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高阳在华人社会的影响力，有人曾这样形容：有水井处有金庸，有村镇处有高阳。
高阳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旧式文人”，他学富才高，著书百种，嗜酒如命。常自嘲：酒子书妻，即以酒为子，以书为妻。
清末有“三屠”，张之洞用财如水，人称“屠财”；袁世凯好行杀戮，时称“屠民”；岑春煊性好劾人，称为“屠官”。对于清史独钟的高阳，以善“屠纸”予以自谓。
高阳的作品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总印数已经超过2000万册，“有村镇处有高阳”之说名不虚传。
何怀硕说“高阳是奇人。在这个旧文化崩析、新秩序未立的混乱年代，他兼有旧学与新慧”。
台湾作家张大春说“高阳的成就独一无二，甚至难以找到继承人”。
台湾著名小说家王文兴说“高阳是国宝级人物”。
台湾诗人痖弦称高阳为“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历史小说第一人”。
高阳本名许晏骈，字雁水，笔名郡望、吏鱼，出生于钱塘望族。许家先祖在清朝世代为官，曾有人担任兵部尚书、内阁学士之类的官职。高阳童年所居住的祖屋，门口就悬挂着由嘉庆皇帝亲笔所题的“榜眼及第”、“传胪”等匾额；在花厅中也高悬着慈禧太后亲笔书写的“福寿龙虎”世匾。高阳的父亲许宝朴曾任浙江财政司官员。母亲黄婉同是出身富贵的大家闺秀，不仅饱读诗书，更能将正史、野史转述为一个个精彩的小故事。因此，幼年时代紧随于母亲身旁的高阳，自然而然地聆听了许多官场现形以及乡野传奇，无形中，母亲也成了高阳文史修养的启蒙之师！
有十个兄弟姐妹的高阳，在家排行老九。
高阳大学未毕业，就以优秀成绩入杭州笕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当了空军军官。1948年随军赴台湾。曾任国民党军队参谋总长王叔铭的秘书。退伍后任台湾《中华日报》主编，还一度出任《中央日报》特约主笔。高阳擅长于史实考据，曾以“野翰林”自道。他的成就不仅在于评史述史，更重要是将其史学知识用于创作历史小说。
高阳的创作以清代宫廷与近现代高层人物生活为主，高阳对历史小说的贡献，最主要的在于他“以考证入小说，以小说成考证”，开创了中国历史小说的新类型。
高阳读书不记笔记，但却有着超凡的记忆力，对中国历代皇帝的生卒年月日、民族、籍贯、三亲六眷、兴趣爱好都了然于心，对于帝王们手下的文臣武将、宰相诸侯，以及嫔妃太监、心腹与政敌，也无不熟稔，朋友们便戏称他为“皇帝老儿家的总管家”。更重要的是，高阳对于皇室权力斗争、朝廷政治风云、宫闱秘闻、以及牵一发动全身，由此带来的对于整个中国的各种影响，无不津津乐道，了如指掌，堪称“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了。
1962年，高阳受邀联合报副刊连载《李娃》，这部作品不但一鸣惊人，也成了高阳历史小说创作的滥觞，而后发表的《慈禧全传》及胡雪岩三部曲《胡雪岩》、《红顶商人》、《灯火楼台》，更确立了他当代首席历史小说家的地位。
高阳一生著作共有90余部，约105册。高阳的历史小说注重历史氛围的营造，情节跌宕，旨在传神，写入物时抓住特征，寥寥数语，境界全出。
