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涉足道路交通立法已有时日，也积攒了一些零零散散的想法。撰写本书，就是想把我在立法论证会上谈到的观点串起来，整理出来，使之更系统，更有说服力。当然，也是为了能够更有成效地影响实践。学问上的孤芳自赏、自娱自乐，我向来反感，从不追崇。

　　先与李文彬，后和朱玉霞，我都曾很认真地筹划过，出一套部门行政法丛书。她们不含糊的首肯，也让我欣喜。只因我懒散惯了，拖延至今。去年获得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警察权研究”，已有的念头又萌动起来。我想，可以先从课题人手，遴选一批作品，然后，慢慢扩大到其他部门行政法领域。这套丛书应该是开放的，不忙贪多求快，要讲究品位，追求精细。就连丛书的装帧，我也一样要求雅致。

　　年岁慢慢大了，世事也渐渐看淡了，也可以放任性情，随心所欲，少讲一些人情世故，不计较一些利害得失。“摆落悠悠谈，请从余所之”（陶渊明《饮酒》），且看我能不能“堆”出一套有意思的书？朱玉霞建议，要不要为丛书写一个总序，我觉得太落俗套，免了吧。但还是要有一点交代，来龙去脉，也好让人知晓。

　　初稿完成之际，刘启川来电话为《政治与法律》约稿，组一期交通法的专稿，我挑出其中一章刊用了。之后，又将书中的其他部分陆续发表在《法学研究》《清华法学》上。施立栋、高刘阳、赵丽君帮助收集文献，并做法规范与案例的梳理。与廖峻、成锴等交警交谈，获益颇多，在此一并致谢。

一、引言

二、比较视野下的纠纷解决

三、标准化的管理模式

四、警察的现场勘查

五、责任认定

六、开放的专家构成

七、专业判断与法院的遵从

八、结束语

附录1 相关法规范

附录2 相关案例

参考文献

　　《部门行政法丛书：改进道路交通事故纠纷的解决机制》：

　　有了纠纷，怎么解决呢？公安机关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责任认定是一种特殊的证据，涉及专业知识，“是一种鉴定分析结论”，①所以，同意在公安系统内部给予一次救济。我们从1991年《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22条可以清晰看出。但是，从正当程序看，交警调查现场并作出责任认定，从根本上违背了无偏见原则（nobias），涉嫌自己做自己案件的法官。因此，无论如何强化职业培训，提高资质要求，增加透明度，也无法从根本上消弭当事人的质疑诘问。

　　但是，公安机关又不愿涉诉，不想当被告，那么，就得对已经实施的《行政诉讼法》（1989年）中概括受案规定做出限制性解释。早在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法发[1992]39号，1992年12月1日）就明确地指出，对责任认定不服，不得提起行政诉讼或民事诉讼，法院有权不采信公安机关出具的责任认定。从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以及有关案件的统计分析看，估计这个文件是公安机关主导推动下出台的，体现了公安机关对责任认定属性认识的基本立场，但对法院的影响似乎不大。

　　上述立场旋即受到批判。认为“实际上使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争议长期处于悬而未决的状况”，而且，“在民事诉讼中处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争议，对当事人极为不利”。因为“交通事故发生后，大量资料和证据都由公安机关掌握，受害人可能死亡，也可能因伤被送进医院，加害人有的因报警、抢救等原因对现场情况也不一定掌握，无论让哪一方当事人来举证，都很困难。当事人无法举证时虽可申请法院调查取证，但败诉风险很大，这显然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由于上述文件与《行政诉讼法》（1989年）之间的龉龃，以及实践上关于责任认定的争议频仍，理论上出现了可诉派与不可诉派之界分，地方法院也出现了可以受理和不予受理之不同实践。2001年、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分别刊载了“李××不服交通事故责任重新认定决定案”（2001年）、“罗××不服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案”（2001年），清晰地表明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基本立场。在“罗××不服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案”（2001年）中，二审法院明确指出，“对道路交通事故进行责任认定，是公安机关根据行政法规的授权实施的一种行政确认行为。该行为直接关系到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当事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应否被追究刑事责任、是否违法以及应否被行政处罚、是否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或者能否得到民事赔偿的问题，因此它涉及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②但是，公报案件仅有指导意义。法院对是否可诉依然存在较大的意见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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