推动了用图像和文字标识自己劳动成果、财富和地位的需求。汉代道家所作纬书《春秋·运斗枢》说，“舜为天子，黄龙负玺”。神话中，中国第一次通过玺印宣示皇权。1923年，埃及在帝王谷考古，发现3000多年以前图坦卡门法老的墓墙上刻了他的印徽。印章作为契约文件凭证使用也可能源于远古，土耳其于2013年在我国举办文物展上，可见一份大约4000年前刻在泥板上的婚姻契约，泥板文书的主题是证明房屋应属于夫妻双方所有。在泥板上除了婚姻双方的印章外，还钤有三位证人的证章，这是史前安纳托利亚地方的遗存，安纳托利亚文明是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以及爱琴海思想与信仰在此迸出的火花，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枢纽，而赫梯帝国是这片土地上的第一个集权帝国。
?殷商时期（公元前1600—公元前1046年），在硬陶制造时，陶器表面花纹图案，就已开始用戳子来压印，图中的硬陶炉表面的菱形花纹就是这样形成的，这时的戳子还不具有印章的信用凭证作用。
II美在金石方寸间——兰栖石楼藏印考?中国出土的大量青铜器、兵器、陶器上都铸造有工匠或作坊的名字，表示商业信息凭证或法律质量追究的依据，称为“物勒工名”制度，这时印章使用开始普遍起来。
?虽然印章的使用曾在世界各地普遍出现，但中国对印章的使用有以下特点：
——中国发现使用印模痕迹的实例自商代开始，至少有3000年以上的历史。
——中国是以印章作为交流信用凭证最早的国家之一，它也是国家行政机构行使职权的象征和工具，而且数千年来从没有间断过，流传有序，数度出现不同形态的发展高峰。
——对于古印玺的收集研究，最早可见宋代王俅所著《啸堂集古录》，该书有印章谱录，收录三十六枚古印章，于宋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至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刊印出版。
——《印典》（朱象贤撰，中国书店，2014）在序言称：“古印良可重矣，可以考前朝之官制，窥古字之精微，岂如珍奇玩好，而涉丧志之讥哉！”
——古代中国印玺是传统文化重要一支；它集政治、经济、军事、地理、艺术、历史、文化信息于方寸之间。
——中国传统印玺是以书法、雕塑、镌刻、冶铸多种形式表现的综合艺术。
——中国传统印玺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欣赏价值和收藏价值。
硬陶炉s
金涌教授是我国化学领域的院士，在专业和教学上都有很深的造诣。此外，他在业余爱好上也有所成就，收藏和考证金石印章就是其中之一。为此他花费了无数的时间和精力，收藏了很多精美无价的藏品。本书是他在这方面的集成。
战国、先秦玺印2美在金石方寸间——兰栖石楼藏印考1-1概述古玺的起源与印纹陶器有关。古人通过需要在陶器上压印纹饰，发明了陶制印模或石雕的印模。印纹陶器最早出现在新石器时代，这种印模尚不具备信用凭证的作用，古代苏美尔时期出现的圆筒形、连续滚动、在潮湿陶板上滚压连续图案的印模也属于这一类，其功能并不在于标志身份和作为信物，而主要是在于装饰美化功能。
1983年牛济普[1]刊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安阳殷墟发掘出土的一件白陶残盖，盖内印有一戳印，残存1/3，似为“从”字。其文字构形与传世商代“从父丁盉”上的族氏铭文相近，方戳印文字四周有边栏，来表明器物主人的族氏。这时从形制上、使用方法上和用途目的上都达到玺印所有全部含义。结合以后的连续发现，如两周时期的陶印、封泥等，有力地证明了殷商时代已出现玺印。
古玺大约正规兴起于春秋时期，当时大小诸侯国林立，任命官员和频繁的政治、军事和个人交往、商业活动，越来越迫切需要信物凭证，而玺印正适合作为权力机构和昭明信用的凭证。
印章也使用在信札上。古人书信写在竹简或木牍上，并用绳索系牢，在加封的小泥块上，用印钤后加封烘干，作为密封凭信，现在出土的大量封泥，说明春秋时期玺印已较广泛使用。
当时的社会经济活动作为货物数量、质量通行及收受赋税的凭证，也需要使用玺印。如《周礼·地官·司市》说“凡通货贿以玺节出入之”，便是明证。
1战国、先秦玺印
