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和城市居民：税负和经济发展的负担_拉吉·K.萨，[美]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著；黄少卿等译；黄少卿校_9787208144286

农民和城市居民：税负和经济发展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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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和他的合作者拉吉萨分析了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城市和乡村之间常常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英国的《谷物法》大争论、美国内战前北方和南方的经济冲突，以及苏联的工业化讨论都是历史中的鲜明例子。
今天，大多数国家面临城市与乡村之间日益严重的紧张局面，包括像谁应该缴纳多少税，谁应该得到多少补贴，以及税和补贴应采取什么形式等问题。本书的视角侧重从所观察到的不同发展中国家在制度和经济环境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分析了这些紧张关系和问题。
本书虽然主要讨论当代发展中国家，但也对历史上多次论辩发表了新的看法。书中每一章都包括了对当前问题的一个非技术性表述和一个分析概述。相信财政学、发展经济学的实践者和研究者，以及经济史研究者一定会对本书有极大兴趣。

本书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和公共政策学家拉贾萨合著，讨论了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些核心问题：欠发达国家政府需要征税来提供发展所需的公共产品和服务，那么，社会各个群体中谁应该承担发展的税负成本？税收负担应该如何在农民和城市居民间分配？作者不但回顾了历史上英国的谷物法争论、美国内战前的南北工业税冲突以及苏联和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价格剪刀差等典型案例，而且基于严格的理论模型和不同的制度背景，分析了各种可能的税收政策的社会福利后果，根据这些后果对前述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作者还基于不同的税收政策分析了农村和城市部门的工资决定、城乡人口迁移与城市失业。对于当前正在加速城市化的中国而言，这本书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政策含义。众所周知，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在缺乏财政自主权的制度前提下，为了募集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公共资金，事实上采用了压低农民土地价格、垄断土地批租的方式来获得大量的土地租金；或者通过投融资平台向银行借款或发行债券等举债方式获得所需资金。这些为公共服务进行融资的模式，或者把发展的负担落到了农民头上（这和建国初期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方式让农民承担成本是类似的），或者把发展的负担转移到后代身上。利用斯蒂格利茨和拉贾萨在本书中给出的理论分析架，无疑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地方政府在城市化进程中所采取的不同融资模式，在效率和公平方面对于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将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本书的一个贡献是，建构了一系列针对欠发达国家既简单又复杂的一般均衡模型这些模型既简单到可以提供定性的结论和确定与政策分析有关的核心参数，又复杂到允许我们处理在不同欠发达国家所观察到的制度和行为的巨大差别。

发展的成本分担与公共政策有效性
《农民和城市居民：税负和经济发展的负担》即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译者托我写篇序言。原著由印度裔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拉吉·萨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合作完成，我想书的质量当不用怀疑。再问译者这本书说什么的？答曰：发展的成本如何分担。为这么好的主题的一本书写几句先睹为快的体会，也是一件幸事。
在新古典发展经济学的讨论中，发展的主题当然是资本的来源。基于此给出的处方是，一个经济体要从占支配地位的农业经济地平线上起飞，牺牲农业完成工业化所需的资本积累，是不得已的政策选择。但是，这一政策导致的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冲突也是显而易见的，上溯美国北方工业和南方农业之间的冲突，英格兰废止谷物法的争论；再到两个巨型社会主义大国的惨痛教训，苏联通过价格剪刀差推进重工业化的后果，中国从农业国迈向工业国的努力中通过统购统销和集体化造成的城乡失衡;近至这些年来许多欠发达国家发生于城镇和农村的冲突与暴动。
有意义的是，对于这样一个重要且被广泛讨论的议题，两位作者将提问的角度进行了转换：发展的成本应该由谁来承担，承担多少？为了下代人的福祉需要当代人作出牺牲，但是，应当由当代人中的谁来承担，承担多少？这就使问题的讨论直接抵达真实世界。有了好的设问，也就有了解答真问题的可能性，即发展的本质是谁来买单以及可能的代价问题。究竟由谁来买单呢？作者从大多数欠发达经济体经济发展早期阶段富人极少的实际出发，提出发展成本的承担只能是城市部门的工人和农村部门的农民两个主体。于是就引出了本书讨论的主题：农民和工人之间如何分配发展的成本！为了系统分析谁应该承担发展代价的问题，作者提供了一个严密的分析框架，对经济中的关键制度特征和决定税负、价格与其他政策变化后果的参数进行识别，对为增进福利进行价格和税收改革的具体条件进行分析，对不同社会群体当今和未来的福利进行权衡。
对于我这样一个从事了近三十年公共政策分析和咨询的读者来讲，更感兴趣并受益的是本书的公共政策分析价值。对于发展中经济体的大多数决策者来讲，当他们面对基于新古典理论给出的政策建议时，往往听起来很来劲，但是又因缺乏如何抵达政策目标的路径而苦恼不堪。两位作者在如何提高公共政策有效性上的努力值得称道。他们不是一通趾高气扬、自信满满的说教和几条应该怎样做的教条，而是基于对欠发达国家的结构和制度特征的谨慎归纳，对公共政策实施具体条件的仔细甄别，对政策背后的价值判断小心设定，比如，何谓恰当的福利权衡，什么是合意的定价和税收政策，等等；还十分注重政策工具的可能组合，从而有助于欠发达国家政府权衡政策行动的全部后果。
从中国的实际情形和政策需求来看，本书提出的一些政策建议也有参考价值。比如，
政府以平等主义目标实施的补贴政策补贴到了穷人吗？还是实际上补贴给了富人？背后的体制性障碍如何解除？
要发誓杜绝使用差别化的税收和价格政策。
由于预算的约束无法使社会中所有的群体成为转移支付和补贴项目的受益者，需要确定谁是真正的净获益人，谁又是净损失者。
需要考虑一个部门采取的行动对另一个部门产生的溢出效应。
如果食品消费对城市工人的生产率具有特别强的影响，就应该对食品消费给予补贴。
不应当对一些经济作物给予补贴的同时，却对其他经济作物征税。不应当对农业的某些制造品投入征税的同时，却对其他制造品投入给予补贴。
对农产品的出口征税对其利益以及城镇和乡村之间的收入分配产生实质性影响。
从理论和公共政策价值看，本书开创了一个研究发展成本分担的框架和路径。这一分析方法对于研究发展中经济体早期结构变革中的发展问题，具有十分实际的政策含义。更进一步看，发展成本的分担问题事实上贯穿发展的全过程，在完成初始资本积累与成本分摊以后，进入大规模工业化城市化阶段的发展成本分担以及城市居民和农民在资本扩增与发展成果分配中的冲突更大，公共政策的有效性对于实现经济和社会转型尤为重要，本书为我们研究发展与转型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视角和方法。

刘守英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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