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姨多鹤》讲述了抗战末期日本遗孤、十六岁的少女多鹤被卖到东北某家作为传宗接代“工具”之后几十年的命运故事。作者以对中国当代史的深入、精到的把握，以一个跨国作家的宽阔视野，表现了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生命歌哭。这是一部意蕴丰盛迷人、襟怀爽朗阔气的稀世之作，女作家严歌苓因之获奖连连。

《当代》长篇小说2004-2008年五年奖
第三届中国女性文学奖
2009年“中山杯”华侨文学奖
2009年*受读者欢迎的24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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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当代》长篇小说2008年度专家五佳奖

序言序： 中国人来啦！


狼烟不止一处。三面环绕的山坡上都陆续升起狼烟。随着天际线由黄而红，再成绛紫，一柱柱狼烟黑了，下端的火光亮了起来， 越来越亮。天终于黑尽。火光里传出“呕呕呕”的吼声。
村子里处是女人们急促的木屐声。她们佝着腰蜷着腿跑得飞快， 边跑边叫喊：“中国人来啦！”自从那种叫原子弹的东西把广岛和长崎夷为平地，中国人就常常来打一阵枪或扔几颗炸弹。 女人们很快就习惯佝腰蜷腿地跑步。最后一次满洲招兵，四十五以下的老小伙子们也全走了，眼下剩的村民中，绝大多数是女人。女人们把自己家的孩子召唤回家，十五六岁的少年们已经在护村墙的射击口各就各位。护村墙有半米厚，上下两排射击口，绕村子一周。六个日本村子都有护村墙，是他们从日本刚来的时候筑的，那时都认为本部首长多此一举：中国人见了日本人能躲就躲， 躲不过去就鞠躬让道。 这些天不一样了，代浪村的人们叫喊“中国人来了！”就像不久前全中国的中国人叫喊“日本人来了！”一样凄厉。
三天前，六个日本村子的村民集合起来，向满洲最北边的小火车站开拔。那个站叫盐屯，在满洲最北端，是他们从日本来满洲时下车的地方。他们打算在盐屯搭乘最后一班开往韩国釜山的火车。然后他们会乘上回日本的船，顺着他们多年前的西进渡满路线回去。 六个村子加起来，三千多口人，不少人把牲口也带上了， 给腿脚不灵的老人和不耐劳累的孩子们骑坐，或者拖拉行李。在盐屯站等了一夜一天，等来了的却是本部的电报，让村民们立刻退回村里，因为大批苏联坦克已经过了中苏边境，也许会跟他们迎头撞上。代浪村的铃木医生跳上火车， 叫村民们别听本部的，前进和后退都是赌博， 真正的日本人应该选择前进。火车空空地开动了，一个空空的窗口，伸出铃木医生不甘心的脸， 还在叫喊：“跳上来吧！笨蛋！……” 
狼烟弥漫过来， 低低地压在村子上空，给秋后骤冷的空气凝成一股浓烈的辛辣。火光渐渐繁衍成无数火把，漫山遍野，全中国的人都来了似的。吼声远比枪声吓人：“呕！…..呕！呕！……”
一个趴在射击口少年先开了一枪。所有少年们都朝火把开起枪来。他们闭着眼咬着牙，朝密密麻麻的火点子开枪。 那些火点子其实还在几里路之外。火把越来越多，一团火光刹时就能繁衍出一群火把。火把却不靠近，吼声也始终远远的， 如同天边滚动的闷雷。
村民们被村长召集到村神社前的空地上。看来不撤也得撤了。
天就要亮了。远处的小火车“呜”了一声， 或许又载来几十车皮的苏联大兵。村长的紧急通知说不背行李，只背孩子。谁也不打听，撤离满洲国怎么可以不带行李。他们的村长不该是疏忽这样重要细节的人。这样的大撤离沿途一定会有食宿安排。女人们的脸上都有一种终于熬出头的安详。 多年前他们从祖国日本来的时候，旗号是“垦荒开拓团”，那时谁也不知道舒展无垠的田野是他们的政府从中国人手里夺的。现在中国人的大清算开始了。前几天集市上死了个崎户村的村民。死得很难看，头发、鼻子、耳朵都不见了。 
