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戈里·布拉肯 (Gregory Bracken ) 1968年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2009年于荷兰代尔夫特大学（Delft University）建筑技术系毕业，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为“思考上海：社会主义城邦的福柯视野”。在亚洲生活和工作过多年，撰写过一系列步行旅游指南。现为代尔夫特设计学院研究员，他的建筑设计工作室主要针对亚洲城市，如香港、新加坡等。在莱顿大学亚洲研究所做访问学者期间，以东亚的国际性城市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第一章导言
当中国在忍受不平等条约的屈辱的时候，上海正在孕育一种新的、不同寻常的住宅类型： 里弄房。作为19世纪的商业性开发，里弄房是中国传统庭院式住宅和西方排屋的混合体。它们大部分属于房地产投机的产物，由大块街区组成，在上海市内常见。这些大街区接着又被分成三四个更小的片区，每个约由100个住宅单位组成，在开发上独立（见图1.1）。居民的出入需通过弄堂，其中主弄堂宽4—5米，与街道成直角相交。较大的片区还有支弄堂与主弄堂直角相交。
虽然商业活动仅限于临街的房子，但主弄堂也会有一些非正式的商业活动（见图1.2）。进出弄堂需经过一扇晚上会关闭的大门（见图1.3）。大门通常不止一处，但由于关门的时间各不相同，这些可以当成捷径的弄堂只有非常熟悉它们的人才懂得如何使用。因为如果你进门的时间不对，就有可能会发现原本方便的通径成了烦人的死路。
里弄房一般是2到4层高，面积和装修水平各异，其中基本单元在60—105平方米之间，通常一层有两个房间（见图1.4）。随着类型的发展，这种基本房型变得越来越大，也越来越精致，出现效仿西式联排别墅和花园式里弄房（房屋一侧有一块空地，并且占地面积较大）的新式里弄房（见图1.5）。弄堂是工作、娱乐等多种社区活动的所在地，它们能被灵活使用的主要原因在于其“递进的私密性”层级系统（见图1.6）。“递进的私密性”这个术语是吴讷孙（Nelson I. Wu）在其开创性著作《中国和印度建筑》中分析中国传统庭院式住宅（四合院）时提出图1.6“递进的私密性”，里弄房片区
的。由于该词也适用于里弄房的空间，所以还将在第三章中出现。
夏南悉（Nancy S. Steinhardt2011： 8）指出，在中国传统城市和建筑设计中，建筑，乃至整座城市的设计以围合为前提，而且通常包含多道围合，随着一个人离中心越近，离墙外纷扰的公共空间越来越远，由此体现内部的层级关系。从主街（完全开放）进入私人住宅、宫殿或花园，需要依次穿越层级空间。这种传统空间顺序反映在上海里弄房的街区布置中。随着居民（或陌生人）从主街（完全公开）由主弄堂（半公开）进入与主弄堂相交的支弄堂（半私密），最后进入完全私密的家，他们遵循的是一种空间的递进顺序，这种顺序决定了片区不同地方发生的活动类型，尤其是在弄堂里。以水果摊贩为例，他会把摊位设在主弄堂与支弄堂的交叉口，但他们会站在主弄堂上，而绝不会是半私密的支弄堂上（见图1.7）。傍晚的时候，中国的大爷或大妈会走出来看主弄堂里图1.7水果摊贩，主弄堂
的活动，但他们通常都只坐在既看得到主弄堂又不妨碍交通的支弄堂里（见图1.8）。这些支弄堂也是人们打麻将、坐着闲聊、洗衣服、修摩托车、照看孩子、洗菜烧饭或照料盆景的地方；而主弄堂则是他们买东西、与路过熟人寒暄的地方（见图1.9和图1.10）。这些活动，乍看似乎是随意甚至是偶发的，实际上却遵循了一个严密且条理分明的层级系统。这令人想起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所谓的“有组织的复杂性”（Jacobs 1993： 20），她认为“有组织的复杂性”是健康城市街道生活的关键。
弄堂，特别是半私密的弄堂提供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它们守护着片区里的住宅。房屋的门有可能是开着的，这样，一个不速之客会受到人们的密切注视，以免他去了他不该去的地方；然而，如果他只是从主弄堂上路过，却不会有人阻拦他。这是一个有益无害而且有效的方法，使居民可以自己管控他们与访客和陌生人的接触，同时又如同我们在第五章讲到的，也为城市街道自我监管在健康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提供了示例。
里弄房这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带来的另一种结果，是公私界限不再像西方那么分明。彼得·G.罗韦（Peter G. Rowe）也曾强调过该结果。罗韦认为，这种“公开、半公开、半私密和私密空间界限的模糊”导致“人们更重视社区、礼仪和遵守秩序”（Rowe 2005： 27）。中国人待在街道上的时间明显多于西方人，里弄提供的公开—半公开/半私密—私密的微妙递进过程看上去不但与他们的生活方式完美契合，更是促进这种生活方式要素。西方对这种公开与私密、室内与室外的模糊事实上一无所知，因为它出自亚洲房屋建造的传统实践。我们会在第三章探讨里弄房类型发展时讲到这些实践。
