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的创作发生及其在英语世界的传播_朱振武_9787548612841

《聊斋志异》的创作发生及其在英语世界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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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认为，仅从一般论者强调的“抒愤”来解释《聊斋志异》创作发生的原因是很不够的,蒲松龄的创作心理既存在着自娱、娱人的因素，也有着苦闷和不平的心态，同时还潜藏着情与性的复杂心理；《聊斋志异》的创作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原因是作者的移俗入雅，雅俗同体；《聊斋志异》这些独特的艺术表征和文化蕴涵一百多年来吸引着国外汉学家的广泛关注，而揭示其在英语世界得到接受和传播的深层原因、其译介策略和理念及其对我国文化走出去的借鉴和启示意义正是本书的又一论旨。

　　作者从对创作主体的研究出发，企图发掘出《聊斋》创作发生的一些深层原因及其取得了不起的成功的一些奥妙，力求在前人说尽说透的地方不说，在未尽未透的地方少说，在未曾涉猎的地方多说，以期达到最大程度地接近作者及其文本，并在中国小说史上给以定位。
　　作者认为，从社会心理学和文艺心理学出发，基于《聊斋志异》作者的心灵流变，仅从一般论者强调的《聊斋》“抒愤”的创作动机来解释其创作发生的原因是不够的。由于《聊斋》作品数量之大，创作时间之长，作者蒲松龄的创作心理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特征。一是由于身份地位、个性爱好以及受“文学传统”的影响等原因，《聊斋》创作心理中有着明显的自娱、娱人的因素；二是由于试辄不售、怀才不遇而又眼见陋劣幸进、公道不彰等原因，作者常处于苦闷和不平的心理状态下；而由于其他一些更深层的原因，作者的创作心理中还有一些潜隐难言的东西，包括情与性的潜在心理。只有认识并把握蒲松龄的创作心理，才可能更好地从创作主体上去认识《聊斋》的创作。
　　作者认同这样一种观点，即《聊斋》创作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原因是作者“熔雅文学与俗文学于一炉”。蒲松龄的小说不仅继承和发扬了“文人小说”创作的一些传统，更重要的是从“市人小说”创作中吸取了营养，从而成为全部“中国古代短篇小说”的“光辉总结”。《聊斋》创作“雅俗结合”，多方面汲取文人小说和市人小说的艺术精神和艺术手段。在取材上，蒲松龄不仅对文人小说的传统题材进行了拓展翻新，还吸收了大量市人小说和民间文学的题材内容，从而极大地扩展了《聊斋》的容量。
　　在创作手法上，《聊斋》一方面继承文人小说的许多表现方法，如在创作中注意营造意境，使之为塑造人物服务；另一方面，又学习市人小说，不光吸取了市人小说在细节描写以及人物性格刻画等方面的经验，还从市人小说中学习了许多结构小说的新方法和小说叙述的技巧。
　　正因为蒲松龄在《聊斋》创作中将这些分别来自“雅文学”与“俗文学”的内容和方法熔铸于一个统一的艺术之中，才使他的小说产生了一种新鲜活泼的美学新气象，并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多种层次读者的审美需要，从而使《聊斋》登上包括白话短篇小说在内的全部中国古代短篇小说的巅峰。