五十一岁的村长站在十多个元老前面，沉默地等待木屐声响停下。他说不要相互打听，也不要小声议论。人们照办了。他又说，站得近些。再近些。人群秩序地动了动，很快成了个方阵。婴儿们都在母亲怀里或背上睡着了，大一点的儿童靠在大人身上打盹。村长的声音低低的， 透着抽一夜纸烟的干涩。他说决定是他们共同投票的结果：他和活着全体元老。一切必须在天亮前结束。村长不是善于言辞的人，想不出话来说的时候就给人们一再鞠躬。他吃力地表达了他的意思：大日本国人是太阳的臣民，战败的奇耻大辱远比死亡更加痛切。他又说苏联大兵昨晚在附近一个日本村子里毙了三四个日本男人，轮奸了十几个日本女人，抢得一颗粮食、一只家畜不剩，比匪盗还匪盗， 比畜牲还畜牲。再看看这些山上的狼烟吧！没有退路了！中国人时刻会冲下来！用中国人的话说，他们现在的处境就是“十面埋伏”、“四面楚歌”。
这时站在最后面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往一棵山毛榉后面一闪， 然后她缩起身子飞快往村里跑去。女孩突然发现她的耳环不在耳朵上。耳环是金的，是她从母亲首饰盒里偷偷拿的，只为了爱美和好奇。崎户村是女孩母亲的娘家，女孩的家在铁道那边的代浪村。十天前，世道刚开始乱，母亲叫她来崎户照顾有中风后遗症的外祖父。 一个深夜，行走不便的外祖父却走失了。外祖父的尸体是村里的狗们发现的，大半个身体在河水里， 一双脚卡在河滩地石头缝里。外祖母没怎么哭，有这样以死来体谅她的丈夫，她很知福。
找到耳环之后，女孩飞着两只赤脚往村神社跑，木屐给她抓在手里。 
女孩错过了情形的急转。她的身影消失在漆黑凌晨之后，村长代表元老会说，他们替五百十三个村民做了抉择， 就是在听说了苏联大兵在邻村造的孽之后。村长说他替大家选择了一条撤离满洲国最尊严、最不痛苦的路线。 对于女人，是捍卫贞节的唯一路线。
人们开始觉得蹊跷了。瞌睡得东倒西歪的孩子们也嗅出命运的存心不良，全都抬头看着自己的长辈。两个女人不自禁握住了彼此的手。站在最外面的一个女人拉着五六岁的男孩往边上溜了一点，看看，又溜一点。只有一步就要溜进到春天才栽的那片杨树林里了。村长和元老们到底要对他们干什么？…….
元老们肃杀地站在村长身后。村长宣布了他们的决定。他说，是日本人，就和日本人一块尊严地去死。元老会想方设法才弄到了足够的子弹。 
人们都惊愕地进入了刹那间的休克。半晌， 一个迟钝的人说，是一起自杀吗？为什么？！有的女人哭了： 我要等我的丈夫从前线回来啊。 村长的声音突然一改，变得凶恶，阴毒。
村长说：你们背叛全村吗？ 
这时候黑暗已经稀释，每一秒钟天色都浅淡一层。
取了金耳环回来的女孩此刻站在十来步开外。她正好听到了“自杀”二字。
村长说是好样的日本人，就好样地死去。他决定由他一个元老下手，给每人一个好死。那个元老枪法很准，两次世界大战都没死成，这次如愿要为国家捐躯了。就在这个摆放着他们先人灵位的神社前面， 每个人都会体面地倒下，死在自己人的群落里。
女人们开始乱了， 语无伦次地找着借口，不愿意接受“好死”。任何地方都会有败类，崎户村也不例外：这些女人谢谢村长，请他别领导她去死。孩子们不完全懂，只明白“好死”不是什么好事，一律张大嘴，直起嗓门， 脸朝天大哭。
枪声响了。只是一枪。人们看见村长倒在地上。什么都是预先安排好的，村长领头做好样的日本人。村长妻子呜呜地哭起来，嫁给村长之前，她也对着母亲这样呜呜地哭过。现在她哭着就慢慢躺在了汩汩冒血的丈夫身边， 就像新婚夜哭着躺在婚床上。她活着的每一天都没想过拧着丈夫的意愿。女人们都呜呜地哭起来，村长夫人这样给他们做榜样，她们还想往哪逃。 第二声枪响后，村长夫妇成双归去。
那个七十岁的元老放下冲锋枪，看了看相依而卧的村长两口子。他们的孩子全死在战场上，现在老两口赶去大团圆了。接下来是那几个元老。他们站成一排，背也不驼了， 一个八十岁的老头，嘴里拖出口涎， 却也不减庄重。老人们很有秩序，一个一个来，如同战败后粮食短缺，排队领饭团子。几分钟之后，老人们的晚辈们全聚拢到老人们身边，聚成永恒的全家福。不知为什么人们 渐渐安宁了。