高阳幼承家学，其后自学有成，再加上此前已累积了多年现代小说的创作经验，因而一步入历史小说的领域，立刻创造出引领风骚的局面。由于其先祖在清朝世代为官，来台后因而能为小说灌注浓厚的历史感，其创作理念对后来者亦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高阳的小说以史料繁细、运用从容有余见长，就作者的取材角度及材料与小说的对应关系观察，高阳作品的材料来源的确十分广泛，几乎囊括了历史研究的全部范围。小说的某些段落对史料的依赖极深，具有利用小说展现史料的企图，一些看来不起眼的细节也有史料为依据，高阳的小说被称许为“庶几乎史”并非没有原因。
高阳这种写作风格的形成与高阳历史学者的自我定位有很大关系。高阳具有强烈的考据癖，考证与小说互相影响，愈到创作后期二者的结合愈趋紧密。
高阳对历代王朝兴衰得失的关键，有独到的见解。他总结了三条法则：一是历史的重心在经济，经济的重心在交通；二是任何朝代都有中心势力，此一中心势力如为高级知识分子，必开一代之感运；三是一个王朝，亦如自然人之有生老病死，但在生老的过程中，休养生息，培养人才，就会出现中兴的局面。
这个“中心势力”的提法则可以用来说明高阳作品中关于官闱斗争、政治风云的叙写特别细腻曲折的原因。虽然高阳极为注重他的考证成果，但对读者而言，小说中的历史成分与人情法则可能才是阅读乐趣所在。
高阳的作品不仅具有历史百科全书的内涵，同时也是人情世故的百科全书，高阳的小说之所以能影响、流传如此之广，本身有其与众不同的独特魅力：
一是因为作者以独到的眼光钜细靡遗地挖掘了包含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诸多史料，这些史料在古今的对照下毋须夸张点染，天然具有奇趣；二是对人情、世故、智谋的深研熟玩，有意用来建筑小说的戏剧性；三是小说中的人生态度符合今日大众的需求，与旧式观点产生了隔膜，因而能广为大众所接受。
高阳的历史小说中写了不少爱情故事，他写出了爱情的真与美，又通过爱情，写出了女人心机的缜密、应变的灵动、意志的果敢、生命的韧性。
高阳小说至今仍风靡的原因，正如林青在《高阳传》中指出的：“时下，田园风光的乡材原野早被日趋扩大的都市所蚕食、所吞噬，太多的是急小功近幺利者，大面积的伐树木、采山石、排污水，为了追求生活的舒适与享受，而破坏了大自然的古朴与野趣，人们再也无需也无从张扬原始的天性。另一方面，立交、地铁、别墅、霓虹、电视、饮料，人们饱尝轻松自乐，人们的感官在体验粗犷与雄浑上都显得十分退化了，再往何处去体会撼天动地的悲剧意识和人文精神？”
“高阳历史小说的走俏，也是当代人为自己的软绵绵而又急切浮躁的生活与心态补充精神上的钙和盐。”
01 蛤蟆祭天
青岛成了民国的首阳山。
自从“新约法”公布，国务院改为政事堂，袁世凯特派长子克定，来劝徐世昌的驾，到北京出任国务卿以后，遗老的阵容，自不免减色。但“十老”之中，还有两名“总督”、一个“状元”，诗酒唱和，饱饫鱼翅燕窝之余，大发“风景不殊，举目有河山之异”的感叹吟咏，依然是小报上的好材料。
这一天是在“周玉帅”家集会——周馥，字玉山，做过两广总督；他自己是袁世凯的亲家，他的儿子周学熙又是袁世凯的财政部部长。这位齿德俱尊、顶有福气的遗老，家厨出名，招待周到，所以每逢他做东，一定十老毕集。而这天却少了一个。
