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上海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扩大开放，深化改革，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经过30多年的艰苦奋斗，使上海的经济和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今天的上海，在全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正在向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迈进；肩负着面向世界、推动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任，2020要在更高水平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上海是如何通过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今天的成就又如何坚持走这条道路走向辉煌的未来，的确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上海的实践是具体的、丰富的，它是一条具有特大城市特点的科学发展之路，其中有许多成绩及经验需要总结和提炼。本书作者从发展领域出发，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体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团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发展道路、中国特色人权发展道路、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等，重点聚焦这些道路在上海的实践，而且以“发展报告”的形式呈现一年间的发展实践。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海实践研究中心在大量收集资料、归纳总结提炼的基础上完成了这本具有上海特色、体现中国道路的年度“发展报告”。

    本书作者从发展领域出发，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体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团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发展道路、中国特色人权发展道路、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等，重点聚焦这些道路在上海的实践，而且以“发展报告”的形式呈现―年间的发展实践。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海实践研究中心在大量收集资料、归纳总结提炼的基础上完成了这本具有上海特色、体现中国道路的年度“发展报告”。本书稿从七个章节分别论述了上海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行动和成果，并对一些问题进行了反思。

　　2016年，中共上海市委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上海的新实践。本书重点观察并研究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团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发展道路、中国特色人权发展道路、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2016年在上海的实践。
　　改革、开放和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三个关键词。改革就是在突破传统模式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就是在顺应全球化发展趋势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就是在迎接知识经济挑战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和创新这三个领域，上海从十八大以来进行了国有企业改革、供给侧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科创中心建设等富有成效的探索和实践。在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过程中，上海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
　　与国家政治不同，地方政治更多是一种发展政治、治理政治、改革政治、稳定政治、城市政治，其主旨是推动地方治理结构的不断优化和治理能力的不断提升。2016年的上海，在地方人大建设中，完成了基层人大代表直接选举，适应本市发展制定了相关法律法规，并通过专题询问等方式履行了权力监督职能；在协商民主方面，市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机构，在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等方面有序开展工作；在政府行政体制改革上，主要表现为崇明“拆县设区”的行政区划改革、执法类公务员分类改革、“放管服”为主要内容的政府审批制度和管理方式改革等；在城市治理领域，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在既有基础上更进一步深化，更好实现“对接、落地、见效”，以“五违四必”为内容的环境综合整治，让补全短板的治理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而春节期间烟花爆竹基本“零燃放”是依法治市、法治建设的典型样本。通过梳理这些领域的改革、变化和进步，会发现上海改革发展和治理创新所内含的发展轨迹、改革逻辑与治理取向。这可概括为：国家战略与地方发展相结合，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统一，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统筹，改革、发展与稳定相协同。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改革创新的诸多环节中，党的宣传思想工作机制创新至关重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宣传思想工作机制的改革创新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要求，为提升新形势下新闻舆论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提供了基本遵循。2016年，上海市在推进新闻舆论工作改革创新方面思路明确、布局精准、发力有效，突出体现在增强使命担当，创新媒体管理、媒体业态、方法手段、对外传播，在推动传统媒体融合转型方面起步早、布局全，总体走在全国前列。目前上海传统媒体的融合转型已经从“加”的阶段，迈入到了“融”的阶段。在继续推进过程中，应注重把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有机结合起来，在对策上可以考虑四项举措：第一，重点把握传统媒体具有的公共产品属性,完善分类财政扶持方式和考核标准,保持耐心和定力，促进传统媒体融合转型后，在品牌树立、用户扩张上持续做大做强；第二，走在前面的地区或媒体要及时把握媒体融合转型先发优势，积极争取国家有关部门支持，优先给予这些传统媒体类似人民网、新华网的政策空间，从资本市场获得资金来源；第三，借鉴发达国家有关经验,加强对原创内容版权的保护，形成传统媒体自我造血的良性机制；第四，完善人才配套政策,关键人才薪酬向市场看齐；率全国之先探索建设“媒体城”(Media City)综合性园区，为传统媒体的融合转型集聚人才。 
　　党的群团工作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是党治国理政的一项经常性、基础性工作。新时期群团的工作作风与效果事关“人心向背”的根本性命题。2015年7月9日出台《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同年11月12日，上海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并原则通过《上海市群团改革试点方案》。从试点到布局的一年多的时间中，根据“1+3”的试点方案内容，上海的群团改革实践已经进行了力度大、执行好、探索新的改革实践。本研究报告主要从上海市群团改革中的重点问题，集中剖析群团方面的覆盖情况、基层组织、干部形象、履行职能与应对网络时代等五个方面的突出问题；从宗旨导向、功能重塑、体制逻辑、组织结构、班子建设等六个方面，重点展开上海市群团改革的实际做法及其改革逻辑。总结上海市群团改革实践已经体现出的“牵引式”、“弹性制”、“转角色”、“塑角色”的四大特点。