每个家庭都以老人为中心聚拢起来。孩子们还在懵懂，但感到一种奇特的安全。安全感使一直在嘶鸣的婴儿们也静下来， 拇指伸到嘴里，头慢慢地扭来扭去。这时候一个声音在叫喊：“多鹤！多鹤！” 
叫多鹤的十六岁女孩此刻瞪着一双疯狂的眼睛正看着这一切。她看见外祖母孤零零地站在那里。所有人在此时唯一的恐怖是没有一具自己的骨血热热地贴着你倒下，再一块冷下去。女孩多鹤此刻决不要这种天伦相依。一家一家抱成了团，枪弹都打不开他们。枪手的样子已经不像人了， 满脸满手的鲜血。他的枪法很派用场，偶然有叛变集体的人，魂飞魄散地撒腿朝广场外面跑，他的子弹很轻巧地就追上了他们。他渐渐有了经验，好歹把人们撂倒，撂倒就好办了。他的子弹准备得很充分，够他把死亡双份地分发给每个人。
叫多鹤的女孩看见枪手停了下来。她听见什么异样的声音在很近的地方响着。她已经辨别不出声响是她的上下牙发出来的。枪手东张西望了一会，抽出一把插在腰间武士刀。刚才他的射击成绩不理想的靶子，还需要他用刀反工。所有的反工也完成了，他看看刀， 又用拇指在刀锋上刮了刮，把它往身边一撂。刀被热血泡软了。他坐下来，解下鞋带，将它的一头系在把冲锋枪的扳机上，另一头绑在一块石头上。他脱下泡透了血足有十斤重的鞋子，袜子也是血红的。他两只占满血的脚夹住连在扳机上的石头，一个打挺。
“嗒嗒嗒！”…… 
过了很多天，叫多鹤的女孩子满脑子都是“嗒嗒嗒”的枪声。 
听了多鹤颠三倒四的叙述，五个村长先后跌坐在收过秋庄稼的地平线上， 跟初升的太阳同一高矮。
坐了十来分钟，代浪村的村长站起来。四个村长也跟着站起来。谁都去没拍屁股上的泥土。他们得进村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帮上忙的。 帮着合合眼，拽拽衣服， 或许还有一两个需要帮着结束抽动、呻吟、活受罪。

      严歌苓 女，1986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1989年赴美留学。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一个女人的史诗》《扶桑》《人寰》《雌性的草地》等。短篇小说《天浴》《少女小渔》《女房东》等。中篇小说《金陵十三钗》《白蛇》《谁家有女初长成》等。作品被翻译成英、法、荷、西、日等多国文字。 多部作品被拍成电影或电视剧，最近几年的有《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等。

      台子上搁了十多个麻袋，从轮廓一点看不出里面装的是人是兽。吆喝的人说要买就论斤两，一角钱买一斤日本婆子，大肉也没这么便宜。斤两是预先约好的，最重的一个口袋也不过七十斤。穿黑制服的县保安团派了一个班维持秩序和买卖公道。小学校操场上从一早就挤满了老乡，不少光棍都是看得起买不起。七十斤的日本婆也要七块大洋，有七块大洋的光棍，就娶得起中国媳妇了，好好的弄个女鬼子回家干什么？
     清早下了第一场雪，通向安平镇的大道小道已经给踏黑了。还有人陆续赶到，若是三五成群的小伙子，仗人多势众敢把脸皮一厚，大声问：“买得不合适，保换不？”回答一律是：“不换！”“花那一大把银子，买个不适合的咋办？”人群会有条嗓门喊：“有啥不适合啊？灯一黑，全一样！”或者：“合不合适的，狗皮袜子——反正一样！”
人们就笑。
笑声大了，也挺吓人的：最靠台子边沿的麻袋们蠕动了几下，小了一些。
