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型社会组织发展模式研究》选择以政治嵌入为分析视角，从策略建构、制度安排、社会组织反应以及应用价值等四个方面对引导型社会组织发展模式进行了系统化理论建构。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世界经济、社会的转型所引发的“全球结社革命”推动了社会组织在世界范围内迅猛发展。几乎同一时期，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大幕，社会组织也获得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社会组织因其具有不同于政府、营利组织的独特优势，在民生诉求的反映、公共服务的供给、社会矛盾冲突的调解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正逐步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主体。
　　目前，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的发展理念、发展道路、发展走向，因此，着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已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要求。本书是就讲好社会组织发展的“中国故事”而展开的一种学术形式尝试。其实，对于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逻辑，无论是法团主义模式还是自由主义模式都面临着解释困境。本书中，作者通过对一个地区社会组织发展实践的研究，发现了当代中国一个具有特色的社会组织发展模式正在形成，并将其称之为“引导型社会组织发展模式”。这是依据中国本土经验而生成的发展模式，它不同于传统法团主义或自由主义模式，有其自身独特理论内涵，并对中国社会组织发展逻辑进行了清晰表达。
　　一直以来，关于“发展模式”的研究，多以“欧美模式”为标杆，而缺乏对西方之外特别是赶超型现代化国家社会变迁与转型及本土经验的真切把握。本书作者以一个地区的社会组织发展为典型个案，通过长期的观察与思考、深入的调查与分析，展示了在剧烈社会变迁过程中社会组织的发展逻辑，概括和提炼出社会组织发展经验，分析了生成社会组织独特发展路径的土壤。由此，实证研究构成了本书一大特色，这有助于深刻把握社会组织发展的本土经验与实践逻辑。
　　本书视野宽广，逻辑严密、分析透彻。既有纵向的历时性分析，也有横向的比较分析；既关注模式的“生产过程”，又对模式作出了理性探讨；既有事实的讲述，又有理论的分析。其中关于模式何以可能、理论内涵、困境问题及其未来走向的探讨，引人深思，许多话题仍值得学界进一步展开深入思考。
　　李瑜青
　　201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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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梦成，安徽金寨人，中共上海市浦东新区区委党校副教授，社会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中国民主与法治建设，社会组织发展与管理。在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论文30余篇，参与撰写著作2部，主持和参与市级课题2项，市党校系统课题5项。

第一章 引言
一、 问题提出及研究意义
（一） 问题提出
（二） 研究意义
二、 文献综述
（一） 国外关于社会组织的研究
（二） 国内关于社会组织的研究
（三） 研究不足及趋势述评
三、 理论视角与研究方法
（一） 理论视角
（二） 研究方法
四、 概念界定与研究内容
（一） 概念界定
（二） 研究内容


第二章 浦东新区区情及引导型社会组织发展模式由来
一、 两次历史机遇与浦东新区社会组织发展
（一） 浦东新区的区情
（二） 浦东新区社会组织发展概况
二、 浦东新区形成新模式的基础背景
（一） 社会事业开发的繁重任务
（二） 社会事业管理格局困境的突破
（三） 体制机制创新的历史使命
（四） 勇于创新的开发队伍
三、 探索历程
（一） 组建承接政府管理职能的"载体"（1993-1995）
（二） 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1996-2000）
（三） 培育专业化的社会服务机构（2001-2004）
（四） 营造社会组织发展的整体环境（2005年至今）
小结 浦东新区形成新模式的动力与条件


第三章 利弊权衡：引导型社会组织发展模式策略建构
一、 社会组织发展的驱动因素
（一） 快速城市化导致社会需求急剧增加
（二） 地区间经济社会建设竞争的压力
（三） 国家政策的宏观激励
（四） 国外先进理念与实践的示范
二、 社会组织发展的制约因素
（一） "小政府、大社会"体制运行困境
（二） 重管理的国家微观制度与政策
（三） 社会组织自身发育不良
三、 利弊界定：政府权衡的关键因素
（一） 社会组织发展的实际收益
（二） 社会组织发展的潜在风险
四、 策略建构：引导社会组织发展
（一） "引导"的涵意
（二） 引导的策略
小结 为何引导：平衡收益与风险之间的张力


第四章 柔性运行：引导型社会组织发展模式制度安排
一、 发展空间让渡：公共部门的改革
（一） 理论基础与设想
（二） 改革的实施路径
（三） 改革的困境与问题
（四） 以"增量改革"推动"存量改革"：再改革的思路
二、 政府资源支持：新型政社合作关系的构建
（一） 何谓"新型"
（二） 理论依据与现实基础
（三） 机制与载体
（四） 政府资源选择性支持逻辑
三、 社会系统支持：社会资源的动员
（一） 社会资源的支持作用
（二） 社会资源动员的手段
（三） 社会资源动员的困境
（四） 再完善的思考
四、 柔性化管理：过程监管机制的建构
（一） 登记管理体制的谨慎改革
（二） 规范化评估的正面激励
（三） 全面规范化建设的倡导
（四） 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分类管理
（五） 社会组织党建的政治引领
小结 嵌入：发挥党政资源的显性与隐性功能