　　2016年上海市努力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形成了一些适合本地实际的经验。第一，确立“跨区域跨部门高层次下沉式”的管理体系。生态文明建设是国家战略，事关上海市城市发展。建立高效、有力的管理体系，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上海市多年来的探索目标。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使2016年成为标志性的一年；上海市积极践行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确立了“跨区域跨部门高层次下沉式”的管理体系。第二，以规划为引领。规划是对上海市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设计，是上海市生态文明发展道路的指南。2016年，第六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上海市2015年-2017年环境保护和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正在执行中。同时，上海市制定了3个重要规划：《上海市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十三五”规划》、《关于加快推进上海市生态文明建设实施方案》、《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发展“十三五”规划》。另外，上海市还针对性地制定或修订了3个专项计划和方案：《上海市清洁空气行动计划（2013-2017）》、《上海市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2016年上海市污染防治工作计划》——根据国务院“土十条”要求上海市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正在制定过程中。上述规划形成了分工明确、重点突出的体系。第三，以科技为支撑。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必须以科技为支撑。2016年，为加强科技支撑，上海市做了四个方面的工作：（1）整治科技含量低、资源消耗高、污染严重的企业。（2）培育拥有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强的龙头企业。（3）把环保新技术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加强污染防治和管理技术研究。（4）提升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第四，以法治为保障。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以法治为保障。2016年，围绕“依法治污”，上海市做了四个方面的工作：（1）完善法律法规体系。（2）严格执法、铁腕治污。（3）完善基本制度。（4）制度的前瞻性规划。第五，多元化投入、市场化运作。多年来，上海市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多元投入机制，调动了各方积极性，使政府、市场、社会形成了合力。总之，多年来上海市努力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发展道路，上海市的基本做法是：确立“跨区域跨部门高层次下沉式”的管理体系，以规划为引领，以科技为支撑，以法治为保障，多元化投入、市场化运作。
　　我国坚持把人权的普遍性与中国的特殊性相结合，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人权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它表现在：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生存权与发展权为首要人权；协调推进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坚持集体人权与个人人权的辩证统一；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发展；坚持独立自主与包容互鉴。2016年，上海在践行中国特色人权道路过程中有自身的特点，表现在：特别注重特定人群（老龄、妇女儿童、残疾人等）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积极促进人权国际合作，承办大型国际会议；承担发达城市责任，积极开展对口支援。根据中国特色人权道路的基本理解和上海实践，我们大致可从宏观和微观两大层面概括经验启示。从宏观上看，重要启示包括“五个始终”：始终坚持“中国特色”，使其成为中国人权发展和保障的根本意识形态；始终坚持学习借鉴；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始终坚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始终坚持“发展是硬道理”。从微观上看，重要启示包括四个方面：政府主导、问题导向、部门配合与社会参与。
　　2016年中共上海市委及中共上海市纪委向党中央管党治党的新精神新要求看齐，把中央决策部署同本地区本部门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以扎实的行动和创造性的工作，开创了上海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新局面。上海纪检监察机关在中央纪委和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实事求是分析问题，冷静清醒判断形势，切实肩负起党章赋予的职责，面对大是大非果断亮剑，面对腐败问题挺身而出，面对歪风邪气坚决斗争，继续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对敢于触碰纪律“红线”的坚决查处，同时在监督执纪问责全过程中贯彻“四种形态”的要求，在抓“早”上下功夫，对党员干部身上存在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早发现、早提醒、早处置，防止小错演变成大错，防止由轻微违纪滑入严重违纪乃至违法犯罪。上海反腐倡廉工作按照标本兼治的目标要求，着力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机制建设，能够深刻把握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理念，既坚持正面倡导，又加强制度建设，做到二者相互促进、互相融合，注重把人民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海实践研究中心成立于2016年8月，中心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研究，结合上海实践，在回溯总结2016年上海经济发展、政治建设、文化繁荣、群团改革、生态文明、人权保障、反腐倡廉方面成就及经验的基础上，撰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海实践发展报告》（2017）。本期《发展报告》的框架思路由袁峰教授设计，各部分承担情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在上海的实践（程熙讲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在上海的实践（上官酒瑞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在上海的实践（李宗建副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团发展道路在上海的实践（丁长艳副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在上海的实践（时青昊副教授）、中国特色人权发展道路在上海的实践（黄真副教授）、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在上海的实践（袁峰教授）。

