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全面分析了家庭教育与儿童发展的关系，具体涉及家庭教育与传统文化、家庭教育与亲子互动、家庭教育与社会资源、家庭教育与儿童智能开发，以及家庭教育与特殊儿童关系等方面，有助于读者厘清它们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好地建立它们之间的关系。

　　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
　　本书分析了家庭教育与儿童发展的关系，有助于人们，特别是家长用正确的思想和方法教育、引导孩子，使其健康成长。

　　序一
　　儿童代表着世界的未来，承载着祖国的希望，儿童事业事关国家发展、民族兴旺。家庭是人生的第一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基石。习近平强调，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
　　一直以来，上海非常重视儿童事业和家庭教育工作，致力于对儿童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的各项探索与实践，通过实施儿童发展规划、落实儿童实事项目，为儿童身心的健康发展和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提供各种保障。随着社会转型、需求多元的变化，儿童事业和家庭教育面临新的情况和挑战。如何让家长时时处处为孩子做榜样，用正确的思想、正确的方法教育引导孩子，为孩子身心健康发育成长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氛围，需要引起家庭、学校、社会高度的关注和重视。
　　为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真正体现“儿童优先”的原则，激发起更为强大和自觉的社会力量投身于儿童事业，我们希望通过研讨为政府有关部门、专家学者、社会组织搭建一个分享科研成果、阐述思想观点、提供对策建议、推广科学方法的平台，让全社会对家庭教育的独特地位和作用形成共识，让孩子懂得真善美、远离假恶丑，共同为儿童健康成长营造一个快乐、和谐、美好的环境。
　　让我们畅所欲言、携手共进，为孩子们灿烂的明天撑起一片天空！
　　徐枫
　　上海市妇女联合会主席
　　序二
　　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家庭教育的质量，不仅影响儿童当下生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未来的发展。家庭教育和儿童发展，这是一项事关我们世界未来、民族希望的伟大事业。
　　中国是一个历来十分重视家庭、重视家庭教育的国度，古代著名教育家颜之推在1500年前就提倡早教、胎教。严格的家庭教育使得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代代相传，构成中国家庭稳定和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础。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过程持续深入进行。这些新的巨大变化，给我国传统的家庭结构、道德伦理与家庭教育带来新的挑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培养教育好下一代这个问题，突出地摆在全社会面前。当前，新一代儿童成长的教育背景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趋势。诸如，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问题；独生子女一代生活方式不健康问题，如近视率、肥胖率依然偏高；部分家长注重孩子学习成绩胜于健康人格培养，以及少数儿童迷恋网络游戏，等等。上述问题，都需要我们重新反思我们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理念与方法，也需要我们家庭、学校和社会相互配合、协调合作，共同来推动家庭教育科学指导、深入推进。
　　“为了孩子”国际论坛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了9届，它已成为上海乃至全国具有较大影响的学术论坛，业已成为中国青少年与儿童事务对外交流的高端平台。上海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内地方最大的综合性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青少年研究是我院重要的并且具有特色的研究领域之一，我们愿在此基础上，通过第十届“为了孩子”国际论坛，和相关专家、朋友、有识之士共同探讨与儿童相关的教育议题，从而为世界青少年、儿童的安全、健康、幸福成长作出贡献。

　　杨雄，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研究员。研究领域为青年社会学、社会调查与决策咨询研究、社会思潮与青年文化、独生子女与代际关系、青少年性教育、家庭教育。

序一
序二
一、　家庭教育与创新发展
