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奥尔森的遗著，《权力与繁荣》触及了他一生所关注的问题：为什么有些经济体表现如此抢眼，能够提供令人瞩目的财富与繁荣，而有些经济体却不能做到这一点？不同类型的政府是如何阻碍或者促进经济增长的？
在《权力与繁荣》中，奥尔森认为政府在市场发展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私人契约与个人财产权利的可靠保护，取决于政府要足够强大以保证这些权利的实施，同时政府又要受到足够的限
制以避免这些权利受到侵蚀。他在《权力与繁荣》中提出的“强化市场型政府”概念是分析经济增长的一个前沿性概念，并且为金融危机后的亚洲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治理演变和经济政策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分析框架。
1991年8月19日夜晚，那是苏联强硬派发动反对戈尔巴乔夫政变的那一天，我的电话响了。当时我正在忧虑地看着电视新闻报道，报道说政变似乎要成功了。电话是一位很受欢迎的专栏主持人打来的，他问了我很多尖锐的问题。他问道，一个会把自由市场体制加于苏联的明智的独裁者对陷入泥潭之中的苏联经济来说难道不是唯一的希望吗？在亲市场的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朴正熙和全斗焕领导下的韩国，蒋介石和蒋经国管理下的中国台湾，李光耀治理下的新加坡，以及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大陆，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经济绩效上不是取得了很大的增长吗？在我1982年的《国家的兴衰》一书中，我不是说过民主社会中游说和结盟集团的聚集本质上会削弱这些社会的增长动力吗？苏联的经济绩效——就如苏联政变领导人所说的——随着戈尔巴乔夫引入他的所谓民主改革并使苏联的东欧盟国摆脱苏联的控制，难道不是急速下滑吗？
尽管我们的谈话直到我妻子已经催了我两次吃晚餐时才停止，但是我还是没有能够提供专栏主持人所希望得到的这些尖锐问题的答案。问题不是问题太多了，以致我很难提供一个充足的对这些复杂而巨大议题的分析，其实，我思考这些问题已经很长时间了。问题是我不知道其答案所在。
这些问题对我来说是逃脱不了的，部分原因是它们与我的日常研究工作有关。就在这位专栏主持人来电话的前几个月，我开始投入一项研究，以对前共产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提供经济政策和制度改革的建议。在马里兰大学，我建立了制度改革与非正式部门研究中心（IRIS），它一开始就得到美国国际开发署的独家资助。该中心在45个前共产主义国家或者第三世界国家拥有办公室或者研究项目，在许多这类国家，都存在那位专栏主持人提出的同样的令人头疼的问题。例如，有些印度人告诉来自中心的人们，他们困惑的是印度的经济没有落后中国大陆、新加坡、中国台湾以及韩国太多是不是因为印度是民主国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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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当代*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美国马里兰大学经济学教授，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奠基者。主要著作包括：《战时短缺经济学》（1963）、《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其物品与集团理论》（1965）、《一份准备中的社会报告》（1969）、《没有增长的社会》（1974）、《健康护理经济学新方法》（1982）、《国家的兴衰——经济增长、滞胀和社会僵化》（1982）和《权力与繁荣》（2000）。奥尔森的学术贡献远远超出经济学的范围，对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强化市场型政府乃经济发展之根本
序
前言
第一章 权力的逻辑
罪犯的比喻
固定活动范围的匪帮
历史事实
专制统治与大多数人统治的比较
更具共容利益观的大多数
其他的一些含义
第二章 时间、收入与个人权利
“国王万岁”
匪帮的终结
民主的自发产生
代议制政府的财产和契约权利制度
持久的民主意味着持久的财产和契约权利
第三章 科斯谈判、交易成本与无政府社会
互利交易的起点
交易成本
市场失灵
科斯定理
对科斯理论的概括
无政府社会
对理论的附加说明
第四章 理性的人与非理性的社会
小集团常常可以成功地进行集体行动
战略互动
一个寻常的错误
要是没有交易成本会如何？
有选择的激励
小结
第五章 治理与经济增长
治理的演变
拥有组织自由的社会的僵化问题
第六章 执法与腐败的根源
维护法律的压力
私人领域针对执法的普遍一致的压力
第七章 苏联模式的专制理论
专制者攫取的限度
增加储蓄和投资的财产征用
税收如何能提高工作意愿？
……
第八章 共产主义的演进及其遗产
第九章 对转型的意义
第十章 达致繁荣所需要的市场类型
《权力与繁荣》：
因此，理性的自利会使自愿交换变得互相都有好处，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它也会满足社会利益。但是，它也会引导人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去强迫他人。用杰克·赫什莱佛（Jack Hirshleifer）的话说，就是存在“武力的黑暗面”（a dark side of force）。
当我们放弃所有的互动都是自愿的这个假设时，社会结果必然是有效的这个含义就不存在了。拥有权力的一方通过武力威胁或者使用权力能够得到收益，如果这样做的成本比他获得的收益要少得多的话。受害者的损失，以及即使这样的损失规模与拥有权力一方的收益相联系，也并不必然会对结果产生影响。小偷不需要关心他的盗窃所获会对受害者造成多大的损失，谋杀者也不会去只杀害那些想自杀的人。
同样，只有当某个政府能够比它的前任更有效地利用财产，或者只有通过税收能够聚集到更有用的钱财时，这个政府才会必然去霸占其臣民的财产。因此，当我们超越自愿交换及交易成本的分析方法，而在我们的分析中纳入通过运用强制性权力谋取收益的因素时，解释政府所做的好事与坏事就不是什么很难的事情了。
当我们把权力纳入到分析中时，我们可以很容易承认这样的事实，即政府的本性都是强迫性的。例如税收从概念本身讲就是强迫性的，每个政府都会利用税收资源。它们就如俗语所说的，和死亡一样是不可避免的东西。同样，我们也很能理解政府的警察力量握有枪支，或者政府控制的军队施行的令人敬畏的暴力和拥有的强制性武器，或者是政府有时介入的代价高昂的战争。当我们只是考虑自愿交换与交易成本问题时，政府的象征物使我们想到的是强有力的像狮子和老鹰这样的动物而不是收银机或者商店，这绝不是偶然的。
强制对契约遵守是必要的
自愿交换与交易成本分析方法从其自身来说是不能解释某些好的结果的，即使这些好的结果发生在从社会意义上说是无效的市场环境下。有些交易本身是可以自我强制实施的。例如，如果交易在某一点上完成了，相关方的利益与常识一般就是要从买卖中获得收益。这种买卖甚至会发生在那些不需要共同文化或者制度帮助的相关方之间，就如自治的部落之间互相进行买卖一样，有时甚至也会发生在如政府禁止的黑市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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