　　袁峰，199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获法学（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现任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科社教研部副主任、上海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兼任中国政治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政治学会秘书长，上海市社会科学普及研究会副会长，华东政法大学博士后合作导师，华东师大兼职教授。2012年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以互联网为工具的反腐败模式研究”，2014年主持完成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健全反腐败惩戒、防范和保障机制研究”等。出版的个人专著有：《制度变迁与稳定——中国经济转型中稳定问题的制度对策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5月（入选首届上海市博士论文出版文库）；《理想政治秩序的探求》学林出版社，2002年10月；《比较政府与政治：现代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2年；《网络反腐的政治学：模式与应用》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6月；《中国式民主的文化解读》学林出版社，2014年6月（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和宣传优秀成果著作类二等奖2014-2015）；《当前中国的腐败治理机制：健全反腐败惩戒、防范和保障机制研究》学林出版社，2015年9月。

序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在上海的实践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一般原理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理论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放理论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理论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在上海的实践
（一）深化改革：上海国有企业改革和供给侧改革
（二）推进开放：上海自贸试验区的经验
（三）持续创新：上海科创中心建设
三、上海经济发展实践背后的经验
（一）始终立足国家战略，央地合作发挥制度创新先行先试和示范带动作用
（二）注重制度创新可复制可推广，在法治框架下进行探索试验
（三）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在防控风险中实现预定目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在上海的实践
一、地方人大建设
（一）基层代表选举
（二）立法建制
二、协商民主发展
（一）政治协商
（二）参政议政
（三）民主监督
三、行政体制改革
（一）行政区划调整
（二）执法类公务员分类改革
（三）“简管服”改革
四、城市治理变革
（—）基层建设
（二）补好短板
（三）烟花爆竹禁放
五、基本特征与总体取向
（一）国家战略与地方发展相结合
（二）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统一
（三）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统筹
（四）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协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在上海的实践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必须树立文化自信
二、全面提升新形势下新闻舆论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增强使命担当，深刻认识新形势下改进创新新闻舆论工作的紧迫性
（二）创新媒体管理，牢牢掌握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权
（三）创新媒体业态，着力打造有影响力的新型主流媒体
（四）创新方法手段，着力提高主流新闻舆论的引导力
（五）创新对外传播，切实增强新闻舆论的国际话语权
三、上海市推动媒体融合转型的现状、难点和建议
（一）上海传统媒体融合转型现状
（二）上海传统媒体融合转型的积极意义
（三）上海传统媒体融合转型遇到的难点和对策建议
四、杨浦区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的探索和经验
（一）新媒体发展趋势分析
（二）目前杨浦区新媒体运行现状
（三）对策和建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团发展道路在上海的实践
一、当前上海群团改革的问题导向
（一）群团组织“覆盖不到，覆盖不全”
（二）基层群团组织“无能力办事”
（三）群团组织干部难融入工作对象
（四）自娱自乐中偏离基本职能
（五）适应网络新趋势能力欠缺
二、上海群团改革的基本模式
（一）目标定位上，回归服务化导向
（二）功能塑造上，工作关系合理化
（三）体制机制上，重心下移外移
（四）组织结构上，机关改革扁平化
（五）班子建设上，选拔机制复合化
（六）方式创新上，打造“网上群团”
三、上海群团改革的主要特点
（一）以解决突出问题深化牵引群团改革
（二）以灵活的机制方式应对服务需求升级
（三）功能重心从“唱戏”向“搭台”转变
（四）以专业化重塑群团工作的社会属性
（五）用互联网平台与技术打造“网上群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在上海的实践
一、建立跨区域跨部门高层次下沉式的管理体系
（一）“高层次”管理体系
（二）“跨部门”管理体系
（三）“下沉式”管理体系
（四）“跨区域”管理体系
（五）健全政绩考核、责任追究制度
（六）贯彻落实“河长制”
二、以规划为引领
（一）制定并实施《上海市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十三五”规划》
（二）实施《上海市2015年-2017年环境保护和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三）审议通过《关于加快推进上海市生态文明建设实施方案》
（四）审议通过《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发展“十三五”规划》
（五）制定专项规划
三、以科技为支撑
（―）加大落后产能淘汰和重点区域整治力度
（二）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三）强环保技术研究 推动新技术成果转化
（四）提升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
四、以法治为保障
（一）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
（二）严格执法 铁腕治污
（三）完善基本制度
（四）对行业规范的前瞻性规划
五、多元化投入 市场化运作
（―）投入机制
（二）运作模式
（三）具体案例


中国特色人权发展道路：上海实践及其启示
一、中国特色人权发展道路的基本理解
（一）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二）以生存权和发展权为首要人权
（三）协调推进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公民权利、政治权利
（四）集体人权和个人人权的辩证统一
（五）与时俱进，不断发展
（六）独立自主与包容互鉴
二、上海实践
（一）特别注重特定群体的生存权与发展权
（二）积极促进人权国际合作，承办大型国际会议
（三）承担发达城市责任，积极开展对口支援
三、重要启示
（一）宏观层面
（二）微观层面


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在上海的实践
一、落实管党治党责任
（一）以责任清单、监督清单协同推进“两个责任”
（二）发挥廉政谈话制度在管党治党中的作用
（三）推动基层纪委肩负起监督责任
（四）以问责督促落实管党治党责任
（五）以换届同步测评推荐考察
二、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一）工作内容上聚焦重点
（二）工作方式上多管齐下
三、着力解决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
（―）以履职调查评议关注群众身边的突出问题。