上海家庭教育的新变化与新挑战
新媒体背景下的家庭教育创新
家庭结构变化对亲职教育与儿童健康的影响
婴幼儿发展的理论与创新实践
家庭教育与儿童的情绪管理
二、　家庭教育与文化传承
“互联网+”视野下开拓传统文化教育思路——以《弟子规乐园》为例探索传统文化与家庭教育融合
《颜氏家训》的德育思想及其现实价值
家庭教育文化传承的思考
三、　家庭教育与亲子互动
让家长的参与成就学生的发展——基于外来务工随迁子女学校“亲子作业”的实验
利用自然资源开展0—3岁婴幼儿家庭亲子游戏
4—6岁幼儿父亲参与研究：定位、参与、效应
当前小学生父亲参与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四、　家庭教育与家校合作
社会组织推进社区家庭教育的实践探索
创新家校合作机制营造全纳育人氛围
论家校合育的基本模式
师资培育性别平等教育课程建构与实践——以校园性霸凌防治为例
台湾地区公立托儿所改制幼儿园后的经营现况
五、　家庭教育与科学育儿
改变孩子思维认知在家庭教育中的应用
育儿之路从阅读图画书开始
营造良好家庭氛围激发儿童乐学潜能
0—3岁婴幼儿音乐智力的表现特征与早期培养
台湾地区对外籍与大陆配偶的辅导机制
六、　家庭教育与社会支持
提高自闭症儿童沟通能力的家教指导
构建智障儿童家庭教育支持系统
家长进校有助于脑瘫儿童成长
随迁未成年子女犯罪问题及预防
后记

　　上海家庭教育的新变化与新挑战
　　一、研究背景
　　2015年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亲人相亲相爱，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习近平从治国理政的高度阐明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以及家庭教育对国家发展、民族进步和社会和谐的重要意义。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家庭教育受到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家庭教育立足于促进家庭成员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是学校基础教育和终身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教育不仅仅是发生在家庭内部的个人行为，更是一项社会工程，需要家庭教育法律保障、家庭公共政策支持以及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共同参与。当前，伴随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变化，家庭的结构、类型、关系和功能都在发生相应变化，家庭教育呈现新的特征，面临新的挑战。上海市妇联和上海社会科学院曾于2005年在上海全市开展过一次家庭教育调查，今年又以相同的主题开展了调查。时隔10年后，上海家庭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发生了哪些变化？家庭教育面临哪些新的挑战？
　　本次调查的研究对象为有子女正在就读幼儿园、小学或初中的上海市区家庭。我们在普陀、闵行、黄浦、浦东四个行政区各随机挑选2所幼儿园、2所小学和2所初中，每所学校随机抽取100名在校儿童或青少年，再请其家长（父亲或母亲）填答父母调查问卷。共计发放24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2227份，有效率达到93％。
　　从未成年人的角度来看，最终获得的调查样本按课题设计大体上平均分布于幼、小、初三个年龄段，每个年龄段样本的性别比也大体平衡。另外，总样本中本地户籍与外地户籍（含境外）的构成比例约为7∶3，并且外来人口子女在三个年龄段都有一定的分布，这为进一步研究该群体的家庭教育情况提供了可能。从家长的角度来看，本次调查约有2／3是由母亲填答的。家长的教育程度较高，大专或高职学历者占到24.6％，本科或研究生学历者占到36.3％，两者合计高达60.9％，充分反映新时期的年轻父母普遍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特点。与较高受教育程度相应的，是家长较高的职业地位，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占到20.7％，从事管理工作的占到28.6％，两者合计接近50％。
　　从家庭状况来看，本次调查涵盖了各种家庭类型，家庭之间在收入、住房等经济条件上有较大的分化。独生子女家庭占77.0％，独生父母家庭占48.5％，三代家庭占41.7％，全职主妇（夫）家庭占14.4％，其中全职主夫只占极小比例。在本次调查中，父母全年总收入的均值约为17万元，但标准差也达到了约14万元之多；家庭人均住房面积的均值约为29平方米，但标准差也达到了约21平方米。家庭之间的经济条件分化之大，与全国和上海近年来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具有一致性。
　　二、家庭教育新特征与新变化
　　2005年调查报告的分析框架包括教育观念、教育行为和教育互动②。我们除了从这三个方面来对10年前后的情况作全面的数据比较，还将补充报告目前家庭教育的资源和投资状况。
　　（一）大多数家长家教理念有了明显变化
