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人民币国际化这一问题，本书提出了人民币跨境实体经济循环和跨境金融循环的理论分析框架。根据这一框架，沪港金融中心处于人民币跨境金融循环的枢纽地位。为此，本书深入研究了人民币国际化与两大金融中心互促发展的内在机理，提出了当前存在的跨境经济循环与跨境金融循环发展的非对称性观点，并根据“两个循环”的特点，提出人民币在国际货币功能上将会按照国际“计价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储备货币”三位一体的方式演进。为促进人民币跨境金融循环建设，本书还系统研究了当代国际金融中心形成和发展的决定因素、上海构建全球人民币清算中心的目标和对策、推动资本项目开放的策略以及金融结构、金融发展与构建跨境金融循环之间的关系等相互关联的重要问题。

　　高洪民，经济学博士。曾在企业、政府部门和国有银行工作过多年，现供职于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主要从事货币理论与实践、人民币国际化和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等方面的研究。主持过多项国家和省部级课题，研究成果曾获得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一等奖，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和宣传成果奖一等奖（参与）、二等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等奖项。出版的著作曾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第二节 分析的框架：跨境经济循环和跨境金融循环
　　本书将一个经济体与其境外的经济金融活动，按流量区分为跨境实体经济循环和跨境金融循环（以下简称“两个循环”）。跨境实体经济循环是指与实体经济相关的跨境贸易和跨境直接投资（FDI）等活动；而跨境金融循环则是指跨境金融投资和跨境金融交易等活动。或者从货币流通的角度看，跨境实体经济循环是指为了支撑商品和劳务的跨境投资、生产、分配及交换而投入使用的货币量；而跨境金融循环则是用于跨境资产交易所投入使用的货币量。
　　上述区分方法借鉴了凯恩斯在《货币论》一书中的研究方法。在该书中，凯恩斯（1996，第204—215页）将货币流通区分为工业流通和金融流通。不过，凯恩斯所分析的是封闭经济下货币的两种流通方式。如果将这种分析扩展到开放经济条件下，那么，一方面，货币的工业流通（或循环）将通过跨境贸易和跨境直接投资等渠道扩展到开放条件下的更广范围内的实体经济循环；另一方面，与此相联系，境外对该货币的跨境金融流通也会产生现实的需求，由此将进一步推动该货币在境外发挥投资工具和价值储藏手段等职能，也就是说，从货币供求相互作用的角度看，相对于跨境实体经济循环，跨境金融循环具有一定的衍生性。但在当代信息技术和金融条件下，金融流通已在更高的程度上脱离了实体经济层面，具有更强的独立性。与此相对应，在跨境流通上，当资本市场完全开放时，无论从绝对量还是相对量来看，跨境金融循环一般都具有更大的货币流通速度和流通量。另外，从另一方面说，对于两个规模不同、各自封闭的经济体来说，若两者内部的金融市场发展程度一样，则规模大的经济体，其境内居民和企业因消费、储蓄和投资等行为而产生的对本币的需求就会较大；开放条件下，则规模越大的经济体，若其开放程度越大，金融深化程度越高，则在与外部经济的联系中，其跨境金融流通（循环）的规模也就越大。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角度看，显然，人民币在上述两种循环中逐步扩展使用的过程，就是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从货币本身的作用看，国际化货币将在世界和区域经济中影响人们经济活动的动机和决策。因此，按照上述两个循环框架研究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并分析境外对人民币货币和资产需求的动机有重要意义。
　　最早的货币概念，是指作为计价单位的货币，即货币是用来表示合约价值的计价单位。货币之所以又能成为一种资产，是因为债务到期时，货币具有支付合约规定的债务的能力，这就是货币在所有资产中具有最高流动性的根源所在。在未来不确定的条件下，货币作为一般财富形式的特征，使它成了一种实现防范性策略的合适手段。按照凯恩斯的分析，货币作为一种资产，其收益形式为流动性溢价，利率正是人们愿意放弃其流动性的报酬。拓展到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跨出到境外，当境外经济人有意愿持有外国货币时，他除了考虑不同货币的流动性溢价（即利率）之外，还需要考虑货币间的汇率、该货币的可兑换性、与该货币有关的微观市场交易机制、市场活力及稳定性等因素，当他面临未来不确定情况时，需要考虑的因素更加复杂，从而对持有该外国货币的需求产生影响。另外，如果相对于凯恩斯在后来的《通论》中所提出的货币需求的三大动机，则在境外对本币的需求中，也可对此加以区分： 跨境经济循环中的货币需求一般对应于货币需求的交易动机，跨境金融循环中的货币需求对应于投机动机，而预防动机存在于两种循环中，在理论和实践中都较难区分。在当代金融条件下，预防动机的货币需求在金融循环中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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