说是前天保安团跟一伙胡子接上了火，胡子给打死几个，大部分跑了，扔下十多个日本黄花闺女，胡子们还没来得及受用。被逮住的一个腿挂彩的胡子招供说，他们这回没有为非作歹，不过是打了千把个逃难的小日本——多少年前学生们不是说“抗日不分先后”嘛。胡子们抗日胜利果实是胡子头目兜里半兜子的金首饰，都是从小日本尸首上摘的。后来他们子弹打光了，就把剩下的八九百小日本放生了。保安团拿这些十六、七岁的女鬼子不知该怎么发落，她们个个饿得只剩一张皮一副骨架，加上一双张着无数血口子的脚。保安团没闲钱余粮养活她们，昨天通知了各村保、甲长，让老乡们买回去，好歹能推推磨。一条驴也不止七、七十块钱。
      保安团的人不耐烦地喊道：买晚了，该买个冻死的回家了！
      学校门口的人群动了动，把三个人让进来。三人里头有一对老夫妇和一个年轻男子。认识他们的人和旁边的同伴说：“张站长两口子来了！他家二孩也来了！”张站长是火车站的站长。火车站连职工带站警带站长一共就一个人。小火车是勃利到牡丹江铁路上的一条支线，在安平镇只停靠一分钟。张站长一身绿制服在一片黑袄子里很出众。人们知道张站长用火车投机倒把，靠火车停靠的一分钟又是上货又是下货，不时还塞上个把没票的人，因此他家底不薄，买份量最重的日本婆也不在话下。站长媳妇矮矮小小地跟在站长身后，不时停下，朝落在五步远的二孩跺跺小脚。张站长只管这个儿子叫二孩，可谁也没见过他家的大孩。
张站长和二孩妈走到台子下，朝十多个麻袋看看，叫保安团的老总帮个忙。他们指着中间一个麻袋说：“给这个扶直了，让我看看。”
保安团的班长说：“扶不直，你没看麻袋不够大吗？”他见二孩妈还要罗嗦，便说：“别耍奸了，你不是就想看看她多高嘛？告诉你们实话：能够上你家锅台涮碗！小日本是倭寇。倭寇都是倭寇婆下的！”
人群又是笑。
天又开始飘雪花。人们看见二孩妈跟二孩说了句什么。二孩把脸一别。人群里有和二孩熟识的小伙子，这时吆喝起来：“二孩你不是有媳妇吗？给咱省着呗！”
二孩对这句话连眼睫毛都不抖一下。二孩非常沉得住气，不爱听的话全听不见，实在把他惹急了，他也可以很驴。二孩长了一双骆驼眼睛，对什么都半睁半闭，就是偶然说话，嘴唇也不张开。这时他扛着宽大的肩膀跟上来，嘴唇不动地说：“挑个口袋好的，回家还能盛粮食。”
张站长坚持要中间的那个口袋。保安团的班长叮嘱他们不准当众打开口袋，验货私下里验去。不然一见里头的日本婆子，不管她是俊是丑，都会弄得他们下面的买卖不好做。七十来块钱，不瘸不瞎就行了，班长数着张站长的大洋时说。
人们闪开一条很宽的道，看着二孩和他父亲把口袋里的日本婆子搁在扁担中间，步子轻松地走出去。
张站长这个头带的很好。没等他们把口袋装上车，两个口袋又给人从台上拎走了。等张站长的骡车到家时，十多个日本婆子全卖了出去。人们不再胡扯取笑：张站长一家子半点胡闹的样子也没有，就是来办一桩正经买卖的。
张站长家的骡车停在小学校对面的驿站，这时骡子已经给喂饱了水和料。他们把口袋搁平整。口袋里是个活物肯定没错，虽然它一动不动你是有感觉的。二孩怕累着骡子，让父母和口袋坐车，自己遛跶着把车赶上路。雪片稠密起来，一片片也有了份量，直接给一股劲道从天扯到地。学校到小火车站有三里路，其中有不少是是张家的庄稼地。
秃秃的原野眼看着肥厚雪白起来。人和车就这样走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的大雪里。人们后来说那年的雪下得晚，不过是一场好雪，好威猛。人们对那一年事事都记得清，讲给后人听时把每件事都讲成了征象，因为鬼子投降了。也因为男鬼子们跑了，剩下了大群孤苦零丁的女鬼子和鬼子孩。连张家人也觉得这段路走得象个征兆：突然间大雪就把路下没了。其实大雪帮了所有口袋里的人的忙：人们不忍心台上一个个口袋被大雪覆盖，就匆匆把她们买回了家。连此刻盛在张站长家口袋里的人也觉出这场雪的威猛以及这段路的艰辛。不过她还不知道，这一带的人的父辈们都这样，一辆车、一头牲口从关内来。那时只要谁活不下去，就往北走。正如口袋里那个小日本婆的父辈一样：谁活不下去，就往西走，跨过国界，去强占这里人父辈们开垦的大荒地。于是，这个被叫作关东或满州的地方，成了他们冤家路窄的相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