　　教育观念，作为家庭教育“知”的层面，主要包括对家庭教育任务的认识和对子女的教育期望等。表1比较了10年来上海家庭对家庭教育任务的认识变化，其中，“客观”表示受访家长对社会上大多数人关于家庭教育任务的理解；“主观”表示受访家长自己对家庭教育任务的理解。2005年的调查结果曾显示，家长存在主客观认识不一致的现象，即“主观”上大部分家长认为道德教育最重要（占52.8％），但“客观”上却是大部分家长认为智力开发与学习最重要（占46.4％）。2015年的调查结果显示，这种主客观认识不一致的现象得到了改观，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大部分家长都将道德教育列在家庭教育任务的首位（分别占64.3％和58.0％），这说明社会上过度重视智力开发与学习的家庭教育风气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纠正”。10年来的另一个明显变化是，人格和心理素质教育开始受到家长们的重视。它在家庭教育任务中的重要性，不仅在家长们的“主观”认识上排名第二，而且在家长们对社会风气的“客观”认识上也排名第三，但在2005年时，它却没有进入前三名。相对而言，除了道德教育之外，10年前更重视生活习惯的培养，而10年后则更重视心理素质的培养。
　　（二）家庭教养方式随时代变化
　　作为家庭教育“行”的层面，教育行为主要包括教养方式和责任分工。2005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学龄期的儿童和青少年的家庭教养方式更多倾向于“专制型”。2015年的调查结果发现，虽然“专制型”的家庭教养方式仍然占据社会主流，但专制成分有所减弱。调查发现，不同意孩子绝对不能顶撞老师的比例达到近1／5；同意孩子上完课和做完作业后拥有自由时间的比例近一半；同意凡是有关孩子的事情都要和孩子民主商量的比例，超过了90％；当和孩子发生冲突时，家长们选择的解决办法以寻求妥协、双方协商或接受孩子意见等为主，分别占到42％、14.7％和6.1％，合计62.7％，而选择各执己见或接受父母意见的仅占到37.3％；认为自己对孩子是开明的占比71.8％，而自认严厉、宠爱、不太关注的占比分别为21.9％、5.0％和1.2％。
　　各种家庭类型和各个社会阶层之间在家庭教育的观念或方式上存在差异。我们用受访家长对“专制型”教育方式的认同程度来进行研究，具体来说，是用受访家长对“孩子顶撞老师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这种表述的同意程度来测量对“专制型”教育方式的认可程度。在学前阶段，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家庭、独生子女父母与非独生子女父母家庭、三代家庭与两代家庭、全职主妇与非全职主妇家庭、移民家庭与非移民家庭之间，在对“专制型”教育方式的认可程度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在学龄阶段，虽然非独生子女家庭比独生子女家庭、移民家庭比非移民家庭表现出更多的对“专制型”家庭教养方式的认同，但差值幅度并不太大。然而，无论是在学前还是学龄阶段，阶层之间在对“专制型”家庭教育方式的认同程度上都存在显著的差别。如果用家长教育程度来衡量阶层，可以发现教育程度越高的家长对“专制型”家庭教育的认同度越低，回答“完全同意”的比例在学前组中依次从41.7％下降至23％，在学龄组中依次从72.5％下降至39.2％。如果用家庭收入来衡量阶层，可以发现收入越高的家庭对“专制型”家庭教育的认同度越低，回答“完全同意”的比例在学前组中从48.3％下降至20.1％，在学龄组中从63.3％下降至41.2％。而且，即使是在多变量分析中控制了家庭类型和受访人的其他人口社会学特征后，教育和收入的这种影响也仍然存在。可见，家长教育程度的提高和家庭经济条件的提升有利于降低家庭教育观念或方式中的专制成分。
　　（三）大多数家庭拥有了更多的教育资源
　　2005年调查已经发现，随着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升，家庭开始拥有较多的教育资源。2015年调查显示，家庭的教育资源进一步充实。除了前文提到的家长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普遍较高之外，还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孩子拥有独立书桌、独立书架和独立房间的比例较高，分别为87.6％、77.5％、65.5％；（2）多数孩子都有自己的家庭藏书，有50本以下的占39.0％，有50～100本的占29.47，有100本以上的占31.6％；（3）家庭对孩子的课外教育投资（包括请家教和参加补习班或兴趣班）普遍较高，上学期花费的平均值约为5500元，中位值也达到了3000元，占家庭同期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在10％及以下的占61.3％，在11％～20％的占20.8％，在20％以上的占17.9％。