“咦！赵次帅呢？他的兴致最好，赴会必早，何以今天不见人面？”
问这话的是原籍山东，寄居浙江，做到学部副大臣的劳乃宣；他口中的“赵次帅”是指赵次珊，也就是当过东三省总督的汉军旗人赵尔巽。
“你还不知道？”周馥答道，“赵次珊进京去了。应项城的征聘，就了清史馆馆长。名山事业，不急在一时；接了事，马上就会回来的。”
果然，十天以后赵尔巽由北京回到青岛；劳乃宣特地去拜访他，想打听打听“春明近事”。
“项城倒还是故人情重。”赵尔巽说，“虽谈不上日理万机，也够忙的；承他两次邀饮，谈得很多，总算有几句肺腑之言。”
“喔，”劳乃宣急急问道，“他对‘皇上’是何态度？”
“项城自道：如今一切的作为，都在调护皇室，本没有辜负先朝之意。他跟他的老把兄谈过，想卸去仔肩，无奈找不到替手。”
劳乃宣知道，赵尔巽所说的袁世凯的“老把兄”，是指“小朝廷”的总管内务府大臣世续。这“找不到替手”的话，是不是世续所说？倒要问个清楚。
“是的。”赵尔巽答道，“世伯轩认为当今尚无一位能够笼罩全局，调护幼主的人。项城只好冒天下之大不韪了。”
“看来项城倒是用心良苦！”
“也可以这么说。”赵尔巽点点头。
“次帅！”劳乃宣很兴奋地说，“我一直有个想法，如今倒像是可行了。”
“请教！”赵尔巽又问，“是不是你那《共和正解》的卓见？”
“时势略有不同，我预备再写一篇《续共和正解》，等脱稿后，请次帅指教。”
劳乃宣连夜动笔，提出了他的复辟主张。袁世凯虽有归政之心，但小朝廷的宣统皇帝，方在冲龄，大政不能亲裁；如果另外找一位摄政，又难得适当的人选，算来算去，还是袁世凯最适当。
照劳乃宣的想法，宣统亲政总得过了十八岁，那时袁世凯不死也衰迈了，所以预定“十年还政”，这十年中，袁世凯以民国的总统为清朝的摄政，他想出来很得意的一句警句：“以欧美总统之名，行周召共和之事。”将袁世凯作周公、召公，不但颂扬得体，而且“共和”两字有了着落，所以叫做“正解”。
为袁世凯着想，这十年之间，名位实权，一无所损；而在十年以后，还政之时，清朝应该封以王爵——当民国的总统，退位以后是老百姓；还政清朝，则当过总统，还可封王，不但护卫森严，得以保护他的安全，而且“世袭罔替”，他为袁家的子子孙孙都打算到了。
写成了这篇《续共和正解》，劳乃宣异常得意，一面托赵尔巽带到北京；一面写信给周馥跟徐世昌，请他们在袁世凯面前，代为进言敦劝，采纳他的建议。
赵、周、徐都不负所托，他的稿子他的信，一起都送到了袁世凯办事所在的西苑春藕斋。
“劳玉初的心地倒还明白。记得庚子那年他当直隶吴桥县令，严办拳匪，地方未受骚扰，总算还有见识。”袁世凯指着《续共和正解》问徐世昌，“菊人，你看他的意见如何？”
徐世昌慢条斯理地答道：“用心可嘉。”
“我也是这么想。”袁世凯说道，“叫他来做参政吧！”
参政的正式“官名”叫做参政员——根据袁世凯一手制造的新约法，立法机构采取一院制，定名就叫立法院；在未成立以前，先设参政院，代行立法职权。特任软禁在瀛台的黎元洪为院长；参政员七十三人，由总统直接任命，除了被袁世凯指为“乱党”的国民党员以外，新旧名流，多被罗致在内。只看赵尔巽和另一个“总督”李经羲亦不过参政的名义，就可以想见此“官”不小。
民国而主张复辟，不但不曾办罪，还做了高官，可见得袁世凯大总统心存清室。
于是遗老遗少大为起劲，认为“日月重光”之期不远了。