3广义来讲，秦代以前的文字有：甲骨文、金文、石鼓文和春秋战国时期通行于六国的古文字，通称为大篆。由于战国以前六国文字没有统一，所以各国文字各异，且难识。由于古玺文字诡异难识，明代顾从德的《顾氏集古印谱》把一百多方古玺列为最后一卷，称“未识印”。
明代范大澈《范式集古印谱》则把它们列入《杂印》，一般印谱多不收录。清程瑶田（公元1787年）在《看篆楼古铜印谱》中识出为私玺，但仍未能确认为战国印。
商代玺印特点是徽记和文字兼用，难识，其时文字诞生不久，字体架构比较幼稚，虽然愚拙，仍不失风韵和趣意。小篆则指秦始皇“书同文字”以后形成、秦代官印的印篆，也是在统一后的小篆基础上形成的，专用入印的文字，它是以小篆婉转匀畅的篆法为基础，结体较为方整，字法亦篆亦隶，即为“摹印篆”，所以在甘旸所著《印正附说·秦印》中称“秦之印章，少易周制，皆损益史籀之文，但未满二世，其传不广”。所谓“其传不广”之说并不十分确切，秦印为汉印的印章制度作了规范，影响深远。
秦时书体定为“八体”。许慎在《说文解字》卷十五中谓：“秦书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汉代称“摹印”为“缪篆”，仅对小篆进行少许增减，改变置换而成，汉印艺术风格的古朴典雅，近隶而不用隶，绝出于周籀，妙入神品，已进入中国印章艺术的第一高峰时期。
4美在金石方寸间——兰栖石楼藏印考1-2战国、先秦官印与私印许氏子（人头钮）印面尺寸2.2cm×2.2cm清张廷济（公元1835年）在《清仪阁古印偶存》始把战国印称为“古文印”。直到吴式芬《双虞壶济印存》中才把它们列在秦汉印前，称“古玺官印”“古朱文印”。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陈介祺《十钟山房印举》也把战国印列于卷首。
高庆龄（公元1881年）在《齐鲁古印攈》中指出“司徒”“司马”“司工”等官名出于周秦之际。本印面设计红白协调，艺术造诣高雅，达到了白文篆刻最高境界。布局平正，字体丰满，线条流畅，有《易经》“阴极则阳”境界，可谓神品。
印文锈蚀（翼龙形兽钮）
印面尺寸3.5cm×1.1cm战国时期印章，无论官印或私印都通称为玺，当时印章虽已广泛使用，但并没有对印章大小、形制、印钮、字体等作出严格规定，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时期。本印章形式：印面是长方形，尺寸为3.5cm×1.1cm，印文已严重锈蚀，不可辨认，印钮作成与玉佩类似形式，高约7.5cm，实属罕见。
1战国、先秦玺印5□□（桥钮）印面尺寸1.8cm×2.0cm本印章可能较战国更早。最早可达商代，商代玺多为阳文。商代玺印特点是徽记和文字兼用，其时文字诞生不久，字体架构比较幼稚，虽然愚拙，仍不失风韵和趣味。
见参考文献[12]第14页。□□汉印（抱琵琶仙人钮）印面尺寸2.5cm×1.2cm印面已锈蚀，文字不可考。6美在金石方寸间——兰栖石楼藏印考□盟之玺战国时期齐国
印面尺寸2.6cm×3.3cm背面两级台阶，中间有小鼻钮。战国官印艺术成就高，文字粗犷，尺寸较大，涵盖以齐国为中心的鲁、邾、倪、任、滕、薛、苢等国（公元前403—公元前221年），范围包括山东沂蒙山以北，河北东南部，河南东部以及江苏北部地区。印章常为小国间会盟凭证，多为方形。官玺以錾刻白文，一般不设边框，另有种较特别之处，即在印面上方或上下方均有一块凸形印记，有人推测还有凹形铜玺与其咬合，但未发现过。
印文布局不拘一格，风格雄浑豪迈。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枚同类型印章“易都邑圣徒盐之鉨”，也是齐国印。易都位山东沂水流域之阳都，为齐国城邑。
见参考文献[11]第23，32页。见参考文献[18]第31页。□□玺战国（马形印，曲尺形印面）印面尺寸2.75cm×2.25cm正面是带有钮的马形印。底面印文呈曲尺型，曲尺印大都出现在战国时齐国。
战国印圆形、长方形、长条形、鸡心形、曲尺形等应有尽有，私人姓名印也可以称之“玺”。
先秦文献没有提及玺印制度，所以不同地域不同时期，形成不同的玺印艺术风格，可谓思想开放，百家争鸣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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