　　从不同家庭类型的比较来看，独生子女比非独生子女家庭对孩子的课外教育投资更高，独生父母比非独生父母家庭的教育投资更高，非移民家庭比移民家庭的教育投资更高，但三代家庭与两代家庭、全职主妇与非全职主妇家庭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学前组和学龄组的数据结果均如此。以是否移民家庭为例，在学前组中，移民家庭比非移民家庭在教育投资总金额上约低1068元；在学龄组中，移民家庭比非移民家庭低2450元。从不同阶层的比较来看，家长教育程度越高、家庭收入水平越高的家庭对孩子的课外教育投资也越高。在学龄组中，不同等级的阶梯式差异效应表现得非常明显。但在学前组中，收入水平与教育投资并不存在如此明显的线性关系，教育程度与教育投资的关系也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学前教育尚未受到大家的重视，各个阶层还未对学前教育展开投资竞赛。
　　资源稀释理论认为，非独生子女家庭不得不将有限的家庭经济资源在多个孩子之间进行分配，因此每个孩子得到的资源不可避免地被稀释了，而独生子女家庭则不存在这个问题。该理论可以用来解释独生子女家庭的教育投资高于非独生子女家庭这一发现。类似地，非移民家庭的教育投资高于移民家庭这一现象也可用经济资源的多寡来解释。因为一般来说，移民（尤其是一代移民）的劳动收入和经济地位要低于当地居民。独生父母家庭的教育投资高于非独生父母，很可能也是因为独生父母有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阶层之间的教育投资差异更明显，这是由他们的经济资源差异所直接决定的。因此，对上述发现的一个综合结论是，家庭教育投资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家庭的经济资源多寡。事实上，多变量分析表明，当用上述家庭类型和家庭阶层变量来同时预测家庭教育投资的金额差异时，只有家庭收入变量是显著的。这也意味着，经济资源决定论是站得住脚的。
　　从家庭收入对家庭教育投资占家庭收入比例的影响来看，经济收入越低的家庭，孩子课外教育花费占家庭收入的比例反而越高。在学前阶段，经济收入处于下层组的家庭，孩子教育花费占家庭收入比达到20％以上的比例为34.5％，中下层组的这一数字为25.9％，中层组的这一数字为16.9％，中上层组的这一数字为9.9％，上层组的这一数字为3.3％，呈依次递减的模式。同样，在学龄阶段，从下层组到上层组，教育花费占家庭收入比依次从34.7％下降至12.2％。这说明，在课外教育市场定价刚性的情况下，低收入阶层的家庭为了追求同样的市场化教育，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四）家庭教育中“父亲缺位”依然存在、母亲负荷有所上升
　　父亲参与不足的问题10年前就已经出现，当时已明确提出增强父亲角色力量的建议。应该说社会各方面对父亲参与重要性的宣传力度在不断加大，如近两年热播的《爸爸去哪儿？》节目就引起人们对父亲参与的关注和热议。时隔10年之后，纵向比较的数据表明，问题不仅没有解决，“父亲缺位”的现象反而更为严重。2005年调查数据虽然发现在孩子生活方面普遍存在“母性照料模式”，但却发现在孩子教育问题上父亲的发言权普遍高于母亲。然而，到了2015年，父亲不仅没有从孩子生活方面的家庭责任分工变化上可以看到，对于学龄前儿童，孩子生活主要由父亲负责的比例，从2005年的9.2％下降至2015年的2.5％；对于学生，该比例也从2005的12.2％下降至9.6％。孩子生活上的家庭责任分工模式由“母性照料模式”转为“母亲为主、祖辈为辅”的模式。从孩子教育方面的家庭责任分工变化上可以看到，主要由父亲负责的比例发生了相当程度的下降（学前样本从25.9％下降至14.7％，学龄样本从30.2％下降至23.8％）；相反，主要由母亲负责的比例却发生了较大幅度的上升（学前样本从23.2％上升至51.4％，学龄样本从20.3％上升至47.2％），父亲与母亲在负责孩子教育问题上的责任权已经发生了逆转。
　　从孩子业余时间上的家庭责任分工来看，一方面，孩子自己的决定权大幅下降（在学前和学龄两个阶段均如此），另一方面，母亲的决定权却大幅上升（尤其是在学龄阶段）。因此，随着“父亲缺位”现象的强化，母亲主要承担孩子的生活照料、主要负责孩子的日常教育、主要安排孩子的业余时间，在家庭教育中承担了主要的、甚至可谓超负荷的责任。
　　父亲参与对孩子的社会化、情绪和认知发展的积极作用已经得到国内外众多研究的支持，而父亲的缺位则会增加孩子抑郁、孤独、任性和依赖行为的发生率。当前上海儿童教育父亲缺位的现象很可能出于两个原因：（1）主观上重视程度不足，尚未充分认识到父亲参与的重要性，将责任交由母亲和祖辈承担；（2）过度的职场竞争和职业压力以及过长的工作时间挤占了父亲参与的时间。我们注意到，全职主妇在母亲中的占比为13％，全职主夫在父亲中占比仅为1％。可见，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在当前有所扩展。
　　（五）家庭亲子互动时间减少，而孩子课外教育时间上升
　　教育互动，主要反映于亲子互动的时间，10年来在各个年龄段都有所减少，见表4。不管是对幼儿、小学生还是初中生来说，亲子相处时间平均每天在3～5小时和5小时以上的比例10年来均出现下降，亲子相处时间平均每天在1~3小时和1小时以下的比例10年来均出现上升。而且，从各个年龄段的退化幅度比较来看，年龄段越大，则亲子相处时间的退化似乎越严重。以亲子相处时间仅在1小时以下所占比例来说，幼儿阶段上升了约15个百分点，小学阶段上升了约30个百分点，初中阶段上升了约40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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