复辟的说法，看来是荒谬的。国民党领导的革命志士，前仆后继，十次起义，不知丢了多少脑袋，才开创了一个从古未有的民国；袁世凯捡便宜搞了个总统当，岂有得福不知，再推戴宣统去当皇帝的道理？一个人犯贱也不能贱到这样的地步。
话是不错，但有些迹象又如何解释？只说从夏天以来的变化好了，第一是改设政事堂，内阁总理变了国务卿。照袁世凯说法是仿照美国的名称，可是美国的国务卿是外交部长，日本译名称为国务卿，有些牛头不对马嘴，特为采用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官名，无非是取那个“卿”字；皇帝对臣子客气，不是称“卿”吗？
这一点用新官制来印证，更觉显然，文官分三等九级，“卿、大夫、士”三等每等又分上中下三级，像“上大夫”这种官称，封建意味太足了！
武官改称“将军”，这也是沿前清八旗驻防制度而来的官名；任命段祺瑞为“建威上将军管理将军府”，更是明朝都督府的遗制。此外还有祀孔、“郊天”之议。孔子万世师表，不废祀典，犹有可说；南郊祀天，则是皇帝独有的祀典。“受命于天”，称为“天子”；总统是受全国人民的托付，与天何干，祀天何为？
这些历历有据的事实，除却是为复辟做准备以外，再也不能有适当解释，因此小朝廷中上至毓庆宫的“师傅”，下至“打扫处的太监”，莫不欣然色喜，奔走相告；落魄的“旗下大爷”，日夜憧憬着按月“关钱粮”的好日子，更是兴高采烈，加意渲染，于是有人把这一年——民国三年甲寅，叫做“复辟年”。
风声越传越盛，有个相当于前清御史的肃政史夏寿康，特参一本，案由叫做“检举复辟谬说”。层层转到春藕斋，袁世凯提笔批了一句：“交内政部查明办理。”
查禁“谬说”的告示一出，小朝廷首先着了慌，怕因此会被取消“优待条件”，上上下下噤若寒蝉；已经到了济南的劳乃宣，也不敢北上来就参政，转回青岛。这一下，京城里“复辟”的流言，才渐渐平息下来。
不久，冷镬里爆出一颗热栗子，有人到步军统领那里去检举，说是国史馆协修宋育仁公然演说“还政清室”，请求查办。这个人是宋育仁的同乡，借钱没有借到，心中怀恨来告状，但不是诬告。
宋育仁是四川人，也算是王湘绮的得意弟子——光绪年间四川总督丁宝桢礼聘王湘绮主讲尊经书院，宋育仁跟他的师生关系，就是这么来的。
也就由于这一层师生关系，王湘绮当了国史馆馆长，宋育仁得老师的提拔，充任国史馆的协修，修史在清朝，是非翰林不能承当的职司，但国史馆协修，哪里有翰林院编修的称呼来得高贵？因此，劳乃宣的《续共和正解》一流传，宋育仁大为兴奋，公然演说，“还政清室”便可国泰民安。当然，到那时候他就是翰林了。
一出门便发觉有异；看这两名士兵的制服，是属于步军统领衙门的。这个衙门负责京师的治安，光顾上门，绝非好事。宋育仁不由得想到了“严禁复辟谬说”的告示，两条腿瑟瑟地抖了起来。
“你是宋大人吗？”
问话的态度，相当恭敬；宋育仁颇觉意外，“是的。”他强持镇静，“我就是宋育仁。”
“宋大人！”那士兵“啪嗒”一声，皮鞋跟碰跟，行了个军礼，“我们统领大人有请。”这看来没有什么恶意，宋育仁就“抖”起来了，“我在广和居有个饭局。”他昂然答道，“明天上午去拜访你们统领好了。”
“我们统领也备了饭在那里。说是务必请宋大人屈驾。”士兵将手一指，“统领特地派了他自用的马车，叫我来接宋大人。”
这变成情不可却了。广和居那个“文酒之会”可到可不到；宋育仁便点点头答应，坐上马车，直驰步军统领衙门。