第五章 社会组织适应性反应：引导型社会组织发展模式同步效应
一、 社会组织生存的新环境
（一） 选择性的政府放权
（二） 关键性公益资源的政府控制
（三） 结社自由权的适度限制
（四） 多元化的监管手段
二、 社会组织内部运作的适应性反应
（一） 迎合政府偏好的功能定位与类型选择
（二） 符合政府期望的能力建设
三、 社会组织外部运作的适应性反应
（一） 获取政府的特殊信任
（二） 顺应政府需求的变化
小结 受嵌：社会组织的政治关联与功能失调


第六章 政社合作治理：引导型社会组织发展模式应用价值
一、 合作治理基础条件的实现
（一） 合作信任基础的确立
（二） 社会组织"质"与"量"的发展
二、 合作治理共识的形成
（一） 政府职能转变：政府"退位"与社会组织"补位"
（二） 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政府"掌舵"与社会组织"划桨"
（三） 公共服务供给方案：政府决策与社会组织参与
三、 合作治理实践的展开
（一） 政府"单中心"供给公共服务格局的改革
（二） 社会组织协调复杂利益矛盾优势的利用
（三） 行业协会承接政府转移职能的探索
小结 实践趋向：党政主导的参与式治理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一、 模式何以可能：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
（一） 先整合后分化的现代化路径
（二） 富有历史使命的全面领导的执政党
（三） 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
二、 比较分析：模式的理论内涵
（一） 时代背景与问题指向
（二） 制度特色与发展路径
（三） 国家与社会组织的功能与角色
（四） 运行支点与结构关系
三、 困境与问题：尚未定型的模式
（一） 政府介入与组织自主性
（二） 执政党外部进入与组织内部排斥
（三） 组织化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
（四） 法外组织与法律规制
四、 未来走向：建立现代社会组织体制
参考文献

　　《引导型社会组织发展模式研究》：
　　（1）机制创新：政府购买公共服务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全球新公共管理运动中出现的一个重要趋势。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政府职能扩张的弊端和矛盾日益突出、财政支出压力、影响社会活力、官僚主义、浪费和效能低下等一系列问题日益尖锐，以至于各国普遍出现了所谓的财政危机、管理危机、信任危机，改革呼声越来越高。于是1979年英国率先开始改革，美国紧随其后，很快形成了席卷全球的政府改革浪潮，其广泛性、全面性和深刻性可谓前所未有，不仅几乎所有国家都被卷入其中，而且行政体制和管理方式的所有方面几乎都被重视。这次改革的重要特征，就是向“小政府”和承认市场价值回归。例如，在最先发起改革的英国，差不多用了10年的时间对各个政府部门的每一项职能逐一进行审议。首先评议是否必须由政府承担，能否交给市场和社会；如果必须由政府承担，能否采用委托或购买服务的方式；如果前两项都不行，必须由政府直接承担和管理的，主管部门要提出改进管理、提高效率的几套对比方案供评议选择。经过这样一个过程，他们把原来只占政府工作5%的决策工作留在了政府，把原来占政府工作95%的执行工作全部通过委托、出租、采购等购买服务的方式交给了社会；监督方面的改革，主要通过承接机构与政府公开签订合同和向社会公开承诺服务标准、质量的方式把日常监督交给社会公众；同时通过招标采购的方式委托专业机构进行绩效评估。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是政府支持社会组织的一种重要形式。尽管这一方式指向的直接目标是公共服务，但客观上使社会组织获得资金从而减轻其资金短缺的压力，并一定程度增强了社会组织生存发展能力。其实，从世界范围讲，所有社会组织收入的34%来自公共部门方面，是政府机构或准政府机构通过拨款或合同或报销的方式来实现的。在健康和社会服务领域的社会组织，主要收入来自公共部门的支持，而不是收益或收费。政府为健康领域的社会组织提供了一半资金。社会服务组织的收入中，来自政府的支持占其资金来源的42%，收费收益占38%，私人慈善占19%。而在政府主导模式的国家，社会组织收入的最大来源是国家公共部门的支持。这种状况在西欧发达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非常明显。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与西欧国家有所不同。“典型”的社会福利国家的特征是政府提供一整套的社会福利服务，西欧国家并非如此，它们更多的是创造一种福利伙伴关系，由政府来资助福利服务，但却高度依赖社会组织来提供服务。因此，社会组织不仅不是被取代，政府资助的社会福利反而有助于激励它们的增长。因此，不难理解这些国家拥有的社会组织比较大。数据表明，政府是其社会组织发展和壮大的主要源泉。
　　政府之所以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一方面是源于社会组织的特性。社会组织以公益为目的，且具有非营利性，提供社会公共服务是其重要功能之一，政府资助和支持社会组织，有助于提高社会组织的服务能力，改进公共服务的提供。另一方面，则源于社会组织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具有相对于政府部门的优势。社会组织其组织结构的弹性，管理与运行的灵活性，贴近基层和公众的草根性，对公众需求反应的及时性等特点，使其比政府部门提供公共服务更有效率和效益，更能够满足公众需求的多样性和异质性。同时，与企业相比，其公益的宗旨和非营利的约束，使其更能保证公共服务的质量品质和公益性。
　　其实，中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动机主要在于改变公共服务由政府垄断单一供给的传统模式，引导社会资源参与公共服务供给，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再者，通过竞争机制的引入，以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和效益，改变公共服务中成本高、效率低、质量低和群众满意率低的现象。
　　中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应该说是发端于浦东新区。1996年，上海市基督教青年会接受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的委托将一个新建小区工建配套设施改造成社区中心——罗山街道市民会馆并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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