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不仅涉及工商世界里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涉及到有时引起争议的一些人物,以及令许多人感到惊奇的职业发展道路,并且还对隐藏在这一系列现象后面的强大的经济驱动力进行了分析和探讨。20年前谁也没有预料到,竞争和市场的全球化会成为影响74届毕业生职业发展的关键因素。经济上的这种变化改变了管理工作的特性,改变了职业成功的道路,还改变了组织的结构和功能,以及工资水平等等。本书的中心内容是有关这115位工商管理硕士在这一期间的个人经历,以及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怎样成功地利用了这些变化。
各门学科都有经典,商学自然也不例外,要提供经营管理能力,要在激励竞争的市场上有生存能力,管理者必须读基本经典才行。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就是因为它不能立竿见影,但有持久的生命力。大凡能称为经典的东西,初读起来可能有些枯燥乏味,但读的时间越久,我们对它的领会越深,越是终身受用,其乐无穷。
新现实
不要依靠惯性。本世纪大多数成功者所走过的道路已不再能保证成功(第二章)。
注视全球化及其后果。一切都在变化,这既提供了大量的机会,同样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第三章)。
新反应
摆脱官僚化的大企业,走向小企业。速度和灵活性在竞争日益加剧的世界中将会获胜(第四章)。
从外部和内部帮助大公司发展;在咨询和其它服务领域存在着大量的机会(第五章)。
一般性管理远远不够;现在必须加强领导,方能帮助企业获胜(第六章)。
如果可能,你应该推动企业的发展并为之作出决策。在财务、金融和其它职业中存在着大量的机会(第七章)。
新对策
提高你的竞争动力。高标准和强烈的取胜愿望在今天和未来都显得特别的重要(第八章)。
决不要停止发展;终身学习对于成功显得愈来愈必要(第九章)。
就像领导者试图创立能激动人心的远景目标,经理们试图在规范的统治集团中出色工作一样,金融经纪人通常是市场的引导者、优秀的谈判员。咨询员以项目为导向,企业家以经营企业为他们的主要任务,金融经纪人经常以交易的情况观察世界。他们通过金融交易以帮助企业创业、成长和更有效地运转。由于交易金额巨大,尽管金融经纪人只收取很小比例的服务费,他们也能变得非常富有。
热衷于资本的人,往往相信通过市场和金融交易,经济能够得到协调发展。这些人怀疑通过统治集团和经理们、或者通过领导和同心协力,经济的协调发展就能实现。他们提醒我们,统治集团的本质是鼓励执行主管们只管往自己的巢里添羽毛,而置效率、持股人、顾客和职员的利益于不顾。他们还指出,共有的远景不过是宗教崇拜式的幻想而已。另一方面,市场和交易员趋向于使经济决策的制定更分散化,并把它放在掌握了相关信息的人手中。权力被分散就不易被滥用。市场并不需要利他主义刺激人们的工作。在亚当·斯密著名的例子中,屠夫并不因为心怀仁慈而供给人们肉食,他这样做是因为想挣钱2。市场关心的是盈利。
杰里米·金(Jeremy king)生长在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他的家庭从来都没有与真正的富裕联系到一起。他就学于艾伯森学院(Alberson College),这个学院不错,但不属于名牌大学。毕业后,杰里米先工作了5年,然后取得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20年后,无论从哪个方面讲,他都是一位特别成功的人士。
1946年6月8日,金出生在多伦多附近,是家中四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他的父亲在一家中等规模的制造工厂工作,杰里米的祖父以前也在这家工厂工作。他祖父是一位很熟练的机械工。杰里米的父亲上了8年的学后,就开始工作,30年后他成为了车间主任。
1963年至1967年,杰里米在离家很近的一所大学上学。这期间他经常在学校和家之间往来,毕业时获得了经济学学士学位。毕业后,他在通用汽车公司找到一份工作,在加拿大上班。
进入研究生院学习以前,他在那里工作了5年。1973年夏天,金在波士顿的一家投资管理公司工作。就是在那里,他结识了一位女士,正是这位女士6年后成为了他的妻子。快完成工商管理硕士的课程时,金接受了另一家美国大制造公司提供的一份工作,作为一名金融分析员去伦敦工作。
1974年至1979年,金在三个不同的城市从事三种不同的工作。最后,他还是回到加拿大安顿了下来(参见下面的个人简历)。当1979年问及他是否感到成功时,他非常肯定地说:是的。他是这样定义成功的:“成功基本上意味着在工作中,以及工作之外都达到了既定的目标后产生的幸福感。”
1980年,金创办了一家房地产公司。他自己出资一万美元,另外几十万美元来自于其它途径。创办阶段是十分不易的。即使在今天,当金描述那些过程时,人们仍可以从他的声音中感觉到他当年的艰辛。“我决定小规模地试一试,这种方式在美国已经非常成功,在加拿大还没有。我当时所要做的竟是大量的、没完没了的可怜的乞求。但是,最后我们终于成功了。”尽管他每周要花20多个小时在自己的公司里,但公司业务主要由他妻子管理。每天早上8点30分至下午6点,他作为一名高级管理经理在大公司里工作。然后从下午8点到晚上11点30分,他又成了一名房地产老板。当后来问及他如此长时间工作的感受时,他说:“确实,我感到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做所有的事,我也不喜欢这样。但是,为自己工作是一件非常有乐趣的事。我没必要非系上领带不可。商业计划是我制定的,我完全相信它们。在这种情况下,长时间工作好像并不是一件难以忍受的事情。”
1981年,金换了一家公司工作。他接受了蒙特利尔另一家大制造公司的一个资深计划主管的位置。当时他35岁,是这家公司里最年轻的高级主管。在杰里米刚加盟这家公司时的一次短