步军统领名叫江朝宗，字宇澄，安徽旌德人；本来是当店里的学徒，不堪朝奉的虐待，一逃逃到天津，正好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江朝宗为了求个啖饭之地，投身行伍。当店的学徒要认当票，自然就认得字，所以为袁世凯所识拔。他的相貌长得很体面，个子虽不高，魁梧结实，是一副憨厚之相，而又最恭顺不过，颇得袁世凯的欢心，不次拔擢，竟当到步军统领。这个职位是当初袁世凯的“荣中堂”荣禄当过的，俗称“九门提督”，在老百姓面前威风非凡。不过江朝宗倒颇有自知之明，才能绝不能跟“荣中堂”相比，因而也不敢作威作福，特别是对大小官员，一团和气，十分可人。
“宋先生，久仰，久仰！”
宋育仁跟江朝宗还是第一次见面。看他穿一件闪光烁亮的酱色团花缎袍；黑缎珊瑚套扣的马褂，下身却着一条黄呢军袴，足蹬一双长可及膝的红皮马靴，这副中西合璧、文武兼资的装束，配上他那傻乎乎的笑容，让宋育仁差点笑了出来。
“不敢当！”宋育仁绷紧了脸还礼，“江统领见招，不知有何指教？”
“小事，小事！”江朝宗收敛笑容，皱一皱眉，“有人对宋先生不礼貌，说宋先生也赞成复辟？”
“不是！”宋育仁这样分辩，“我是见了劳玉初的文章，想驳他——”
江朝宗连连摇手，打断了他的话，“宋先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他用安慰的语气说，“请宋先生写一篇答辩的文章，让我能够交差就行了。”
接着便替他预备笔墨茶水，留他一个人在屋子里静静构思。宋育仁定一定神寻思：如以为作篇文章，便可过关，是件很便宜的事，那就错了！这篇文章可能会呈给袁大总统看，是个难得的机会，绝不可轻易放过。
主意一打定，下笔就容易了，开头申明宗旨，说“劳乃宣着《续共和正解》，可采而有未洽。”未洽者何？就是他要补充的；“援春秋托王称公之义，定名大总统独称公。”劳乃宣建议“还政”以后，袁世凯应该封王，而他主张称“公”，近于贬下。这一点他也有解释，照现行的官制，卿、大夫、士三等而论，上面应有一位“公”才构成完整的系统。接下来，论调便由复辟而隐隐然变为劝进了。
交了卷，由江朝宗的秘书奚以庄，陪着吃了饭，仍旧用马车将宋育仁送回家。江朝宗并无下文交代，情形看起来似乎又不大妙了。
过了几天，得到确实消息，内政部根据步军统领衙门所送的那篇文章，呈文大总统，说：“宋育仁议论荒谬、精神瞀乱，应追回原籍。”然后，步军统领衙门又派人来请，不用说是要执行命令了！所谓“遣回原籍”，当然是当犯人“递解回籍”。
到了步军统领衙门，才知不然。江朝宗设盛宴款待，酒过三巡，主人道明本意“大总统的意思，想请宋先生暂时回川休养。至于路费一层，宋先生不必担心。”说着递过一个红封套来，打开来一看，是一张交通银行三千元的支票。
宋育仁觉得这张支票，好比一张预约的保证书，袁世凯不做皇帝便罢，做了皇帝，自己必有“大用”之日。因而欣然收下，准备动身。
动身那天，江朝宗特派他的秘书奚以庄护送到车站，明为送行，实为监视；京汉路的火车一开，便算了却这一公案。只是外界不明真相，以为宋育仁真的是因为鼓吹复辟谬说，被递解回籍；一个个吓得噤若寒蝉。当然，骗不过去的，也大有人在，其中之一就是宋育仁的老师王湘绮。
在袁世凯的心目中，负士林众望的只有三个人：严几道、章太炎、王湘绮。章太炎被骗到北京，不肯向袁，已遭软禁。王湘绮则出于他的得意弟子又为至亲的杨度的举荐，袁世凯写了自称“世侄”的亲笔信，礼聘到京，充任国史馆馆长，本来袁世凯对他抱着极高的期望，谁知他一到京就让袁世凯啼笑皆非，不能不“敬鬼神而远之”。