（二）以直查快办速审切实解决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
（三）以反面典型教育抑制群众身边腐败问题的发生。
四、完善预防腐败体系
（―）用好监督执纪“第一种形态”
（二）开展新提任领导干部集中培训
（三）以制度遏制“微腐败”
（四）建立廉政风险防控机制。
（五）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从源头上防治腐败
五、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反腐倡廉工作
（一）编制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正面清单”
（二）用“厚爱”预防廉政“四病”
（三）抓“关键少数”是监督执纪问责的重点。 
（四）将旁听庭审作为警示教育现场课堂。
（五）以“三化”创新案件审理方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在上海的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初步确立了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经济政策框架。在经济增长上，执政党作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把认识、把握、引领新常态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做好经济工作的大逻辑。在发展理念上，形成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政策体系，引导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提出引领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一套政策框架。
　　2016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和“十三五”的开局之年，也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在新常态下，我们最需要优化资源配置，培育新动力、形成新结构。只有不断地改革、不断地开放、不断地创新，才能走出困境，化危为机。改革是要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开放是要寻找到新的需求、打破垄断增强竞争，创新是提高供给质量、实现经济结构转型。
　　在经济运行是L型的长期走势下，我国经济运行仍存在不少突出矛盾和问题，产能过剩和需求结构升级矛盾突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金融风险有所积聚，部分地区困难增多等。这些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经济循环不畅，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同时也不得不指出，在某些地区、企业发展困难的时候，也涌现出一批有活力的地区、有竞争力的行业企业、叫得响的知名品牌。这说明凡是主动适应新常态、重视创新和质量效益的，发展态势都比较好；反之，压力都比较大。在改革、开放和创新这三个领域，上海从十八大以来进行了国有企业改革、供给侧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科创中心建设等富有成效的探索和实践。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一般原理
　　十八大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我国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坚持供给和需求管理双侧并重，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向改革要活力，向创新要动力，经济发展取得辉煌成就。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初步确立了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经济政策框架。第一，作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把认识、把握、引领新常态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做好经济工作的大逻辑。第二，形成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政策体系，引导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提出引领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一套政策框架。第三，贯彻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强调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问题导向、底线思维，发扬钉钉子精神，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迈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一般原理可以总结为改革、开放和创新三个关键词。所谓改革，就是在突破传统模式中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谓开放，就是在顺应全球化发展趋势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谓创新，就是在迎接知识经济挑战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理论
　　改革是一个过程，是从一个状态逐渐变为另一个状态的过程。改革理论的立足点在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从一个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社会主义是在一穷二白落后的国家建立起来的，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以及选择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斯大林模式”是现实国家中第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模式，其也被称为苏联模式，它是苏维埃时期苏联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组织体系和思想体系。这一模式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取得了成就巨大，但也存在诸多问题。中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基本上照搬了这一模式。斯大林模式的基本内容包括指令性计划经济、单一公有制以及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体制三个方面。有学者研究发现，“改革这种（斯大林模式）三位一体的整体结构的难度在于，单从哪方面改革都不可能成功。从50 年代初起，全世界十多个社会主义国家对斯大林模式的改革，经历了许多曲折，取得了一些成就，付出了许多代价。但直到70 年代末，不但没有一个取得成功，反而出现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分裂以至苏东剧变。这样的结果是开始改革时人们始料不及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告诉我们：现实的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任何超越阶段的认识和实践都是要受到历史规律的惩罚的，只有把社会主义首先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来改革僵化的体制，才能使社会主义重新焕发出生机和活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建立在本国国情基础之上，通过改革这种僵化的体制来突破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断完善和发展起来的。