暂的交谈中,新公司带给他的激动溢于言表。但是,当问及他的长期计划时,他仍然对他的房地产公司充满希望。
要懂得为什么在《幸福》杂志所列的500家公司中传统职业的收入比几十年以前减少了,必须了解经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今天的经济世界已经显著地不同于这个世纪大部分时候的状况了。1994年与1954年的比较显示,竞争的变化已使大多数国家的产业游戏规则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划分二战后和我们现在生活环境的分界时间是1973年10月16日。在那一天,海湾石油生产国不顾西方石油公司的抗议,第一次大幅度和统一地提高了他们的石油价格——提价75%,
达到5.11美元一桶。10月17日,阿拉伯石油外长们商定共同削减石油产量,这进一步提高了石油的价格。到10月中旬,石油价格已攀升到17美元一桶。这一事件对美国经济霸主地位的
影响,比以前的其它任何一次事件都大,它标志着战后美国经济统治时代结束,开始了真正的全球化的经济时代。
凯文·约翰逊与他的同学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经历了这一事件的震荡。由于波士顿一些汽车主人的恐慌,位于北哈佛大街转角和西大街的两个加油站前排起了长长的等候加油的队伍。雷·柯林斯摇了摇头,他记得,在等了大约一个小时后,才加到了油,其他的人也只加到了4--5升油。像其他美国人一样,经济学家、商人,甚至公共政策的专家和我们的一些工商管理硕士们似乎都认识到了这一事件的重大影响。但没有人认识到这一事件具有的讽刺性的结果,设计的行动主要是为了限制竞争、控制价格和为石油生产者创造一个稳定的环境,但结果是出现了一个竞争更激烈、更少控制和更不稳定的经济环境。
这个新的时代可以被看成是美国大公司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860到1930年,经历了3代人,从’74届同学的曾祖父到他们父母的诞生。在这段时期,第一批大公司在美国出现。许多好事情都同这个时期相连,寿命的长度和总的收入都有了很大的增长。但这个时期也有黑暗的一面:新公司滥用权力导致了一些麻烦,贫富的距离拉大了(见下页对历史的回顾)。由于工业革命的驱动和共和党总统的指导,第一时期在1930年左右被一个新的时代所替代。这个新的时代受到民主党政权的强烈影响。从1930年到1970年,民主党在10次竞选中有7次获胜,在第二阶段期间民主党试图改善大公司资本主义所造成的问题,但不是放弃资本主义本身。
在今天这个时代,如果你不善于把握机会,你就不可能在工作中取得成功,除非你是一个特别走运的人。同样重要的是,知识就其本身来说,明显的不是成功的充分条件。成功地履行一种职业,例如企业家、咨询顾问、领导者或经纪人,各自都要求特定的才能和个性。在此,哈佛商学院’74届毕业生的经历再次成功一个极好的例证。
斯坦·罗伯茨、凯文·约翰逊以及他们的同班同学都出生于1944~1950年期间。恰好是人口大增长浪潮的前夜,这以后一段时间的人口增长,40多年来使我们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发生了改变。他们巨大的数量导致了在50年代末产生了数以千计的小学和中学。在60年代,他们助长了学院和大学的大量膨胀。1968年,他们对越南战争的抗议阻止了林登·约翰逊第二次连任
总统的企图,而帮助了理查德·尼克松的竞选,尼克松在这115人毕业离校后的两个月,就因水门事件辞职了。
从多方面来看,这些人远比人们的想象的模式要多样化。约翰·佛鲁杰克(John Vrojic)曾是游泳冠军,在他年轻的时候,他花了数千小时的时间参加训练和比赛。比尔·佛雷泽(Bill Frazer)从不热心参与任何运动,而且总认为运动员是智力略低的一类人。鲍勃·克鲁格(Bob Kruger)在同他父亲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中长大,甚至在现在,他们仍经常互相见面,并共享对方公司的成功。卡尔·托马斯(Carl Thomas)当谈论到他的父亲时,很难控制发怒的情绪。托尼·米歇尔斯(Tony Michels)曾。在越南打仗,他在过去和现在都为这一段服役经历感到骄傲。鲁道夫·沃格勒(Rodolf Vogler)长发披肩,在1969年和1970年,参加过数十次反战的游行。班上还有一些人的举止行为都十分的传统和拘谨。有一个人,到目前为止仍是一位戏剧演员。有一些人看起来像电影中的成功商人。但他们中至少10%的人,甚至更多,看起来远不像我们老一套模式中的工商管理硕士们。但不管他们个高个矮、英俊潇洒或相貌平平,爱好广泛还是单一以及其它差别,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身上有一些方面是相似的。正是那些相同点,使他们在1972年一起跨人了哈佛商学院。
对那些在著名大学接受研究生教育的人来讲,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孩提时代就生活在很好的经济环境中,有一半是生活在中上层家庭中,只有13%是来自于中下层的家庭中;不到1%的人的父母是属于下层的。他们中45%的家庭在1960年的收入超过了6000美金,而美国只有85%的家庭达到了这一标准。在正规的学校教育方面。美国男性当时达到大学或大学以上文化
程度的比例不到10%,而’74届同学的父亲中具有大学或大学以上文化程度却达到了56%。从职业上讲,他们的父亲是经理和专业人员的数量是1960年美国职业男性的三倍。
从大多数方面讲,这些家庭的变化是新奇的。父母的工作、收入和教育水平已高于他们的祖父母。祖辈所受的正规教育一般是12年,父辈所受的教育一般是15年。从收入来讲,年龄在
60岁的父母所拥有的存款一般是他们父母的三倍。他们中许多家庭从中层上升到了社会的中上层。从一些尺度看,大约70%的家庭是处于上升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