梁允翔（Samuel Y. Liang）认为，里弄房的早期雏形是他所谓的“过渡型”，因为尽管它们看上去与当地工匠建造的民间建筑有些相像，实际上却是“中国最早的商业房产，它们的建造体现的是资本主义的融资和开发方式”（Liang 2010： 6）。得益于民居传统的延续性，上海里弄房与中国传统住宅建筑中一些它的前身似乎有许多共同之处，尤其是农村庭院式住宅和四合院，即北京胡同，但作为一种类型，它自始至终保持着上海的独特性。
试想我们现实中能有多少时候把一件东西说成是独特的？把某件东西说成是独特的，这意味着地球上找不出第二件与之相似的东西。如此一说，这种类型的重要性瞬间上升。上海近几十年的飞速重建，意味着这种类型现正面临威胁，对其分析的需求就变得更加迫切。上海的飞速重建意味着里弄房正在遭受破坏。它正被高层公寓、办公大厦、酒店和购物中心取代。我们有义务去尝试了解它们，有可能的话，赶在这种类型尚未从地球上消失之前将它保护起来。
梁允翔指出，虽然现代上海的建筑有完备的记录和研究，但建筑历史学家倾向于把注意力集中在标志性建筑上，即那些20世纪初由西方（或西方培养的中国）建筑师设计的建筑。20世纪初，中国买办和建筑公会才把建筑确立为专门行业，在此之前建造的晚清建筑鲜有人问津（Liang2010： 6）。
虽然国外建筑师从19世纪40年代便已开始在中国建造建筑，但直到19世纪末中国还没有专门的建筑设计行业。夏南悉将1840年前后的那段时期视为中国建筑史的转折点。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建筑师开始意识到他们自己的建筑传统或许能从国外的技术和工程创新中受益（Steinhardt 2011： 3）。但是，正如杰弗里·W.科迪（Jeffrey W. Cody）指出的，中国的建筑设计直到20世纪之交才正式成为一门行业（Cody 2011： xiii）。无论建筑有多恢弘、装饰有多华丽，之前的中国建筑都是由默默无闻的工匠建造的（Steinhardt2011： 18），这和欧洲中世纪的大教堂很像，它们皆由石匠行会建造，直到文艺复兴后建筑师才开始作为独立的设计师涌现。随着中国通商口岸的设立，像西方一样把建筑设计看成一个专业领域的思想开始占据主导。洋建筑师对此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在成立公司时一般都会雇佣至少一名当地绘图员或勤杂工协助他们的工作（Cody 2011： xx）。这种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只是雇佣的人数更多，知名外国设计公司在接到设计任务时都会依靠当地专业人士审核建造的可行性。里弄房相关术语
本书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尝试让人们意识到上海里弄房是一种独特且不同寻常的城市和建筑类型。作为本书的引言，这里还将解释一些与之相关的关键术语如“四合院”、“石库门”，以及城市和公共空间等概念，特别是中国人对这些词的理解。第二章将简要回顾上海跌宕起伏的历史，着重关注19 世纪至20世纪初这段时期，因为这是里弄房类型发展的关键时期。第三章将探索先于里弄房出现的住宅类型，如“四合院”，也就是上面提到的庭院式住宅。第四章将分析里弄房的布局和作为一种纯商业投资的演变过程。
第五章将研究该类型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应用。从很多方面来讲，这都是本书最重要的一章。在这一章中，我对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一些有关空间和权力关系的理论做了简单但重要的援引，以探索这些关系是如何融入上海的建筑环境的。有关福柯的作品和他写作时所处的学术环境，请参考附录二： 米歇尔·福柯和后结构主义。——作者注这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居住者巧妙利用里弄房空间的方式。第六章继续从其产生的文化生活角度进行分析，重点关注两位上海作家——张爱玲和王安忆，在她们的作品里弄房均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章还将关注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一些描写上海市的作品，以及近几年一些以上海为背景的电影，如《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伯爵夫人》和《面纱》等，从中探索里弄房在描写上海的电影中扮演的角色。作为本书的最后一章，第七章将简单总结主要观点，并探讨里弄房未来可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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