此老不为礼俗世法所拘，其妻悼亡以后，一直以仆妇为妻妾；最后一个是周妈，既老且丑，而情好弥笃。受聘入京，携带周妈同行。路过武汉，督军段芝军设宴欢迎，他居然带着周妈赴席。到京那天，袁世凯在居仁堂欢宴，依然少不了周妈陪伴；车进新华门，他忽然问周妈：“我眼睛花了，认不清；这座门上三个什么字？好像是‘新莽门’？”
这是有意误华作莽。当时有随从打了“小报告”，袁世凯颇觉刺心——王湘绮将他逼迫清廷，比做王莽的篡位。
到了居仁堂坐定寒暄，王湘绮手指袁世凯，回头向周妈说道：“喏，喏，这就是我常跟你提起的袁四少爷，现在做大总统了！”
这番老气横秋的样子，近乎狎侮。袁世凯无可奈何，心里却是凉透了，知道要想叫此人歌功颂德是不可能的事。
由于袁世凯的冷淡，王湘绮这个国史馆长干得就不是滋味了。馆里的经费每月八千元，都由周妈经手。两个月未发，周妈便在枕边诉苦。王湘绮亲笔写了一通公文咨财政部，说要经费像讨债，“殊伤雅道”；他亦不愿屡屡索讨，“相应咨请贵部查照，既不能逐月照发，请即转呈大总统，将国史馆取消可也”。
财政部接到这样一通既似负气又似儿戏的公文，当然不便跟他计较，更不能真的贸然呈请取消国史馆；只有先发一个月经费，以为敷衍。
王湘绮、杨度师弟，平生志业，本在跳出儒家正统以外的“帝王之学”，当袁世凯接纳杨度的献议，卑辞厚币敦聘出山时，此老一则动了游兴；再则也要看看袁世凯究竟能不能成气候，在京半年，所见所闻，莫不是袁世凯在玩弄权术，不免大失所望。
将袁世凯比做王莽，是就辛亥年而言；眼前的袁世凯，照王湘绮的看法，应该是曹操，因而他在日记函札中，以“陈思”作为袁寒云的代名——以袁二拟之为陈思王曹植，自然是以袁世凯比做曹操。论才论势，袁不及曹，而曹操终其身不敢称帝，袁却已有猴急的模样。就这一点看，便非人君之度。
复辟的流言一兴，在对付宋育仁这件事上，王湘绮看透了袁世凯的本心：表面一套，暗底下又是一套，公然示天下以伪，这哪里是创业之主的作为？袁世凯一定要称帝，而称帝必败；自己一生不做清望官，也说过“虽上西山，不必采薇”的戏言，讽刺过李经义、赵尔巽这班“贰臣”，结果蹬在“袁皇帝”这遭浑水里，岂不为天下人所笑，此老等宋育仁一走，也动了归志。
走要走得潇洒，才能使人有这个感觉：王湘绮如天马行空，不可羁勒；这一次来就国史馆馆长，无非游戏人间。乘兴而来，兴尽而归，如此而已。
于是，灵机一动，他又在周妈身上找到了题目。周妈是国史馆的“主妇”；八千元一月的经费，由她一手支配，节俭的经费，在东安市场大办首饰衣服，此外还有许多“作威作福”的“劣迹”，因此，报上天天登她的新闻。王湘绮看了也不气反觉得有趣，自以为是千古官场的创举。
他找的这个题目，也是千古的创举。用“慰亭老侄总统”这个称呼，上书自劾——略有当年“翰林四谏”之一的宝廷，由福建学政任满回京复命，纳红山船妓为妾，自劾无状的意思，而更为诡谲；自道不能约束周妈是“帷薄不修”，应该解职。
信送了出去，不等有何下文；王湘绮就携着周妈，飘然出京。临走的时候跟馆员半真半假地说：“你们可以议朝仪了！”
朝仪早已有人在议，而且也见诸行动了。
冬至之前数天，由新华门到天坛的大路上，广征民夫、铺黄沙、洒清水，仿佛整治“跸道”，是为了“蛤蟆祭天”。