　　聊斋先生及其《聊斋志异》
　　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有短篇先行，长篇后起的显著特点。7世纪出现的唐人“传奇”，是中国也是世界最早的具有现代小说艺术规制的短篇小说，这比西方出现于14世纪的散文体小说要早六、七百年。唐传奇以后，文言短篇小说创作虽然比较沉寂，但11世纪以后白话的市人小说（话本）又开始崛起，至16世纪达到高潮，产生了“三言”、“二拍”等杰出的白话短篇小说集。正是基于文言和白话短篇小说的长期积累，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中国小说史上出现了一位伟大的短篇小说家蒲松龄。收录近500篇短篇小说的巨著《聊斋志异》，使蒲松龄不仅成为中国“文言小说的最后一位大师，也是包括白话短篇小说在内的中国古代短篇小说的最后一位大师。”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倾注了他毕生的心血，使《聊斋志异》不仅在数量上巨大，艺术品格上也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成为唐人传奇以来中国短篇小说的光辉总结。在这个意义上，蒲松龄堪称中国古代短篇小说之王。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明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农历4月16日生于淄川县城东约七华里蒲家庄的一个渐趋没落的书香之家。父亲蒲槃是个童生，因家贫而弃儒从商。蒲松龄从小热衷功名，十九岁初应童子试，以县、府、道三个第一“补博士弟子员”，成了秀才。从此他名扬乡里，但以后的乡试却屡试不中。三十一岁时，其友人孙蕙出任江南宝应县知县，请他去做幕僚，一年后，便因回籍参加科考，辞幕北归。蒲松龄家境贫寒，长期科考不中，生活无着，三十三岁时不得不到缙绅家坐馆，以维持家庭生计。先在同邑城北丰泉乡王家，继到归田的翰林院检讨唐梦贵府上。康熙十八年（1679），蒲松龄成为淄川西鄙西铺村的毕际有家的西宾。毕际有（1623—1693）是明末户部尚书毕自严的仲子，官至江南通州知州。毕际有辞官回乡隐居后，广结诗人墨客，社交活动频繁，因此，学识丰厚、文章一流的蒲松龄经常为其捉刀代笔，间或与宾客一起唱和，这也是蒲松龄结交了很多文人雅士的原因之一。虽是“寄人篱下”，但因宾主相得，加之毕家府第宽敞，又有谐趣园和万卷藏书楼，住在绰然堂里的蒲松龄还是有着良好的读书和思考的时间和空间，享受着一般读书人难得的清幽处所。蒲松龄在毕家坐馆长达30多年，直到70岁才撤帐归家。在此期间，蒲松龄仍然坚持参加科举考试，但直到72岁时才得到一个岁贡的功名。
　　蒲松龄坎坷的一生和特殊的生活经历，使他接触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和不同阶层的人物。作为生活于乡村的穷苦读书人，他不像一个老农一样关心田间禾苗的生长，为旱涝而担忧；作为富贵人家的西席和当地的名士，他又有与许多显宦如官至刑部尚书的文坛领袖王士禛以及山东按察使喻成龙等交往的机会。宽广的阅历使他产生了许多对生活的真切体验和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这一切都反映在他的《聊斋志异》中。他在《聊斋自志》中说：“集腋成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确实，《聊斋志异》是作者的一部“孤愤之书”，他寄托了作者对黑暗制度的批判，对腐朽科举制度的揭露，对自由幸福的爱情婚姻的歌颂和对广大人民苦难生活的深切关注。其内容之广泛，思想蕴含之丰富，人物形象色彩之斑斓，故事情节之曲折，是任何古代短篇小说家的作品都不能比拟的。
　　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说：“少赢多病，长命不犹。门庭之凄寂，则冷淡如僧；笔墨之耕耘，则萧条似钵。”正是在寂寞和凄冷的人生中，蒲松龄以对生活和艺术的挚爱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完成了这部宏伟的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据研究，《聊斋志异》的创作贯穿蒲松龄的一生，每写出一篇，人们或口耳相传，或争相传抄。但是直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冬，也就是蒲松龄逝世半个世纪后，才出现杭州赵起杲和鲍廷博编刻的三十六卷本《聊斋志异》刊本。旋即风行天下，并出现了不少模仿《聊斋》的作品，如乾隆年间沈起凤的《谐泽》和邦额的《夜谭随录》，浩歌子的《莹窗异草》；嘉庆道光年间冯起凤的《昔柳遮谈》，管世灏的《影谈》，等等。
　　在我国文学史上，还没有哪一部短篇小说集像《聊斋志异》那样广泛深刻地反映了自己所处的时代。蒲松龄的幼年是个天圻地崩的时代。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推翻了明王朝的腐朽统治，但很快，东北的满人乘机入主中原，建立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聊斋志异》从侧面反映了清初统治者对汉族人民和农民运动的血腥镇压，用大量篇幅描写了封建官吏横行无忌，豪绅恶霸鱼肉乡里，人民群众哀苦无告的社会面貌。科举制度是封建社会后期选拨人才的重要渠道，《聊斋志异》通过描写考官庸滥、科场舞弊和士子无能，暴露了科举制度的种种弊端。另外，封建伦理道德的虚伪性，封建婚姻制度的不合理性在蒲松龄笔下也时有揭露，特别是《聊斋志异》中有不少篇章热情歌颂了青年男女对爱情的追求，强烈地抨击了封建礼教。
　　《聊斋志异》虽然展示了封建社会种种生活风貌，但它的形象却多是花妖狐魅，神仙异人。它的人物活动的环境通常是冥间仙界和梦境幻乡，从而打破了一切时空的界限和生死的阻隔，显示出作者丰富的艺术想象力。蒲松龄集前人小说创作经验之大成，同时在表现方法上大胆突破和创新。《聊斋志异》之与六朝“志怪”和唐代“传奇”，绝没有亦步亦趋，尽蹈前辙，作者把六朝小说的浪漫主义成分和唐人小说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融合和提高起来，从而构成了独具特色的创作方法。鲁迅说《聊斋志异》“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可谓非常精当。蒲松龄把短篇小说以写故事为主提高到塑造人物形象为主。作者在广泛阅读史传等正统文学外，在潜心研究“志怪”、“传奇”的同时，又认真向白话小说及民间文学学习，从内容、形式、语言、表现技巧等各方面汲取了营养。蒲松龄以前，文言小说本来早已呈式微之势，尽管继唐代“传奇”之后仍不乏作者，却都无法挽回这个颓势。只是到了蒲松龄这里，由于他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把雅文学和俗文学巧妙地结合了起来，从而使文言小说在数百年的衰微之后重又焕发出耀眼的光芒。
　　康熙五十四（1715年）年农历正月二十二日，蒲松龄依窗危坐而卒，享年七十六岁。一代文学巨星就此陨落。但蒲松龄及其主要作品《聊斋志异》对后世却产生了巨大而遥远的影响。直到现在，蒲松龄的名字仍然家喻户晓，他的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中的许多故事也尽人皆知。《聊斋志异》在国外的传播，也大大超过了我国其他的短篇小说。现在《聊斋》已被译成英、法、德、意、日、俄等近几十种外文，受到了普遍欢迎和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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