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近四十多年的改革历程逐渐形成了改革理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按照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总方向，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推动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逐步形成比较成熟、比较定型、充满生机的经济制度。改革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十八届三中全会形成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改革理论的最新成果。中国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于中国几十年的发展是从一个计划经济逐渐转为市场经济的过程。2013年11月，中国共产党启动了新的一轮改革周期。这次改革被称之为“全面深化改革”，是因为其不仅仅是经济体制改革，还包括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等领域。巧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历次三中全会都聚焦于改革，因此可以进行对照分析。十二届三中全会对开展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全面改革进行研究和部署，十三届三中全会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价格改革、企业改革，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并规定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十五届三中全会主题是农村改革，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七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是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与全面深化改革相比，这6次三中全会基本上都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全面深化改革涉及领域之多、范围之广前所未有，是一次全面性、系统性、整体性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 这是改革理论的核心要义。围绕着改革理论，出现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包括国有企业改革、供给侧改革等。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放理论
　　开放是一个体系，从国内贸易转为全球贸易的体系。加入WTO之后，中国成为全球化进程中受益最多的国家之一。“一带一路”的提出是近年来中国对于经济全球化最吸引人的方案。2014年推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战略规划》，2015年对外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目前，中国同30多个沿线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同20多个国家开展国际产能合作，以亚投行、丝路基金为代表的金融合作不断深入，一批有影响力的标志性项目逐步落地。“一带一路”建设对于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都是一个双赢的过程。对于世界经济，在当前持续低迷的情况下，通过中国的建设能力支持沿线国家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和提高基础设施水平，有利于世界经济形势的企稳、实现均衡发展。对于中国经济，“一带一路”建设能够提高贸易和投资合作水平，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为中国巨大的产能找到市场，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习近平总书记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讲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累计吸引外资超过1.7万亿美元，累计对外直接投资超过1.2万亿美元，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年均在30%以上。” 
　　中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出了开放理论。“开放理论就是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以主动开放战略融入经济全球化。对外开放是推动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机制和动力，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所固有的内在特征，社会主义要发展就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实施主动开放战略，深度挖掘中国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公平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同时，坚持独立自主，积极防范各种风险，确保国家经济安全。”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也出现了逆全球化的思潮，这与贫富差距、南北差距问题戚戚相关。全球化创造的财富只是流到了一些国家、和极少数人手中，一个国家内部的社会分化、收入分配的问题日益严重，激发了民粹主义，转化成外部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地缘冲突。具体而言，世界经济领域的三大突出矛盾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一是全球增长动能不足，难以支撑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二是全球经济治理滞后，难以适应世界经济新变化。三是全球发展失衡，难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为了化解这三大矛盾，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提出自己的全球经济治理的口号。习近平在G20工商峰会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谈到：“全球经济治理应该以开放为导向，坚持理念、政策、机制开放，适应形势变化，广纳良言，充分听取社会各界建议和诉求，鼓励各方积极参与和融入，不搞排他性安排，防止治理机制封闭化和规则碎片化。全球经济治理应该以合作为动力，全球性挑战需要全球性应对，合作是必然选择，各国要加强沟通和协调，照顾彼此利益关切，共商规则，共建机制，共迎挑战。全球经济治理应该以共享为目标，提倡所有人参与，所有人受益，不搞一家独大或者赢者通吃，而是寻求利益共享，实现共赢目标。”此外，中国还进行了一系列参与全球治理的举措，比如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巩固G20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核心地位、人民币加入SDR、成立金砖银行和亚投行、提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推动巴黎气候协定达成、完成自贸区建设、成立中国拉共体论坛、推进中非务实合作、深化南南合作等方面。从G20杭州峰会到2017年的达沃斯论坛，“全球经济治理”成为中国贡献给世界发展的智慧。其内涵包括：第一，坚持创新驱动，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第二，坚持协同联动，打造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第三，坚持与时俱进，打造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第四，坚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