“蛤蟆祭天”这句谣传，不知意何所指，但流行已久，直到袁世凯在冬至前三天发表明令，方始明白。命令中首先是驳斥民国不该祭天之说：“鼎革以来，群言聚讼，辄谓尊天为帝制所从出，祭祀非民国所宜存，告朔饩羊，并亡其体，是泥天下为公之旨，而忘上帝临汝之诚。”然后以“天视民视，天听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四句振振之词，将“天”与“民”绾合在一起，作为民国亦必须祭天的理由，说是“冬季令节应举行祀天典礼，本大总统届期敬率百官代表国民，亲自行礼”；各地方则由行政官代表地方人民致祭。
原来“蛤蟆”是指袁世凯。他本来的外号，是章太炎所题，出于他为了挖苦黎元洪进京、被幽居瀛台而改的一首杜诗：“云移鹭尾开军帽，日绕猴头识圣颜”，叫做“猴头”。袁猿同音，由猿而转为猴，又有沐猴而冠的意思在内。所以这个猴头的外号，流传颇广。但市井小民却不能欣赏这两个字之中转弯抹角的趣味，看袁世凯矮胖身材，说他像蛤蟆，倒也不错，于是这第二个外号，很快地也叫开了。
典礼期前斋戒，仿照清朝的遗制，由内务部制发“斋戒牌”自大总统到陪祭官，无不佩戴。同时又特制“九章祀服”，大总统头戴九梁冠样的“爵弁”；身穿十二团的蓝色大礼服；下面着的是印有千水文的紫缎裙，看上面像个茅山道士，看下面像是穿了蟒袍在唱戏。但是，这副不伦不类的模样，老百姓是看不到的。因为步军统领江朝宗、警察总监吴炳湘，还有高高在上，权力足以指挥京城一切警卫兵力的军警执法处处长雷震春，已奉到密令，务必做足了“出警入跸”的派头，好让袁世凯尝一尝“天子躬行南郊大典”的味道，所以从拆除乾隆回妃所住的宝月楼而开的新华门起，往南出正阳门，转往永定门之东的天坛，五步一哨，十步一岗，甚至有些人家的屋顶上，也站着端了枪的卫兵，不准百姓窥看。至于天坛周圈，更不用说。总有两三千横眉怒目的士兵布岗，把个本该雍容肃穆的典礼，搞得杀气腾腾，仿佛随时会出现流血五步的剧变似的。
冬至这天是十一月初七，节气交在子时，但祀典仍在黎明举行。清晨三点钟，大总统坐装甲汽车出府，由正阳门到天坛，再换乘朱轮金漆的双套马车，到了昭亨门外，改坐椅轿进坛行礼——“祝片”上具衔是“代表中华民国国民袁世凯”；他默祷时是不是自称“子臣”，就没有人知道了。
02 梁启超单刀赴会
接到袁克定的请帖，梁启超颇为踌躇。这年二月“人才内阁”垮台，他辞掉司法总长的时候，心还很热，认为袁世凯还是可与共事的人，所以接受了币制局总裁的任命，想在整顿财政上有所作为。而这番热心，很快地灰冷。因为他从六月间开始，一连拟了七个整理币制的计划，有的已经批准，有的还搁置着，而不论已未批准，都成了纸上谈兵。财政掌握在交通系手里，一切调度，都以方便袁世凯为原则；且不说浑水摸鱼，谈不到整理，就想整理，也轮不到梁启超来插手。
因为，他算是觉悟了，一介书生，文章报国才是本分；所以坚决求去，借住在西郊的清华学校，埋头著作，一个多月的工夫，写成了一部《欧洲战役史论》；同时跟中华书局谈成了一项合约：中华书局发行一本《大中华杂志》，聘请他担任主任撰述。一行作吏，万种酸辛；还是笔墨中讨生涯，方是安身立命之道。
如今袁克定特下请帖，注明只请他一个，并无别客，那就显然有不足为外人道的话要谈；而且也可想而知，绝不是谈学问，而是谈政治。好不容易才能摆脱宦海，如何又轻易卷入旋涡？这就是他踌躇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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